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电影人吕旭：“我们不能永远靠投中别人的作品来证明自己”

过去几年，电影市场转冷，不少影视公司缩减项目、压缩投资。元气娱乐却接连参与了《长安的荔枝》《欢迎来龙餐馆》等热门电影。作为元气娱乐创始人，吕旭长期负责公司的内容开发和制片工作。几次选择获得丰厚回报后，外界也开始好奇，元气为什么会进入这些项目？吕旭判断一部电影值不值得做时，究竟在看什么？

作者：矜语

编辑：倪兰‍‍‍‍‍‍‍‍‍‍‍‍‍‍‍‍‍‍‍‍‍‍‍‍‍‍‍‍‍‍‍‍‍‍‍‍‍‍‍‍‍‍‍‍‍‍‍‍‍‍‍‍‍‍‍‍‍‍‍‍‍‍‍‍‍‍‍‍‍‍‍‍‍‍‍‍‍‍‍‍‍‍‍‍‍‍‍‍‍‍‍‍‍‍‍‍‍‍‍‍‍‍‍‍‍‍‍‍‍‍‍‍‍‍‍‍‍‍‍‍‍‍‍‍‍‍‍‍‍‍‍‍‍‍‍

版式：王威

元气娱乐创始人、制片人 吕旭

“我没办法告诉你一个项目一定会赚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哪些项目一定会赔钱。”

对于所谓的成功经验，吕旭并未给出一套标准答案。

这句话也说明了电影投资的不确定性。成本、影片完成度，这些问题都是可视的。至于一部电影最终会遇到怎样的档期、观众情绪和市场环境，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答案。

元气娱乐走到第十年，外部投资带来的回报，以及自主项目中交过的学费，都在影响下一阶段的选择。吕旭需要回答的问题，也从一部电影是否值得投入，延伸到怎样把它做好，以及元气最终想留下怎样的作品。

项目的价值：过程经验和投资结果同样重要

元气参与外部电影，最初与疫情期间的行业环境有关。自己的项目无法正常推进，公司仍要保持运转，也需要继续了解市场。参与《万里归途》和《八角笼中》，成为团队在这一阶段寻找的新办法。

这些项目带来了回报，也让元气逐渐熟悉大体量电影的投资和制作方式。到了《长安的荔枝》，他们进入项目的时间又向前了一步。

吕旭和合伙人（现在启一集团董事长）先后在飞机上读到原著。两个人没有提前商量，却各自产生了把小说拍成电影的想法。当时，项目的导演、演员和完整剧本都没有确定，元气已经决定加入。能够依靠的，主要是他们对故事的判断。

这次选择也让吕旭得以从开发阶段开始，观察一部大体量电影如何成型。项目的不同部门怎样配合，现场的信息如何流动，一个原本只存在于文字中的故事，又如何变成可以拍摄和执行的方案——对一家希望继续自主开发的公司来说，这些经验和投资结果同样重要。

《欢迎来龙餐馆》所带来的观察，有所不同。元气在影片开拍前进入，吕旭认可它的故事，是这么多年来看到最好看的剧本，“没有之一”；也看到影片为了最终完成度投入了更长的拍摄周期，一些场次需要反复拍摄三四十遍，画面和表演因此得到保证，成本也随之增加。

这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对作品的喜欢和对投资的判断是两件相互关联、又不能完全混在一起的事。一部电影值得被拍出来，不代表它可以忽略成本；成本得到控制，也不等于电影就能获得观众。制片人需要同时看见这两面。

几次成功命中让外界觉得元气投得很准，但吕旭反而保持着警惕。公司同事曾询问《浪浪山小妖怪》是否值得投资，他看过影片后给出了自己的票房判断，最后与实际结果相差不远——再谈起这件事，他仍把它称为“撞大运”。

在他看来，观众并不是一组保持不变的数字。今天有效的类型、演员和宣传方式，到了下一部电影里未必还能奏效。《快把我哥带走》成功后，曾有一家数据公司找到吕旭，希望通过用户样本判断未来“做什么样的项目会赚钱”。

他的第一反应是追问，对方的样本能否覆盖数量庞大、趣味不同的观众，又怎么计算人的想象力。他认为，电影吸引人的地方，往往正是创作者拿出了此前没有出现过的东西。如果所有项目都按照过去的成功样本复制，最终得到的也可能只是一批看上去正确、实际无人关心的产品。“今年的电影市场，诸多重磅影片证明了这个事情。”

对吕旭来说，经验能够排除一些确定的错误，却无法消除电影最终面对的偶然。而这些经验，很少来自顺利完成的项目。更多时候，它们藏在电影偏离计划、甚至差点无法继续的时刻。

计划偏离以后，如何守住电影的方向

《快把我哥带走》，是最早让吕旭完整经历了项目投资开发的过程。这一项目起初不被看好，资金迟迟无法到位。为了让电影开机，他向外出售部分投资份额，又借钱补上缺口。对当时的他来说，能够先把电影拍完，已经是最现实的目标。

影片完成后，公司内部的判断也没有立刻改变。直到两轮观众调研取得了不错的反馈，大家才重新正视它。可即便如此，上映前的宣传依旧没有多少热度。投资人看他每天为电影发愁，甚至建议他去一趟雍和宫。

他真的去了。此后，他前往上海邀请媒体看片，刚出火车站，手机便被偷走。做完笔录、借钱打车、重新买手机，好不容易完成看片，返程又遇上台风。航班取消，高铁停运，演员们也被迫降在不同城市。吕旭最后赶上一班即将关闭舱门的飞机，才没有错过首映。

这些事情没有直接影响电影的票房，却构成了他制片工作的真实体验。制片人能做的，是在资金、时间和意外不断变化时，让项目继续向前。

遗憾的是，《快把我哥带走》的成功没有成为一套可以复制的方法。后来第二部的失利，反而让吕旭看见了坚持的边界。疫情使得原定场景无法使用，剧本在不断修改中偏离最初方向，当影片带着这些问题进入拍摄阶段，等到后期，已经很难补救。他将这次经历视为自己的滑铁卢。

影片经历了较长的制作周期，也遇到停拍、复拍和上映调整。时间被拉长以后，成本、演员状态和创作判断都会发生变化。制片人的工作也不再只是执行原定计划，而是不断确认，项目在变化之后是否仍然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吕旭（左一）与主创，在自主项目《野孩子》路演现场。

吕旭对制片工作的理解，也落在许多更细小的决定里。有一次，他发现剧组的车辆报价高于此前在同类地区拍摄的价格，便要求团队拿出全部明细，逐项解释车辆来源和费用。相比单纯的账目，他更在意负责的人为什么没有发现异常，以及类似的问题是否还存在于其他支出中。

创作上的分歧也是如此。他不喜欢让意见经过太多人转述，因为“绝大部分的矛盾都是猜测和传话产生的”。演员对台词或人物处理有疑问，他会直接了解对方的思路。建议合理，就帮助演员和导演沟通；暂时无法确定，也可以保留不同方案，等到剪辑时再比较。

这种直接有时显得强势，却减少了猜测和转述带来的消耗。钱是否要继续增加，一场戏是否需要重拍，都要求制片人及时作出决定。

经历过成功和失手后，他开始更早介入剧本、素材和剪辑。制片人的判断由此从立项延伸到电影制作的每个阶段。当工作不断向故事源头靠近，只在项目成熟后参与投资，已经无法满足元气想要的创作方式。

市场变化之中，回到自己的故事

随着市场规模和项目成本发生变化，元气接下来可能减少对外部大片的参投，把更多资金和精力放回自主开发。

面对创作体系和制作班底已经成熟的外部项目，吕旭主要判断完成度与投资回报，他把这称为“算账逻辑”。

对于元气希望自主开发、主导完成的作品，吕旭会从故事开始介入，一直参与到剧本、拍摄和剪辑。他希望导演拥有自己的表达，也要求双方能够共同讨论和修改。

《回家之路》是元气正在推进的自主项目之一。影片围绕台湾老兵的骨灰归乡展开，讲述一个普通人帮助他们回到故乡的故事。项目最初来自外部，吕旭读完材料后，认为原有方向没有充分释放故事的力量，便写下一万八千字，重新梳理人物和结构，随后继续参与剧本创作。

真正进入拍摄后，导演又发展出与文字不同的影像风格。这也让吕旭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制片人可以在前期建立方向，却无法要求现场完全复刻纸面上的设想。导演带来的变化有时会偏离原计划，也可能打开新的可能。对吕旭来说，自主开发并不意味着把所有创作变成一个人的意志，它更考验制片人何时要坚持，何时则要接受电影在拍摄中长出新的样子。

《再给我一个暑假》来自鲍鲸鲸交给他的一部小说。故事中的一群人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度过一个夏天，也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吕旭读完后，邀请鲍鲸鲸亲自执导，希望写下故事的人能够把最初的感受继续带到银幕上。

这套选择也影响着元气的团队。公司里不少人并非电影专业出身，有人学过法语、葡萄牙语，也有人从宣传工作转入策划。吕旭招聘策划时，首先看的是对方写过的文字。有一位后来长期合作的同事，最初甚至没有通过人事筛选，是吕旭看到简历中附带的文章，才把人重新找了回来。

在他看来，策划首先要会写，制片则更依赖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也看重年轻人的“饥饿感”，以及持续投入一个故事的意愿。

选择导演时，他的标准同样具体。双方能否共同创作剧本，拍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时是否愿意重拍，进入后期后能否比较不同的剪辑版本，都是他会提前确认的问题。他并不回避自己对内容有很强的主观判断，也知道这套合作方式不适合所有导演。有些作品他会欣赏，有些导演也可以成为朋友，但真正共同完成一部电影，还需要双方接受彼此的工作方式。

因此，他现在很少单纯按照名气和履历选择合作者。相比一个人已经获得多少成绩，他更关心对方能否继续创作。他会问年轻导演，拍完第一部、第二部以后，第三部准备做什么。他对这个问题没有设定标准答案，真正要确认的是，对方是否把电影当成一次机会，还是一项愿意长期投入的工作。

吕旭也在用同样的问题要求自己。过去十年，元气通过外部项目获得过回报，也在自己的电影里经历过资金、拍摄和上映的变化。进入下一个阶段后，公司不可能永远依靠投中别人的作品来证明自己，仍要回到最初的问题，他们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故事，并把它真正做出来。

采访接近结束时，吕旭谈起自己不喜欢行业应酬，也很少参加活动。比起在饭局上花几个小时听虚话，他更愿意把事情在几分钟内说清楚，把剩下的时间留给创作。这种直率有时并不圆滑，却和他过去的选择保持着一致。

“这个世界会记住真正做出作品的人。”

对一家走到第十年的电影公司来说，这既是一句判断，也是一道还没有完成的题。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