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要不是毛主席拦下绝密军令，3万红军可能全军覆灭

1935年3月的一个深夜，有个刚被全票罢官的人，提着一盏马灯走了三里泥路，硬生生把一道已经写好的进攻命令给拦了下来。他拦下的不只是一道电令，更是三万人的命。

1934年10月，红军的主力队伍，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了一场很远很远的行军。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一走竟然要走两万五千里，远得让人难以想象。

走了五个月，大家苦成什么样了呢？举个例子：鞋子破得张开了大嘴，只能撕下布条，一圈一圈绑在脚上；枪里的子弹用完了，就冲上去和敌人近身拼。装药的箱子内早已空无一物，负伤的战士没有任何可用药物，只能咬紧牙关硬生生扛着伤痛，没办法，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情况。贵州的大山又冷又湿，像一个大冰窖。很多战士只穿薄薄的衣服赶路，脚趾被冻得又黑又烂，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小刀上，疼得钻心。

可是，敌人还在后面追，仗不能不打。要是一停，就可能被敌人围住，非常危险。

1935年1月，红军抵达遵义，并且在此召开了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被称之为遵义会议。这场会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坐在一起，认真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会上，很多人更认同毛泽东的想法，他在队伍里的领导位置也更稳了，大家更愿意听他的指挥。

二月下旬，红军再度渡过赤水河，这是他们的第二次渡河行动。队伍先故意兜了个大远路，把敌人的注意力搅乱，接着猛地一转身，朝遵义杀了回去。这一仗打得那叫一个痛快：敌人两个师、八个团被收拾得够呛，还有三千多人一看没戏，直接放下枪投了降。从长征迈开步子那天算起，到这时候为止，这一仗是打得最大、也最出彩的一次。

打完这一仗，红军上下像过年一样高兴，士气一下子旺了起来。从领导到普通战士，人人都憋着一股劲：趁着现在打得顺，再多赢几场，再多攻下几座城。

人在长时间压抑之后突然赢了一把，最容易犯什么毛病？容易高估自己，也容易低估对手。 这个毛病，差点让三万红军付出惨痛代价。

3月10日凌晨，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联名发来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上明确标注着两个字：万急！显然他们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上报。

而这封电报的内容很简单：建议攻打鼓新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

打鼓新场是哪里？就是今天贵州的金沙县城，离红军当时驻扎的苟坝村大约五十公里。那是黔北的重镇，商号林立，物资充足。执行守备任务的部队是哪支？他们正是黔军犹禹九部，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在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当中完全排不上名次，似乎就是上天赐予的机会。

翻译成大白话：这块肉看着肥，骨头还软。

这个想法刚传出去，各位带兵的头儿一听，想法几乎都一样：打！当然要打！不打不行！

他们说的道理特别简单：队伍里的粮食快吃完了，子弹也快打光了，再不去弄点回来，大家真要坚持不住了。要是能把前面那座小城镇打下来，不光能缴获东西，还能把路打开，为以后在四川、云南、贵州交界的地方建一个安稳的“家”做准备。再说，大家刚赢了一场大胜仗，劲头正足，就像刚考了满分一样兴奋，这时候不打，还等啥时候？

张闻天一听，当天就做了决定：把更多重要领导都叫来，开一个更大的会，专门商量这一仗到底打不打。

注意，问题就出在这里，不是讨论该不该讨论，而是在一个所有人都已经上头的房间里，做一场需要绝对冷静的决策。

3月10号当天，苟坝村内有一间被人们叫作“新房子”的屋舍。当时在房间之中，红军里二十多位大领导，像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这些人，全都挤在这间屋子里开会，商讨要不要攻打。他们从天亮一直商量到天黑，像班里讨论春游去哪儿一样，越说越热闹。

可奇怪的是，大家的心一开始就齐齐偏向同一边，就像全班同学投票，几乎全都举了手。

朱德先开口说：贵州那边的敌军，比蒋介石自己直接管的队伍好打。要是能把打鼓新场这个地方拿下来，咱们以后扩大地盘、找落脚的地方就更有希望。

在前方带兵的聂荣臻也传回话来：这一仗能打。

接着，别的将军一个接一个说自己的想法。说来说去，最后意思全一样：打！

你想象一下那个场面，五个月的长途跋涉，无数次突围转移，所有人都太需要一场胜利了。如果仅从纸面条件判断，这场仗的发动完全合乎情理，站在情感视角来看更是几乎就要成为现实。这时候谁要是说“不打”，等于在给大家泼冷水，等于扫兴。

而全场唯一没举手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却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他说的每一条，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像在热闹的教室里突然有人说：“先别急，这事有危险！”

第一，时间赶得太巧，反而危险。红军跑得再快，也要到12号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可偏偏就在12号，云南那边来的一支敌军也会赶到，和贵州本地的守军碰头。旁边还有四川来的敌军在集合，蒋介石直接管的队伍也在往西边堵。打鼓新场周围，敌人已经像撒网一样从好几个方向围过来，人数多得吓人，加起来有一百多个团，如果真的开打情况很可能会无法控制。

第二，敌人在哪儿还没看清。负责侦察的战士一直守着机器，听敌人用无线电讲话，可大山挡住信号，敌人的主力到底藏在哪儿，一直没弄清楚。连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就冲上去打城，就像蒙着眼睛去抓人，没抓到别人，反而可能被人家一把抓住。

第三，那座城像一只缩起来的刺猬，不好下手，如果硬拼根本不是上上之策。打鼓新场外面有高高的城墙，里面还有小炮楼一样的坚固工事，你说说如果正面进攻，即使打赢了，那死伤肯定也会不小。当地敌军在野外打仗可能不厉害，可他们缩在城里死守，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要是打了好久都打不下来，云南、四川和蒋介石的部队从三个方向围上来，那就不是输一场仗那么简单，而是整个队伍都可能被包了饺子。

毛泽东一遍又一遍地说：不能去打那些躲在坚固地方死守的敌人，不能硬碰硬，要把敌人引出来，让他们跑起来，再找机会消灭。

可他说了这么多，大家还是没听进去。

为什么听不进去？因为会场上的情绪是集体性的。长期压抑的求战心理、物资极度匮乏催生的急迫感、遵义大捷鼓起来的锐气，三层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把理性的声音直接压死了。

这就好比现在公司开会，项目眼看要黄，突然有人说“我有个办法，赌一把大的”，全屋子人都热血沸腾地喊干。这时候有个人站起来说“我算过了，赌输了公司就没了”，你觉得大家会感谢他，还是会觉得他扫兴？

争到最后，毛泽东急了，他甩出这样一句重话：“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由着你们胡来！”

这句话带着情绪，也带着压力。但局面没被扭转，反而有人当场顶了回来：

“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张闻天随即提议举手表决！结果出来了：赞成进攻打鼓新场的，竟然是全票通过。毛泽东的手中，也就只有他本人的那一票。

事情还没到此为止，紧接着这场会议又开展了一轮投票，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说起来，他坐上这位子才不过七天，只不过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如此的变化。

会开完，谁也没心思庆贺，众人闷头各回各屋。那边，进攻的命令已经白纸黑字弄好了，只等天一亮周恩来签字，就往各军团发。

再隔两天，三万红军就要一脚踩进人家布好的口袋里。

毛泽东回到住处，往那儿一坐，脑子却半点没停，一直在翻腾。

被免职了，被全票否决了。被当面顶撞了！这要是放一般人身上，这会儿最正常的情绪是什么？憋屈、愤怒、想撂挑子。 “你们不是表决了吗？那就打呗，打输了别来找我。”，这话谁都能说，说了还特别解气。

可他满脑子只剩一个念头：这封电报，打死也不能让它发出去。

他在心里把战场一遍遍过电影。越琢磨，脊梁骨越发凉。军委二局半天摸不准敌人到底在哪儿，这本身就不对劲，连对手站哪儿都看不清，这就是要命的时候。这种时候还硬要去攻城，那哪叫打仗，分明是押宝。可红军押得起吗？三万来人，是当时革命攥在手心里的全部筹码，一把输干净，后面就真没牌了。

想到这儿，他坐不住，起身推门，去找周恩来商量事情。

两人住的地方中间横着一条田埂，弯弯绕绕，三里多。夜里没月亮，泥巴路又湿又滑，两边全是黑乎乎的水田，脚下一滑就可能栽进去。他提着马灯径直动身赶路，那盏灯的光亮仅能覆盖身前很小的一片区域，他便摸索着一步步往前挪动。

后来，这条小路得了个名字叫“毛泽东小道”，如今在遵义那边挺出名，算得上红色旅游的热门去处，每年都有上百万人特地跑来走一走、看一看。可要搁在1935年那个夜里，它真没啥特别，就是一条乡下常见的水田埂。一个刚被二十几号人齐刷刷否掉的人，提着马灯，一个人踩在上头，朝三里外那扇门走去。

他去干啥？不是去喊冤，不是去告状，更不是赌气。他是以一个按规矩已经不该再开口的人的身份，去干一件非干不可的事。

这事真值得想想，不少人会想：“我官都撸了，还操那份心干嘛？”或者“说了也白说，不如闭嘴。”可真正能扛事的人不这样：位子可以没，担子不能扔。

那时周恩来是军事上真正管事的，命令得他签字。他签，部队就动；他不签，命令就卡住。

在农舍灯光下，他们两个人究竟聊了什么，根本没有相关的记载。苟坝会议在党史上很少见，重要会议却没记录，但结果明摆着。

周恩来晚年谈起当晚的情形时语气十分平缓：毛主席回去之后始终放不下心，认为事情不太妥当，半夜提着马灯过来找我，让我先暂缓相关命令，再多斟酌考量。我听了他的。

话不重，可那份量，沉得吓人。

劝住周恩来后，俩人又连夜去找朱德。因为道理也非常简单，红军总司令的态度究竟如何，非常重要。三个人在深夜里把打鼓新场这一仗的里外好坏翻来覆去地捋，最后朱德也点头了。

三人商量完之后，当天夜里，军委发报：部队在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一带集中，后面再找机会灵活行动。说白了就是：先别打，进攻命令先压住。

就这样，在天快亮之时，那封命令始终没发出去。

可到了凌晨四点左右，事情猛地拐了个弯。

军委二局截到了敌人的电报，并且这封电报的内容可不简单。相关人员把电报内容一条条对下来，看得人后背直冒冷气：

原来黔军犹旅已经从西安寨往泮水撤，正奔打鼓新场去。滇军鲁道源旅从黔西急吼吼赶来增援，12号就能到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也在后头跟着。川军在旁边集结，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收拢兵力，往西堵口子。

换句话说，当时敌军共有八个师的兵力，并且他们分作数路朝着打鼓新场逐步逼近，已经完全摆出了准备合围的态势。也就是说，如果红军要是还按原计划去打，12号一到，正好钻进口袋。攻不了半天，四面就被锁死，自己会把自己玩死的。

三万红军，很有可能就这么没了，一个人都不会剩下，这样一来老蒋会是最大的赢家。

情报一到，屋里的人全哑了，他们再也不提攻打的事情了，事情也证明打仗绝对不能靠头脑一热。

毛泽东头天在会议上说的每一句话，被敌人自己的电报一字一字地验证了。

你想想那个画面，昨天还在会上据理力争的那个人，一夜之间从“扫兴的反对派”变成了“唯一看清全局的人”。而他证明自己的方式，不是吵架，不是翻旧账，而是敌人的电报替他说了话。

第二天天刚亮，周恩来又提议大家再碰一次头。这回手里有硬邦邦的证据，周恩来和朱德也把话挑明了，站到了同一边。头一天还急着请战、恨不得马上动手的那些将领，这会儿一个个都不吭声了，开始重新琢磨这件事。

会开完，结论很快也出来了：打鼓新场不打了，原来的进攻方案撤掉。

中革军委紧跟着就给红一、红三军团拍去电报，说再打打鼓新场已经错过火候，让部队另找机会、灵活行动，其实这才是当时最好的战略打法。

就这样，那道差一点儿把三万红军推进鬼门关的进攻命令，就这么被按死，再没翻出来。毛主席的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也在这场会上重新回到他头上。

从被拿掉到再拿回来，前后连一天都没满，你说说这事情笑不笑人？

可偏偏就是这不到一天，中国革命差点儿一脚踩进回不了头的深坑。

苟坝这场会，把在场每个人都逼到一个绕不开的问号前：往后还照这套办法定事，真行吗？

二十来号人，从天亮争到半夜，火气越拱越高，最冷静的那句话被多数票盖住了；可被盖住的那位，偏偏说中了。

这跟运气没多大关系，说白了，是规矩本身有个大窟窿。

战场形势是以小时为单位变化的，而二十多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半天才能出结论；出了结论还可能出错；错了还得靠一个人半夜提马灯走三里路去纠正。

毛主席出了个主意：别每回打仗都把人叫齐开大会，连具体怎么打都一点点议。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挑选几位能力突出的同志，组建精干的小型工作班子，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全权负责作战指挥相关事宜，这样是最好的。

张闻天琢磨过味儿来，也认了这个办法。后来整风时他在笔记里说了实话：苟坝那一场让他看明白，战时做决定不能光靠大家慢慢议，还得有人能迅速拍板、集中指挥，两样得搭着来，要不然真的很容易就出问题。要不然，民主也可能把事情搞砸，甚至酿成大祸。

到了3月12号，张闻天又在苟坝把中央政治局会议开起来，会上搭起了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红军打仗的事，由他们仨替政治局全权拿主意。名义上周恩来挂着团长的名，可真正掌军事舵、拿大主意的，还是毛泽东。

这个小组的诞生，完成了遵义会议没做完的那一半。

召开于1月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理顺了政治层面的相关问题，不过最高军事指挥权对应的组织架构还没有完全落实。在两个月之后，苟坝便得出了清晰的结论：军事指挥相关的指挥权限，交由这三个人执掌。从此毛泽东不只是“有职”，而且有权，可以按自己的战略逻辑调兵遣将。

新三人团成立后，红军的行动节奏彻底变了。

3月中旬三渡赤水，毛泽东让主力在遵义地区佯装徘徊、引敌深入；等敌军蜂拥而至，红军突然从茅台镇一带西渡，把大批敌人引入川南。白天故意大造声势吸引他人视线，真正的主力部队则隐蔽蛰伏在赤水河畔，静待合适的行动时机。

3月21号到22号，红军玩了一招“声东击西”。他们让一个团假装成大部队，继续往西走，还故意让敌人看见，好像在喊：“快来追我呀！”敌人果然上当了，跟着往西追。可当时红军真正的大部队，却悄悄从二郎滩、太平渡这些地方渡过了赤水河，这让敌人根本就没有料到。除此之外，当时的蒋介石完全也没想到，一下子竟然被打懵了。敌人几十万人追了好几个月，在地图上绕来绕去，像在操场上转圈，最后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抓着。

这之后，红军又往南过乌江，开到贵阳附近，摆出要打贵阳的样子，吓得敌人手忙脚乱；接着又用巧办法渡过了金沙江。这一连串动作快得像变魔术，把国民党军队看得眼花缭乱。这些仗，都是在新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带领下完成的。

老蒋当时为了把红军困死，真是没少动脑筋，东堵西截，摆出来的架势活像铺开一张大网。可红军就是有办法，愣是瞅准空子，从网缝里穿了出去。

后来毛主席回忆长征，提到四渡赤水时说过，这是他一生里指挥得最漂亮、最得意的一仗。后来，英国知名将领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期间，也曾对毛主席指挥的三大战役作出夸赞，称这几场战役置于整个世界战争史当中，完全不输给任何经典大战，真的是非常经典。毛主席听了却摆摆手，说三大战役更像两个壮汉顶牛，拼的是硬实力；要说最考验统帅本事、最费心思的，还得是四渡赤水。

而四次渡过赤水河的故事，是从苟坝开始的。苟坝最关键的转折，就是那盏马灯。

后来，研究历史的学者说起苟坝会议，一般都会总结出四个很重要的结论：

其一，它撤销了一道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的进攻命令，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次最危险的围歼。

其二，它建立了新三人团这一高效的战时指挥机制，解决了遵义会议留下的军事领导架构问题，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核心地位。

其三，从某种意义上说，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闭幕式”，遵义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苟坝解决了军事指挥权的组织落地，两者合在一起，才算真正完成了那次大转折。

第四点，说到底，它其实是在给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这件事。大家投票、举手、按多数人的意思来，这当然是民主。可多数人拍板定下来的结果，也不一定就真对。等发现路走偏了，再想把错误掰回来，常常就得靠那个始终没撒手、还愿意站出来扛事的人。

如今苟坝会议陈列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一百八十万人次。那条田埂路修缮一新，立了牌子，就叫“毛泽东小道”。

路不长，三里。走快了，二十分钟就到。

可当年那盏马灯走过它的时候，脚下是泥泞，头顶是黑夜，身后是一个刚刚被多数票否决的决定，面前是一扇还没有打开的门。

他当时丝毫没有赌气，更没有沉默，也没有就此认命，而是在想着怎么救大部队。他提起那盏灯，走了出去，找寻新的机会。

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经过不懈的努力，长征终于是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