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35年8月23日，圆明园内，雍正皇帝突然病逝，皇四子弘历继承皇位。宫廷更换主人，最先感到压力的，往往不是普通官员，而是那些曾经替先帝办过难事、得过厚信的老臣。
雍正在位十三年，留下的政治印记十分鲜明。他整顿财政，推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削弱地方势力，又通过改土归流加强中央对边疆的管理。这些事情牵动利益极多，若没有一批敢于担责、办事强硬的臣子，政令很难落到实处。
后人常把田文镜、李卫、张廷玉、鄂尔泰和怡亲王胤祥并称为雍正朝的五位重臣。不过，这五个人的身份并不相同：有人负责地方改革，有人长于督抚缉治，有人掌握中枢文书，也有人以宗室身份替皇帝分担政务。所谓“宠臣”，并不是简单的亲近，更重要的是能在关键处替雍正扛住压力。
田文镜最能代表雍正新政的强硬一面。任河南巡抚期间，他清查亏空，推动摊丁入亩，对地方豪强和旧有积弊下手很重。河南官场曾有不少反弹，但雍正看重的正是他的果断。
田文镜并非没有争议。办事过于严厉，容易造成官民之间的紧张，也使他得了“酷吏”之名。可在雍正眼中，整顿积弊不能只靠温和手段。雍正曾明确表示，不能因为有人议论，就放弃真正做事的人。田文镜最终在1733年病逝，谥号端肃，算是雍正旧臣中少数得以安稳收场的人物。
李卫的经历，则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他不是贫苦乞丐，也不是目不识丁之人，早年通过捐资取得出仕资格。这样的起点并不显赫，却没有妨碍他后来成为一名能干的地方大员。
李卫真正受到雍正重用，靠的是办事能力。任职云南盐驿道时，他严查私盐，动作迅速，毫不拖泥带水。后来出任浙江巡抚、浙江总督，又任直隶总督，处理盐务、治安和地方行政都颇有声势。雍正曾问：“你办事，可有怕得罪人的时候？”李卫回答：“只怕事情办不成。”这类话或许带有后人加工，但很符合他在史料中的形象。
乾隆即位后，李卫仍在任上，并没有立刻遭到清算。遗憾的是，他身体状况很快恶化，于1738年12月3日病逝，享年五十一岁。相比后来遭遇政治风波的老臣，李卫的结局已经相当平稳。
张廷玉与前两人不同，他是雍正朝最重要的中枢文臣。军机处设立后，许多机密政务经由他处理。他擅长撰写诏令，熟悉行政章法，能够把皇帝的意图转化为严密的政令。雍正临终前让他参与辅政安排，足见信任程度。
张廷玉后来成为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这项荣誉并非偶然。问题在于，乾隆与雍正的用人风格并不一样。乾隆更重视皇权威仪，对张廷玉这种熟悉中枢、影响力深的老臣始终有所戒备。
张廷玉晚年几经进退，曾因请辞、礼仪等问题触怒乾隆，被削去部分荣典，家产也受到查办。需要说明的是，他并非一登基便遭到抄家，更不是突然被投入大狱。1755年4月，张廷玉病逝，政治待遇已经大不如前，但其家族并未因此彻底败落。
鄂尔泰是雍正倚重的满洲大臣，主要功绩在西南治理。他参与推动改土归流，逐步削弱土司世袭势力，加强清廷对苗疆地区的直接管理。这一政策影响深远，却也伴随着冲突和反复，绝不是几道诏令便能完成。
雍正去世时，鄂尔泰与张廷玉都被列为顾命重臣。乾隆初年，鄂尔泰继续主持政务，地位一度很高。但他与张廷玉之间的门户之争，也让乾隆颇为警惕。1745年，鄂尔泰病逝，谥号文端，后来配享太庙。就个人结局而言，他比张廷玉更体面，却同样没能长期保持雍正时期的权势。
胤祥则是这五人中最特殊的一位。他是康熙帝第十三子，也是雍正同母异父之外的亲弟弟。康熙晚年皇位竞争激烈，胤祥坚定支持胤禛。雍正即位后，他被封怡亲王，掌管多项事务，成为皇帝最信任的宗室助手。
胤祥并没有等到雍正去世。1730年，他因病去世，雍正悲痛异常，不仅给予极高礼遇，还允许怡亲王爵位世袭罔替。所谓“常务副皇帝”，是后人对其地位的概括，并非正式官名，但确实说明他在雍正朝的分量。
五个人里，田文镜和胤祥死在雍正之前，李卫、鄂尔泰和张廷玉则经历了乾隆朝的重新安排。雍正留下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政治班底，而是一组各有功劳、也各有锋芒的旧臣。皇帝可以重用他们，却不可能让他们永远停留在先帝的权力秩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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