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入无核武限制机制时代？江天骄新作：借力交叉学科创新威慑理论

【编者按】

“六十年来，世界首次进入了一个没有核武器限制机制的时代。”一家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智库网站9月最新刊文警告称。随着俄美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于今年2月正式失效，两国首次失去具有约束力的战略核武器数量限制与核查机制。对此，有国际媒体直言：“（美俄）国际核军控体系已经崩溃。”

就在上月，五角大楼被曝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在爆发地区战争时，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消息一出，全球战略界引发激烈辩论。不少资深专家明确反对，认为即便有限度地使用核武器，也可能引发无法遏制的局势升级。

在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之际，部分无核国家正加速转向寻求核大国的安全庇护。今年3月，作为欧洲大陆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法国提出“前沿威慑”构想，表示愿与欧洲伙伴探讨扩大其“核保护伞”的作用，德国、波兰等八国已同意参与对话。8月，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确立了“对任意一国的武装攻击即视为对全体的攻击”的核心条款，强化了三方的共同威慑。

当前，全球核威慑体系正呈现明显的多极化趋势。当越来越多国家谋求“核保护伞”或倾向于发展自身核武库时，全球核扩散风险势必显著升高。

面对如此复杂且紧迫的全球核威慑格局，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江天骄于今年7月出版新书《当代美国威慑理论与新兴领域实践》。书中提出的反思与建议，对于理解和应对当前的全球安全危机具有极强参考价值。

威慑理论被誉为战略研究“皇冠上的明珠”，其对国家安全与大国博弈的意义不言而喻。

受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及“核恐怖平衡”的影响，国际学界长期以美国核威慑理论为主导。由于战略目标和战略文化的根本差异，中国在冷战期间对美国威慑理论中的“胁迫”与“霸权”色彩持批判态度。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才开始集中引进并介绍以“三波浪潮”为代表的经典威慑理论。进入21世纪，相关研究逐步细化，涌现出一批聚焦美国核战略、导弹防御及防扩散机制的论著，但对威慑理论本体的探索仍显不足。事实上，随着国际体系向复杂、脆弱的多极化结构演变，大国、中小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纷纷介入；加之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日新月异，威慑理论的研究主体与手段均发生了深刻变革。

重新回归对大国冲突关切

近十年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方面，国际秩序与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版图经历重大调整；另一方面，新兴技术与传统战略领域产生复杂互动。美国提出“重返大国竞争”，凸显了威慑战略在国家安全与大国博弈中的核心地位。

为适应现实需求，威慑理论正迈向“第五波”。若前三波主要探讨核威慑，“第四波”侧重非国家行为体，“第五波”则重新回归对大国冲突的关切。

尽管学界对是否已跨越至“第五波”尚未达成共识，且相关议程仍有模糊之处，但其最新发展至少包含两大方向：一是重新聚焦“大国竞争”，反思以“相互确保摧毁”为核心的经典理论；二是探索由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引发的“跨域威慑”与“一体化威慑”等新概念。

在这一背景下，拙作《当代美国威慑理论与新兴领域实践》一书由时事出版社于2026年7月出版，力图清晰勾勒出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威慑理论出现的重大转向：在覆盖领域上，由传统核威慑与常规威慑向网络、太空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拓展；在概念内涵上，由经典的报复威慑、拒止威慑向跨域威慑、纠缠威慑及一体化威慑泛化演变。

新书在反思美国威慑战略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其实战核战略、复合网络威慑战略、韧性太空威慑战略及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威慑效应，系统论证了当代美国威慑理论在新兴领域的实践特征及其对全球战略稳定的影响。

当代美国威慑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三大特征：威慑主体与覆盖领域的多元性、威慑类型与运用手段的融合性，以及价值取向上的竞争性。这一认识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探索战略安全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撑。

构建“中国威慑”的主动话语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构建中国威慑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不同于美国威慑战略强调“实战”及“胁迫”色彩，中国对威慑的理解根植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既是大国标配，亦与中国和合文化及“行王道”的传统一脉相承。

未来，国内学界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鉴于中美存在话语隔阂，需对美国威慑理论（特别是冷战后涌现的焦点问题）进行系统梳理、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应改变被动回应的局面，主动参与并引导理论创新，积极构建中国威慑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推动国防现代化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与话语支撑。

为此，笔者在新书面世之际提出，国内学界至少需在以下三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祛魅”经典理论。包括反思“相互确保摧毁”、批判威慑概念泛化、辨析新兴领域应用及优化威慑三要素模型等。应借助交叉学科发展势头，为概念移植与创新寻找契机。

二是统筹特殊性与普遍性。既要创造性转化中国战略哲学与传统智慧，又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成果。应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打破西方话语对中国军事力量及战略政策的“单方面解释”，在核、网络、太空等多领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三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鉴于中国早期战略安全研究多集中于特定单位，而美国依托“旋转门”机制实现了学界与政界的高效互动，中国应借鉴其合理部分推动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加强理论学者与决策者的沟通协作，以理论研究牵引战略实践，提升国家发展动力和战略效能。

（江天骄，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导，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