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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被蒋介石软禁,张学良关54年,卫立煌除夕刮须脱身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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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被蒋介石软禁,张学良被关了五十三年,从风华正茂的少帅熬成白发苍苍的老人;杨虎城更惨,在重庆解放前夕全家惨遭灭口。

但有一个人,同样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私宅,特务环伺、电话线被剪、信件全查,却在一个除夕夜刮掉留了半辈子的胡子,换上旧棉袍,从后门扬长而去。这个人叫卫立煌。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四十七万国民党精锐在东北灰飞烟灭。蒋介石急需一个够分量的人来扛这口黑锅。陈诚不能动,那是心腹;杜聿明也不能动,那是他派去接替卫立煌的人。算来算去,只有卫立煌最合适——非黄埔嫡系,非浙江同乡,还屡次抗命不遵。

从南京发出了一项关于撤职查办的命令并传达至北平,该命令的措辞特别重,表述内容为“迟疑不决,坐失军机”。卫立煌心里是很明白的,他在东北所做的事情仅仅有一件,那就是不执行蒋介石所下达的从沈阳出兵去打通沈锦线这样的一个命令。

蒋介石要求他主动出击,他却采取按兵不动的做法;蒋介石要求他把主力撤到锦州,他仍然还是按兵不动。几十万的精锐部队被拖在了东北,一直到被解放军一点一点地吃掉。



但是呢,卫立煌并非是消极地躲避战争。他在东北确定下来的战略是“固守沈阳、坚守待机、以逸待劳”,他十分清楚解放军是长途奔袭过来的,后勤补给线是很长的,只要坚守住城池、消耗敌人的锐气,就能够等待转机的到来。

然而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却坚持催促他出兵去驰援锦州,一位是稳稳地守着等待变化、一位是急于求成而冒进,在同一个战场上、存在两套相互违背的战略,将帅之间离心离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失败的结局。

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没有和他见面。命令被直接送到了上海路的私人住宅,内容是:回到京城,被拘禁起来等候处理。宅子外围的布控基本上是在瞬间就完成了,具体情况是大门设置有两个哨位,后门设置有一个,东西两侧的巷口各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并且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守。



有一个排的宪兵守在外面,有一个班的特务住在里面。电话线从墙上被卸了下来,收音机被搬走了,报纸也不再送来了。卫立煌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了正厅和西厢房,他的夫人韩权华每周仅仅能够来探望一次,每次探望的时间是半小时,有特务坐在三步远的地方,两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录下来。

蒋介石还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对他进行处理。卫立煌心里很清楚,这样的日子迟早会到尽头的。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他肯定逃脱不了厄运的时候,有一个“噩耗”意外地把全局给逆转了。在1948年底的时候,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被公布出来,卫立煌明显地在这份名单里面。其他的人都为他感到惋惜,只有卫立煌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直接说自己有救了。



这一步可以说是非常绝妙的举动。一直以来,军统特务一直以“通共”作为理由紧紧盯着卫立煌,随时准备编造罪名把他处决掉。而他被列入战犯名单,反而让特务对他“通共”的怀疑有了一些松动,看守他的警惕性也随之降低了,紧绷着的监控网络悄悄地出现了漏洞。

这一点,张学良一直到死都没有弄明白。张学良选择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在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阻拦不住的决定,那就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他的想法是,事情是他做的,他送蒋介石回去,当面向他请罪,把面子还给蒋介石,事情就能够解决。

周恩来赶到机场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只能仰天长叹。张学良用“义气”去赌蒋介石的“宽宏”,卫立煌则用“务实”去赌蒋介石的“疏忽”。



在1949年1月的时候,蒋介石因为战局崩溃而被迫下台,李宗仁接任了代总统。南京政坛出现了权力空白、秩序变得特别混乱,驻守卫立煌住宅的宪兵被全部撤走了,仅仅剩下少量松散的便衣特务进行监视。蛰伏了很长时间的卫立煌,准确地抓住了这非常难得的一个窗口期。

在除夕那一天的时候,他把年夜饭进行了大规模地摆置,对那些值守的特务给予丰厚的赏赐,并且以非常热情的态度对他们进行款待,从而让特务们把戒备之心彻底地放下。

那些思乡之情非常急切的特务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岗位回到家中,在深夜的时候,守卫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薄弱程度。趁着整个城市里鞭炮发出轰鸣的声音、夜色把行踪给遮蔽起来的时机,卫立煌开展了十分完美的伪装行动:把留了三十年的长须给剃掉,把衣服换成布制的衣服和瓜皮帽子,贴上膏药把自己装扮成病弱的老者,他的容貌和气质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在凌晨四点的时候,他带着亲信从后门悄悄地撤离出去,在连夜的时间里驾驶车辆朝着上海的方向奔赴而去。

等到特务们在第二天的时候察觉到有异常情况,卫立煌早已经脱离了南京的危险境地。在不久之后,他的夫人韩权华也顺利地脱离了困境,两个人在上海进行了会合,然后搭乘英国的商船朝着香港的方向奔赴而去。



在香港居住了数年的时间,卫立煌一直都坚守着家国的底线,对国民党的威逼和利诱进行拒绝,绝对不进行妥协然后前往台湾。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主动地打电报进行祝贺。在1955年的时候,在周恩来发出邀请的情况下,卫立煌夫妇从香港经过澳门进入到广州,并且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从而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回归的国民党嫡系高级将领。在这之后他在北京定居下来,以爱国将领的身份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时光,为祖国统一的事业到处奔走并且发表自己的声音。

张学良被关押了五十三年的时间,孙立人在台湾被限制自由了三十三年的时间,依靠种植水果来对家庭的开支进行补贴。而卫立煌,从被限制自由到脱离困境,前后仅仅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卫立煌的机灵之处,并不在于他比张学良更加能够忍受、拥有更多的人际关系,而在于他能够把时局看得很清楚,能够把所谓的“面子”给放下。张学良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饶恕”上面,卫立煌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对前往台湾进行拒绝,因为他把结局给看透了——前往台湾就等于是被终身囚禁。一个在没有出路的境地中还在等待别人给予恩惠的人,和一个在没有出路的境地中已经把退路想好了的人,最终的结局注定是不一样的。



在1960年1月17日这一天,卫立煌在北京因病去世,去世的时候年龄是六十三岁。他离开人世的时候,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而并不是某个海岛上一栋旧房子里面被囚禁的人。

同样都是蒋介石想要对付的人,有的人等待了一辈子的时间,有的人在一个除夕的夜晚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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