星期六书房|一杆借来的秤，称不出东北的分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引子　飞机上的疑问

1932年9月4日，一架属于张学良的飞机从北平起飞，载着一位英国伯爵南下上海。

伯爵名叫李顿（Victor Lytton， The Earl of Lytton），国联调查团团长。他在中国待了将近半年，报告书的最后一页刚刚签完字。飞机越过华北平原，他望着舷窗外无边无际的田地和村落，在日记里写下一串问题。我正俯瞰的这个国家，我们真正了解多少？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又了解多少？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束？

当天到了上海，行政院长汪精卫和财政部长宋子文登门拜访。两位部长问得很具体。如果日本承认“满洲国”，中国要不要跟日本断交？要不要恢复和苏联的关系？日军进犯热河，打还是不打？共产党的问题该怎么处理？

那天晚上，李顿在日记里写道，能对这些问题贡献一点意见，他感到受宠若惊。他接着感慨，中国的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向他咨询国家大政，而半年以前，这两个人根本没听说过他。由此可见，只要赢得信任、别对他们发号施令，“引导和帮助这些人是多么容易”。

这批私人文件在英国李顿故居存放了七十年，才被国内高校学者整理出来。今天读到这一段，心里难免一沉。一个刚刚丢了东三省的国家，抵不抵抗、跟谁结盟，要去问一位外国访客。而这位访客的第一感受，是中国人很好引导。

九一八之后的整整一年，南京几乎把全部外交筹码押在了日内瓦。李顿调查团就是这笔押注换来的东西。它带回来一份措辞体面的报告书，也带回来很多当时的中国人没来得及细看的东西。

排在第四项的议程

1931年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秘书长递交申请书，援引盟约第十一条，要求立即召开行政院会议。

同一天，伦敦宣布放弃金本位，英镑贬值。

第二天上午，英国内阁开会，一共十项议题。“中日在满洲的行动”排在第四，前面三项分别是禁止购买外汇、财政状况和食物供应。这次会议之后，内阁再次正式讨论东北问题，要等到11月10日，中间隔了七个星期。

东北对英国来说是件麻烦，但算不上头等大事。这个排序，基本决定了此后一年中国能从国联得到什么。

南京其实很清楚要去求谁。

9月19日，事变爆发第二天，顾维钧奉张学良之命去见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试探英国是否愿意出面。临走前，顾维钧特意提了一句，眼下正是南京政府迅速了结索伯恩案的好时机。这是一个英国青年在上海被中国军警拘押后失踪的案子。蓝普森心领神会，说南京要是现在还不赶紧解决，那就太蠢了。

求人帮忙之前，先递上一份人情。弱国外交的姿态，从第一天就定了下来。

人情递过去，蓝普森的回答始终是情报不足，无法表态。十月初，南京向英、美、法、德、意、西六国发出照会，恳请各国派人去东北实地观察。蓝普森召集各国公使商量，他的第一反应是，中国人正试图诱导我们去做国联理事会已经拒绝的事情。

各国公使最后的共识很微妙。人可以派，但要谨慎，避免任何形式的正式调查团。更关键的是，谁都不愿意带头。英国怕被日本当成出头鸟，美国说只要国联会员国先派了它就跟进，林德利还发现，法国驻东京使馆的官员明显偏向日本。蓝普森后来对南京方面说得很直白，英国“没有理由成为其他人的避雷针”。

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一句话就拿住了英国。他告诉英国大使，如果记者知道观察员是英国提议的，东京的报纸会用头条攻击英国。伦敦随即忙着解释，提议是法国人先说的。

最后的转折颇有讽刺意味。

1931年11月21日，在理事会公开会议上正式提出派遣调查团的，是日本代表芳泽谦吉。

日本从坚决反对第三方介入，到主动要求国联派人，是因为它算清楚了这笔账。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私下估计，调查要花上大约一年。一年时间，足够关东军把生米煮成熟饭。英国代表塞西尔则松了一口气，他在给外交大臣西蒙的信里说，调查团一旦成立他就放心了，否则中国人随时可能跟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要求援引盟约第十六条实施制裁，那会让英国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中国求了三个月的调查团，终于在日本的提议下成立了。各方都满意，因为它首先解决的是列强自己的难题。

12月10日，理事会通过决议。调查团由五人组成，英国的李顿任团长，另有美国的麦考易、法国的克劳德、意大利的马克迪和德国的希尼。中方派顾维钧，日方派吉田伊三郎，作为参与员随团。

接下来的时间表是这样的。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1月28日，淞沪战火燃起。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调查团先去了东京，3月14日才抵达上海，距离九一八已经过去将近半年。

1932年3月，调查团访问日本，会见日本外务省

南京的鱼翅宴和一则寓言

3月27日，调查团到了南京，一住六天。

李顿第一次见蒋介石，是在城外的一处别墅。他在日记里写，这位总司令剃着光头，穿一件紧身卡其布短上衣，没有任何军衔标志，看上去像个囚犯，但很可能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军事领袖。

1932年3月底，调查员抵达南京国府

3月30日，蒋介石设宴款待，鱼翅、燕窝、海鲜摆了一桌。第二天晚上，蒋介石、汪精卫和外交部长罗文干跟李顿会谈，顾维钧做翻译。中方问他对上海局势怎么看，李顿直接批评他们抵制圆桌会议是个错误，建议接受会议，同时以日本撤军作为开会的条件。

一个受害国的三位最高决策者，坐在自家客厅里，听一位外国人讲他们哪一步走错了。

4月1日晚上，经英国使馆安排，李顿又和蒋介石单独谈了一次，宋美龄做翻译。李顿开门见山，说他非常担心中国现政府的稳定，也担心即便国联能够影响日本，中国政府是否愿意跟日本和解。

这个问题值得多看两眼。李顿首先想确认的，不是日本会不会撤兵，而是南京这个政府靠不靠得住。当时的国民政府确实让人放心不下。宁粤之争刚刚平息，蒋介石前一年年底被迫下野，今年年初才重新回到中枢。长江大水刚过，财政捉襟见肘，东北军几乎没有抵抗就撤进了关内。

蒋介石的回答是，当今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会继续与国联积极合作。他又说，你们到了东北，只要对日本扶植的傀儡政府不作任何形式的承认，你们的工作就完成了一半，那时候我们会相信国联的诚意，并接受国联的任何建议。

“任何建议”四个字，等于还没开始谈判，底牌就先亮了出来。

会谈快结束时，宋美龄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楚国围宋，宋国人对楚国人坦白，城里已经弹尽粮绝，再围几天就只能投降；楚国人也坦白，自己同样精疲力竭，再撑几天就只能撤兵。双方把实话一说，将领们索性休战订约。宋美龄说，你对我们如此真诚，所以将军让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

李顿回去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他在日记里说，这次会谈里其实谁都不怎么真诚，下午跟几位部长谈的时候，他们的谎言漏洞百出。他猜蒋介石有些话不能直说，都藏在故事里，可到底是什么呢？

蒋介石想说的，也许就是那句最难启齿的实话。中国撑不了多久，也打不起，希望对方明白。可惜这句话讲给了一个英国人听，他听到的只是一个东方寓言。

李顿对中国人的整体看法，写在3月24日给妻子的信里。他说中国人不切实际，活在幻觉里，像孩子一样可怜，憎恨强权和控制，离开了又什么都做不成，几乎所有国家都伤害过他们，他们没有真正的朋友。

平心而论，李顿的同情在中国一边，这一点从他的全部私人文件看得很清楚。但同情和轻视，在他笔下是同时存在的。

这就是本文想提出的一个说法，“受害者资格审查”。九一八是第一次屈辱，刺刀直接开进了沈阳城。调查团带来的是第二次，它以更文明的方式展开。受害的一方要把自己摊开来，接受审视。你的政府稳不稳定，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你有没有能力治理东北，你值不值得被帮助。这份审查表上的每一栏，南京都很难填得理直气壮。

在沈阳当“囚犯”

4月下旬，调查团进入东北。

伪满当局先是扬言不许顾维钧入境，几经交涉才放行。一路上调查团处在日方的“保护”之下，李顿写信说，第一个星期简直是噩梦，他们实际上被当成了囚犯。

他记下了一件事。调查团的两位中方随员萧先生和严先生，在房间里跟一个德国记者用英语聊天，一个日本人推门闯进来，要他们把谈话翻译给他听。被拒绝后，这个日本人说，我去叫一个懂英语的翻译来，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也不许说。

1932年4月22日，调查团在“柳条湖事件”发生地开展调查

中国的官员在中国的土地上，说话要等日本人批准。

美国代表麦考易（Frank Ross McCoy）看得很透。他说伪满洲国的日本顾问为了应付调查团，导演了一出精彩的大戏，精妙之处在于，传达给他们的印象恰好与想表达的完全相反。

李顿自己也早就有数。他从英国人弗雷泽那里听过一个细节。弗雷泽事变后赶到沈阳，问日本军官，铁路既然被炸，当晚从大连来的火车怎么能准时进站？对方先说火车跳过了断轨，又改口说铁轨已经修好。弗雷泽再问，那第二天早上怎么还有人在拍断轨的照片？日本军官无言以对。

李顿在南满铁路沿线走了一圈，得出的结论很干脆。从大连到长春，货币是日本的，雇员是日本人，军队、官员、旅馆全都是日本的，他说我们实际上已经在日本了。

事实到这里已经足够清楚。问题是，事实清楚之后能做什么。

东京的冷脸

6月初，调查团回到北平。按照原定计划，下一步是再赴东京，听取日本政府的意见，然后起草报告书。

1932年4月，调查团在大连，中国驻联大代表顾维钧陪同

可就在这时，东京传出消息，日本准备正式承认伪满。李顿在出发前给妻子写信，说如果他们承认满洲国，我们去了也没用，因为已经没有可谈的东西了，这将是一次非常短暂也非常糟糕的访问。

他没说错。7月4日调查团抵达东京，陆军省派军官到各大城市巡回演讲，报纸上承认伪满的报道铺天盖地，就是要让调查团看到日本举国一致。

7月12日和14日，新任外相内田康哉两次会见调查团。第一次，内田表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承认满洲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第二次，李顿换了个思路，不再争论伪满合不合法，改为向内田解释国联的集体安全机制，结果话说到一半就被打断。内田说，日本政府的政策已经确定，争论没有用。李顿退而求其次，请他至少把调查团的看法转告内阁同僚，内田回答说，这个也不愿意做。

1932年5月，调查团与溥仪（上图中）会面，傀儡溥仪完全配合日方演戏

值得注意的是李顿在第二次会谈中的让步。他表示，关于承认满洲国，在程序上仍有讨论余地，并请求日本无论作出什么决定，采取行动之前至少通知华盛顿条约的其他签字国。

从要求日本不承认伪满，退到请日本承认之前打个招呼，中间只隔了两天。

7月15日，李顿脸色苍白地离开日本，途中病倒，船到青岛时被担架抬了下来。8月7日，吉田伊三郎问他和内田会谈的感受，李顿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说我很想把这件事忘掉。

李顿的愤怒是真实的，但他愤怒的是什么，需要看清楚。他在6月23日的信里讲过自己的底线。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指望说服日本人放弃统治满洲的欲望，只是想让他们考虑手段。如果日本愿意采用世界公认的方式，它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同时也能得到和平。

在另一份手稿里他说得更透。日本的强大、中国的虚弱都是现实，但国联和各项公约的存在也是现实，对在一战中付出巨大牺牲的人来说，国联才是现代文明的“生命线”。

读到这里就明白了。李顿心里那条“生命线”，是列强在一战废墟上搭起来的秩序。日本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不按俱乐部的规矩办事。至于东北最终归谁统治，在他的排序里，并不是第一位的问题。

报告书的两副面孔

回到北平，调查团内部吵了起来。法国代表克劳德接受日方的说法，主张正视伪满已经独立的事实，让中国放弃东北主权，意大利代表马克迪也倾向日本。李顿和克劳德围绕结论和建议针锋相对，调查团几乎分裂，最后靠李顿坚持，克劳德才让了步。

日本也没闲着。内田派人通知调查团，说它无权提出解决方案。8月25日，内田在国会演说，称为了承认满洲国，国家化为焦土也在所不惜。

9月4日，报告书签字，也就是李顿坐着张学良的飞机南下的那一天。9月15日，日本与伪满签订《日满议定书》，正式承认伪满。报告书刚写完十一天，它讨论的对象就被日本单方面定了性。

10月2日，报告书正式公布。

它的一副面孔对着中国。报告书确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日军九一八当晚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满洲国”没有日本军队和官员就不可能成立，不是真正自发的独立运动。

另一副面孔对着列强自己。报告书认为恢复九一八之前的状态并不现实，建议在中国主权之下设立东三省自治政府，聘用外国顾问，尊重日本权益，还用不少篇幅谈中国内政混乱和抵制日货。

换句话说，报告书告诉世界，中国是对的，但中国暂时没有能力完整地拥有它应得的东西。

南京最后表示原则上接受。胡汉民则毫不客气，说以过去一年的经验看，国联处置东北事变的手段失当，调查团报告书无聊。李顿两头不讨好，后来在手稿里给调查团重新定位。调查团不是法庭，既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团，只是一个证人，本案仍待国联裁决。

当初在东京的欢迎宴上，李顿说调查团的任务是找到中日永久友好的基础。到最后，他说自己只是个证人。

借来的秤

1933年2月，国联大会以四十二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了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的报告，不承认伪满。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当场退席，一个月后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从纸面上看，中国赢了。可就在国联投票前后，日军已经向热河发动进攻，3月初承德失守。5月底，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冀东大片土地划为非武装区。国联的决议没有让一个日本兵离开中国的土地。

为什么会这样？李顿自己给过答案。他在中国时说过，经济战比武力战更残酷，老百姓受苦最深，现在列强自己国内多事，绝不愿意再让人民作出重大牺牲，所以国联只能发表宣言，引起世界舆论注意，等待将来的变化。

1932年3月，南京打出标语“欢迎公正严明的国联调查团”

英国刚放弃金本位，美国深陷大萧条，法国在远东另有算盘。盟约第十六条写明侵略国应受经济制裁，可在1932年，没有一个大国愿意为东北付这笔账。

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等人有一个比喻，说得最痛。列强看日本，像看一个手持利刃的疯汉，没人敢去碰他的刀锋；看中国政府，像看一个四肢麻木的病人，心里同情，却帮不上忙。

这并不是说那一年的外交毫无价值。施肇基、顾维钧、颜惠庆在日内瓦据理力争，让日本在道义上彻底失分，国联的不承认决议在法理上钉住了东北属于中国，十几年后仍派得上用场。

但也正因为如此，更能看清外交的边界。国联是一杆秤，南京想借来称一称公道。秤是列强的，砝码也是列强的，刻度怎么读，要看他们家里的账本。英国内阁把东北排在外汇和食物之后，法国代表在调查团里替日本说话，李顿愤怒的是日本坏了规矩，而不是中国丢了土地。每个环节单独看都说得通，合在一起，就是弱国在借来的秤上称不出分量。

外交资源本质上是一种放大器。自己有十分的力量，外交可以帮你放大到二十分；自己只有一分，再高明的外交也很难凭空变出十分。1932年的南京，手里那一分力量还被内争和财政困局一再稀释。

回到飞机上的那个问题。李顿俯瞰中国，问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束。这个问题，日内瓦回答不了，伦敦和华盛顿也不打算回答。

答案要由中国人自己写，而且要付出远比一份报告书沉重得多的代价，一直写到1945年。

推荐书目：《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张生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九·一八"事变史》，易显石等，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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