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349期：中国——“赋能型大国”

如何读懂当下之中国，特别是中国对于世界发展的意义和贡献？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新词——“赋能型大国”。

在东方卫视9月1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就从“赋能型大国”这个概念出发，深度剖析未来世界新秩序。

《这就是中国》第349期

范勇鹏：

在今天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上，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积极因素了。比如安全上，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世界大战的“剧本”，东亚地区也不可能维持几十年的和平发展。

经济上，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8年特朗普开打贸易战，到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以伊战争，世界经济也是不断地遭受重击，幸好中国这个主要的全球增长“发动机”在撑着。

科技上，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前不久，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成立，同样也是中国来牵头，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句话很传神：“世界破破烂烂，中国缝缝补补。”其实我们身在此山中，反而感觉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是世界上有不少观察者已经开始意识到，今天这个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赋能。所以，从去年以来，中国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探讨一个新概念，叫“赋能型大国”。

这个赋能指的是什么呢？我给它一个定义：一个国家通过资源、技术、安全承诺或者制度性平台，来实质性地提升其他国家的自主行为能力的对外战略行为。

这个定义听起来有点奇怪，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不都是要服务于本国利益吗？它怎么可能去主动提升别国的能力？我们看古代世界确实如此，各个文明要么是相互隔绝，要么是生死竞争。和平状态之下的交通贸易，它也是文明的自然互动，以利益为目标，很少有主动的对外赋能的行为。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建立起了掠夺性、剥削性和奴役性的世界体系。虽然客观上传播了一些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社会组织，但是它的目的还是服务于宗主国的利益，给殖民地带来的损害远远大于其复制能力，所以也不存在净赋能。

但是从20世纪开始，世界上出现了净赋能的雏形。特别是二战后，出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赋能和美苏这种集团式赋能并存的阶段。比如冷战格局之下，美苏两强为了集团竞争，都需要对自己的盟国进行有限的赋能，形成这种集团式赋能的体系。

比如美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美国帮助日本和韩国实现工业化，以及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特别是像我们都知道的“156工程”，都是典型的案例。但是这种赋能它有很强的政治条件，而且非常不稳定。

苏联解体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单极霸权的阶段。原本西方集团的一些国际制度开始向全球性转化，比如关贸总协定，原本是西方国家为核心的一个多边贸易框架，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组织。这种“全球化”，客观上对世界各国起到了一定的赋能作用，比如中国入世之后的高速发展阶段。但是这些制度本质上仍然是服务于西方霸权，并且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这些制度也都在迅速衰败。这几年，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就陷入瘫痪，它的这种赋能的能力严重受损。

另一方面，美国所主导的这种集团式赋能也在加速衰变。从特朗普对待盟国的态度，到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的发展，已经彻底暴露出美国主导的集团正在加速解体。

总之在2010年之前，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大国，它的赋能活动都是服务于它自身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霸权竞争、意识形态等目标，都是某种中心依附型的赋能。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越来越多地向世界和各国赋能。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日益表现出平等、互利、非中心化的赋能的意愿和能力。经过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俄乌冲突，以及美国对全球的关税大棒政策等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中国的“赋能型大国”定位应运而生，日益得到世界的认同。

我们来看一下“赋能型大国”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理念中，我们早就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赋能的现代化。比如2024年，习近平主席就说过“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和各国赋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追求的世界秩序也不是那种中心依附式的霸权，而是通过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平等有序的多极化。这样一种多极化，它是平等的多中心的一个网络结构。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样一种世界秩序？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几千年的定居性高级文明特性决定了我们不去追求掠夺性压迫性的霸权，因为这个东西对自己也是有害的。因而中国绝不会去玩地中海历史上那种霸权更替游戏，也不会搞任何形式的两强争霸或者G2共治。

其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际主义传统也让我们始终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站在一起。中国今天已经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但我们绝不能搞帝国主义，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西方式全球化的全球价值链上，而是要和世界形成一种互利多赢的全球价值网。为别人赋能的同时，也是为自己赋能。

最后，世界权力结构的多中心化，它也是当代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科技、能源和交通模式的分布式、分散化、多元化发展趋势的一个反映。例如，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这些新型技术，都有去中心化的趋势，因而也呼唤一种网络式的全球治理结构。

中国的“赋能型大国”定位，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定位。“赋能型大国”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一种大国现象，它的实现过程必然不同于近代历史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大国更替，不是通过战争或任何一种突变的形式，而是基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势，顺应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逻辑，通过合作和渐进式的改革，最终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资料图：这是在所罗门群岛瓜达尔卡纳尔省萨利村拍摄的属于中国援助宽带网络项目的一座塔架。新华社记者 章建华 摄

“赋能型大国”具有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意义？我想到了东汉经学家何休，他根据《春秋》所对应的三个阶段，构建起了一套“三世说”的历史哲学。第一个阶段是叫“衰乱世”，后来康有为把它改为“据乱世”，这个阶段是内外国界分明，充满了战争和篡逆、礼崩乐坏，这个阶段的原则叫“内其国而外诸夏”，也就是诸侯国以国内为本，视其他的诸侯国为对手为外。

第二个阶段叫“升平世”，进入小康阶段，华夏内部走向了一种和平有序的状态，但是对外仍然有隔阂，这个阶段的原则叫“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以华夏为本，视夷狄为外。

第三个阶段是“太平世”，就是进入大同阶段，文明普及天下，这个阶段的原则是叫“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也就是消除了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共为一家。

“三世说”虽然是我们祖先、古人在有限认识条件下提出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早已为我们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超越，但它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所包含的进步性因素今天依然有价值。

我们拿这个“三世说”做一个不严谨的比拟：新中国七十余年完成的就是一个让中国从“据乱世”升级到“升平世”的历史伟业；在达到“升平世”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以内部发展为第一要务，叫“内中国而外世界”。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升平世”向“太平世”的发展阶段。

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国经济产业的体量和我们快速发展创新的科技，都决定了中国已经不能再仅仅是作为世界中的普通一国而存在。中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又到了一个新的“天下”阶段，这个“天下”涵盖全球，“至大无外”，也就是那句话叫“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太平世”的天下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理想。今天的中国，我们即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追求大同世界的新起点上。

“赋能型大国”概念的提出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在传统霸权衰落、全球挑战加剧、新兴力量崛起的时代，世界迫切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霸权逻辑的新型大国领导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赋能型大国”的定位，正是对这种时代需求的回应。一个不以争夺霸权为目的、倡导包容性合作和发展的“赋能型大国”，正在成为世界秩序转型中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范老师详解了这个概念，叫“赋能型大国”。最近确实是比较多会听见这个词。我们以什么样的“能”去给别人赋能？

张维为：比方说到东南亚国家，他们老问这个问题：美国要我们选边站，选择中国还是美国？我说我们中国不要你选择，你当美国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只要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但接着我一定加一句：美国能够向你提供什么？中国能够向你提供什么？我说美国向你提供什么呢？第一是非政府组织NGO，那几乎是一股祸水；第二提供军备武器，我说这个中国也可以提供，而且价格更加合理，质量可能更好。中国可以向你提供四次工业革命的几乎所有的产品，以及相关的服务、经验，美国提供不了这些。

何婕：产品、经验、解决方案。我们有了这个“能”，才能给别人赋“能”。

范勇鹏：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其实已经总结了一整套的方案。这个方案里边有些像我们的文化模式、政治模式可能门槛比较高，一下子别人未必能用，但在具体层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多国家可以直接拿来就用的。比如中国的基建能力、经济发展能力、产业发展能力，很多是可以直接用来帮助很多国家来建立自主能力的。

还有亚投行，我们推的一些国际组织，实际上跟传统西方主导的金融组织、国际组织非常不一样。它强调尊重主权，不搞所谓的一票否决，大家有事情商量着来，然后鼓励用本币进行融资，其实都是在帮助大家赋能。

在安全方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合作，枭龙战机项目。这个项目其实非常经典的，就是我们共同拥有、共同投资，然后共同承担风险和收益，并且巴方在里边获得了一些技术自主性，当然我们还保留一些核心的技术优势。同时，巴方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接受者、采购方，它其实也可以再向全球市场去销售，达成了一种共赢的模式。

在知识和科技上，是非常典型的，像中国的空间站、“天眼”，都是向全球开放，各国的科学家可以来申请。去年我们已经开始培训巴基斯坦的宇航员了。另外就是最新的人工智能AI，现在美国人每次要炒作起来的时候，中国就推出一个开源版本把它打下来了。否则，美国一家在前面搞，我们所有人都要被你剥削。中国人提供另一种可能性。总体来讲，我觉得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贡献。

何婕：不管是更大的政府这样的主体，还是说小一点的企业主体，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样的一种模式。

张维为：中国崛起的这种体量，“文明型国家”的体量，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实际上，你今天演讲第一段，讲白了就是多亏这个世界有中国。我们现在已经连续五六年，每年经济增长在5%左右的水平，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也就是世界经济每增加100美元，30美元是中国经济提供的，这就不得了。

如果没有中国对全球扶贫事业作出贡献的话，世界贫困是在增长，而不是在减少。如果没有中国对世界安全做出关键影响，恐怕早就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如果没有中国对AI做出的贡献，想想整个世界的AI需求都要被硅谷七家公司垄断了。

范勇鹏：我刚才突然想到这个赋能也是双关的。汉语这个“能”字，一方面是一个自主发展的能力；另外具体来讲，能源，我觉得现在中国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基座层面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案，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革命性的。你看历史上人类文明各个形态几乎都是以某一种能源形态为基础的，现在中国这个赋能，其实是狭义的解释，我们在提供一种新的能源模式。

何婕：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发生之后，大家都预判国际石油价格、能源价格会发生剧烈地动荡，但是后来发现实际情况没有想象中那么剧烈。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压舱石、稳定剂。我们没有像有些国家一样去囤石油，反而是减少了石油的进口量。因为我们减少了进口量，就缓解了其他地方的石油危机，所以这个是负责任的行为。

反过来说，我们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在能源战略上做了长时间部署，可以在这时候对石油的倚重少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对绿电的发展，对新能源的利用，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精彩的路，这些经验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地方。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下：能源，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讲国际秩序，经常讲从单极秩序走向多极秩序，多极世界已经客观存在了，多极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看人类近代史，不同的国际秩序都有自己的能源基础：英国主导的秩序下，它是煤炭；美国主导的秩序下，它是石油。今后的多极世界，现在正在出现这个秩序，它的能源基础一定是可再生能源。

最近欧亚集团发表一个报告，就是2026年的风险评估，它说现在毫无疑问是两种模式：一是美国的石油国家模式，一个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绿能、绿电模式。这两个模式哪个代表未来？它倾向于中国模式代表未来。

在埃及南部阿斯旺省沙漠中的康翁波光伏电站。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 摄

何婕：像中国这样的“赋能型大国”的模式，在历史上是不是从未有过？

范勇鹏：我们是一种共同体式的方式。我们已经很大很大了，在某些方面已经很强很强了，但我们还是礼贤下士，拉着大家的手一起来做。

你看中国“赋能型大国”的提法，包括《人民日报》的表述。去年《人民日报》连续发了九篇评论，也会提到“赋能型大国”对应的是一种什么关系，比如传统性霸权，或者叫“收割型”大国等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团结这些国家是为了跟美国干。

好多老百姓会觉得这就不太过瘾、不太痛快，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更高的智慧，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一个未来的有序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排除美国的存在、排除任何一种国家的存在。

何婕：甚至我在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目标之下，如果美国需要我们赋能，我们也赋能。

范勇鹏：对。我们不仅向国际体系赋能，向“全球南方”赋能，向周边赋能，同样也要向这些包括前霸权国家、向西方国家赋能，形成一个大家的命运共同体，才可以去共同发展。

张维为：回忆改革开放这个过程，你仔细看，为什么我们当时开放的时候，是对全世界开放，不光对西方，也对发展中国家、对东欧开放？今天也是一样的。“一带一路”，美国如果加入、欧洲加入，我们非常欢迎。“一带一路”纯粹靠一个国家来做，是做不完的，做不好的，它一定要是一个结合体。所以，中国是决定拥抱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趋利避害。

何婕：所以，咱们国家走的这条新型大国发展之路是史无前例的，前面也没有榜样可以学。这条路上，我们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和风险？

范勇鹏：比如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西方人看到这样的概念，马上就会提出来“赋能悖论”。赋能逻辑上就是我增加别人的能力，但按照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或者所谓的现实主义理论，怎么可能去增强你的能力？你能力强了，我肯定能力相对就弱了，所以它是个悖论。

但这个问题，中国的历史逻辑和西方的霸权历史逻辑完全不一样。西方整个现代世界体系，包括西方这些国家，它的历史逻辑是一种什么逻辑？它们是从地中海文明里边生长起来的，地中海是一个空心的结构，会产生很多文明体，大家互相竞争。竞争过程中就会有某一个文明体强大了，我把别人征服了，这叫霸权。

但霸权是有周期的，你不可能永远统治别人，等到别人一崛起，旧的霸权就消失了，甚至有很多彻底就不存在了，消失在历史的云烟里边。它跟我们的逻辑不一样，所以我把它称为兴衰逻辑，叫Rise and Fall。

中国的历史是另外一个逻辑，叫治乱逻辑。因为我们本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大陆板块，在我们历史上最大的对手从来不是一个外部的敌人，是我们自身的发展和秩序。中华民族几千年最大的挑战是怎么超越自我，怎么保持革新、保持这种维新精神，所以中国历史是治乱逻辑。现在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我们要回到自己的逻辑里边，中国的命运是由自己本身决定的，外部只是环境和条件，所以我不以任何人为敌人。

你会发现，这两种历史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的逻辑下，“赋能悖论”不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如果真的变得强大了，别人变成我们的附庸，我们自身反而会很快停滞、躺平，甚至腐朽。我们需要去给别人赋能，以如此强大的工业产能和技术能力，带着大家一起发展，然后和我们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这种互补的关系还可以不断倒逼我们内部革命，保持自我革命的动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新鲜活力的生命体、文明体，就能永远健康下去。

张维为：我们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也体现在我们整个赋能的过程中，而且帮助是互相的。

有些观众不太了解，一直觉得发展中国家都是穷国，实际上不能再这样看了，世界已经变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发展新能源，新能源电池的材料大都来自亚非拉。有时候一个小国，提供的原材料对我们都是决定性的。就这一点，这个小国对中国的意义可能不亚于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所以应该以全新态度来看中国和亚非拉的关系，我们帮助人家，人家也帮助我们，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

何婕：西方媒体经常会提出各种各样所谓“陷阱”、“悖论”。您刚才是从中国文化、精神角度去解释不会这样。但张老师刚刚说，其实我们在对外赋能时，也在接收别人的能量，发展中国家有很多资源，我们可以互补、互相来合作。

范勇鹏：比如说民间会有一些担忧，我们将来国际合作，国际化到了一定程度，会不会有大量移民进入，会不会冲淡我们主体文化的主导性？这个问题，我觉得恰恰不用担心。

我大概在十五年前，写过文章评论欧洲的难民问题。解决难民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些难民来源国发展起来，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家乡生活。为什么会出现难民潮这样的现象？这就是中心依附型国际体系带来的必然结果。

中国主导的新一波全球化，所建立的新的世界秩序，是要让各个地方的人都能建设自己的家园，反而有利于各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发展。

还有一点，就是“赋能型大国”建设可能会受到的一个挑战或者质疑，因为“赋能型大国”建设背后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干涉内政。这一点好多人会问：有些国家拿到好处就“跳反”，或者比如很多国家采取多党竞争选举机制，它今天答应了，明天换个政权更迭了，不认账了怎么办？我觉得我们确实要注意这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争论：我们的对外政策到底是以道义为主，还是以现实主义的利益为主？这两个必须要找动态平衡，要讲原则，但是具体的抓手要有。

所以今天“赋能型大国”建设要怎么做？我觉得第一，我们在这个“赋能型大国”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地利用新的国际体系、新的国际秩序里边所形成的规则、制度、机制、法律这些东西，形成一种奖惩机制，形成一种合作的“棘轮效应”。任何一个国家，你拿到了合作项目，不能轻易“跳反”，否则要付出代价，有整个一套国际制度在约束你。

另外，就是今天这个世界还是由西方的自由主义所主导，未来我们要让我们的价值观成为世界主流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形成之后，也会改变很多国家的思维方法、行为模式。

何婕：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果对整个世界格局稳定、有序的运作带来积极贡献的话，这个好的国际环境对我们自己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赋能他人，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张维为：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围剿，从一开始就创造各种各样的话语攻击我们，说我们在搞新殖民主义，说我们搞债务陷阱等等。不是这样的。中国实际上是赋能其他国家，大家共同发展。因为我们奉行的“黄金法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它是贯穿于“一带一路”项目的指导原则。这种软实力的创新最后效果是非常好的。

问答环节

观众1：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近年来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援建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涵盖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但是，有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援建是经济霸权，是新的“马歇尔计划”。所以想请问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

张维为：“马歇尔计划”最基本的特点，它是阵营对抗，美国扶植欧洲对抗苏联阵营，是这么一个逻辑。它是高度排他性的、基于意识形态的。

我们的“一带一路”，完全是开放的，我前面提到的任何国家，美国、欧洲国家，你们公司都可以参加。我们在欧洲都反复讲过，我们说现在人口增长最快是非洲，难民流出最多也是非洲，而欧洲和中国完全可以一起来为非洲创造就业机会。

或者再直白一点，就是你今天看到的“一带一路”规模，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资金，如果按签约合同来算的化，已是两万亿美元，这也是另外一个不能比的地方。

范勇鹏：这位观众提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英国《金融时报》连续发了三篇文章，就炒作一个话题叫“中国冲击2.0”。什么叫2.0？1.0是说中国冲击到西方了，现在它打造一个概念2.0，中国现在正在冲击“全球南方”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个典型的就是一种话术，中国人肯定不会信，西方人骂别人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做过的事，没什么想象力的。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真的，第一，又要讲到我们人文社科了。人文社科现在要承担起非常巨大的使命，就是要把我们的理念、文化、一些非常好的东西讲出来，要传达出去，要能讲得清、传得开。说白了就是要给中国的伟大复兴和“赋能型大国”建设保驾护航。

金融时报炒作“中国冲击2.0”

第二，就是我们的国际传播。因为这种事情我们也不能任由对方丑化你，或者捧杀你，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比如，我曾经在海外考察过一些中国的项目，你会发现中国踏踏实实做了一些事情，西方会动员一些媒体、一些法学界人士横挑鼻子竖挑眼。其实要求我们的不光是国际传播，我们在各个国家的地面上要有精细的工作，要有我们的抓手，我们要深入融入到各国民众的生活、生产等民间社会里边，要能把工作做扎实。

张维为：我们需要大量的人走出去，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真的去实地调研，去成立我们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活动余地非常之大，需求也非常巨大。

何婕：西方攻击中国的这个话术是多变的，也在不断更新迭代。当它发现之前说的什么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影响不了太多人的时候，可能又会有新的词出来。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能读懂它们发明这些词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另外还要更多地主动讲中国故事。

观众2：各位老师好。中国赋能“全球南方”国家，对于提升我们的软实力毋庸置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制度以及廉洁方面都略逊于发达国家，甚至出现“印尼镍矿”这样的背刺事件。我想问的是，我们在赋能的同时，如何做到强有力地掌控有利于我们的局面？谢谢。

张维为：你正好提到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刚刚去印度尼西亚做过调研。王毅外长会见了印尼的经济部长，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印尼强调我现在采取一些政策不是针对特定国家，背后是现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经济民族主义、资源民族主义，把一部分的资源在当地加工。实际上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已经这样做了，它现在希望一些下游的产业也能够在印尼做，我们也表示这当中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就是比初级加工再进一步。

这背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博弈。印尼现在生产的镍和镍产品，约90%是中国市场消化的，如果真的像一些网上说的，它对中国要这样做、那样做的话，它产品卖到哪里去？没有国家能够买下来。所以大家手中都有很多的牌，互相加深理解就能达成某种妥协。我想这大概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

在印尼中苏拉威西地区的莫罗瓦利县，挖掘机在镍矿里作业。 彭博社

范勇鹏：网络、自媒体上有一些声音，出于流量的考虑，会把一些问题夸张化。其实在双边关系里边有很多博弈是正常的。既然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大家是可以商量、一起来合作的。

但客观上，你讲的这个问题会存在，为什么？第一就是比如经济环境，很多国家它遇到很急迫的这种利益压力，包括有些政党、政治力量着急想搂钱，它就来抬高价码，有这样的操作。

还有中国现在虽然强大到没有人能够来对我们开战了，但还没有强大到别人不敢来给你制造矛盾。毕竟世界上还有几个大的权力中心，在权力中心的夹缝里边，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选择我两面要“糖”，两边摇摆，这也是正常现象。

在一些国家内部的政局上，确实存在短视、非理性的情况。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在近代西方人就面临这个问题，西方国家采取的方式，是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就是镇压，用鞭子抽；新殖民主义的方式，就是你看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看起来是独立国家，实际上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大多数是一种妥协的产物，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社会革命。看似原来的殖民宗主国退出了，他独立了，选了新的政府，但实际上内部结构是和西方的新殖民主义系统是血管相通的，在不停地流血、不停地抽血。这样的方式西方人维持了很长时间，用来剥削这些新独立的国家。

这种方式对西方国家本身是好事吗？其实不是。因为这种方式会在西方国家内部供养出一个腐败的集团，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利益团体，它甚至会腐化自己的国家。今天英国、美国这些国家自己内部的乱象，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对世界的剥削造成对内部的反噬。

观众3：各位老师好，很荣幸今天作为一名大一学生来到现场。在平常生活中，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普通的青年学生，应该如何去处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在座的老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哪些方面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中国作为一个“赋能型大国”的价值，以及我们又可以投身到哪些板块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范勇鹏：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比我们70后、80后这代人未来经历的变革要更多。我现在回头想，我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会觉得未来好恐惧，但现在我经历过来了，会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经历。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将来也会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选择是什么？就是加入到我们国家的“全球倡议”建设里边来。过去新闻界有一句话叫“走转改”，现在我们应该叫“洋走转改”，走基层，我们走“洋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走遍全世界，然后投入到创建一个更好世界的事业里边。

这个更好的世界一旦建立起来，今天年轻人遇到的很多挑战和困惑，其实都消失了。如果未来的世界只有中国一家独大，我们这样一个工业体系，确实会遇到失衡的问题。让我们的能力走出去给其他国家赋能，形成大家互补的模式，未来大家的经济都可以迎来一波新的增长。比如多元文化、移民挑战，我们如果帮助所有的民族建立起自己美好的家园，这个问题釜底抽薪，自然就解决了。

张维为：我补充一下。上个月我刚刚去了莫斯科，莫斯科大学举行一个学术会议，我专门提了个要求，我说我们想去参观一下当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的地方。毛主席著名的即席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整个讲话非常之精彩，我专门去看了，感触良多。

毛主席当时除了讲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寄希望于年轻人，还讲了东风压倒西风。当时毛主席有这么一个期望：社会主义阵营可以战胜资本主义阵营。

今天我们讲“东升西降”，已是客观存在，全世界都看到“东升西降”，某种意义上是真正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大势。这意味着年轻一代能够做的事情非常之多。我觉得中国也需要你们年轻一代拥抱整个世界，中国走到世界中央，年轻人也走到世界中央。最近中国AI产业的崛起，背后很多都是90后、00后，令人感佩，有很多榜样。

何婕：就好像我们说“赋能型国家”这个词，它本身就是个新词一样，现在真的是一个很新的、会有许多新变化的时代。

就像我们说人工智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重构，它重构个人，也重构整个社会秩序、社会治理结构等等。在这样一个有许多新的机会和新的变化的年代，我们到底要看什么？是看到它对过去一些传统东西带来的变化，还是说在这个变化背后，其实孕育了无数新的可能？我相信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期待和希望。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赋能型国家”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的内涵。因为这会给中国、给世界，给我们个人带来许多新的机会。

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节目，谢谢两位，谢谢大家，再见！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