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译者的长跑

书一本一本地翻译下去，译者陈英的书架上已有40余本意大利文学作品。对她来说，这份工作帮助她接近一种独立而深思熟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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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译者

在克罗地亚一个海边的房间，陈英起得很早，上午是她惯常的工作时间，她在书房打开阿尔达·梅里尼的诗集《圣地》，走进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女诗人的内心。

在他那张疲惫

因神经官能症而充满沟壑的脸上，

也有某种轻盈、

魔幻、

脱俗的东西。

会让我想起天空、

大海。

可提坦与这一切都无关。

《他那张疲惫的脸上》

作者：[意大利] 阿尔达·梅里尼

翻译：陈英

这首诗是梅里尼在年老时和一个流浪汉同居时写下的。陈英说，梅里尼的一生爱过许多男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慕男狂”，称那些男人为“天神般”的存在。她的诗句是狂热的，用词“非常奇绝”，陈英总要反复揣摩，才能找到合适的中文表达。周围的世界安定下来，陈英耐心地进入梅里尼的文字，她说自己是“研究型的译者”，遇到不太清楚的地方，需要研究作者所在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合理解释。

无论假期还是日常，陈英的每一个上午几乎都在工作。她通常6点半起床，有时上午10点有课，上课之前，她已工作了很久。有一回跟朋友聊起天，对方9点起床，她开玩笑说，“你才起来，我都犁了两亩地了。”忙碌得过了头时，她有点无奈，“我现在死乞白赖地整天在干活，自己都觉得鄙视。”在陈英心里，自己最擅长的是闲着。

博士毕业后，陈英有过一段没有工作的日子。那年四月，她住在北京的石景山，附近有一座公园。天气好的时候，她骑车过去，或者带一本书躺在草地上，有书看就看书，没书看就看看风景、晒太阳，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她不觉得颓废，也不因空闲而惆怅。“我越闲越开心，”她说，“我这人最能闲了。”

陈英认为，闲散来自对生活没太多要求，“只要有东西吃，不至于饿死”，手里的钱还够花一两个月，她就不急着寻找下一件事，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负担，有一种“不怕被时代抛下”的坦然。

小时候出门上课时，陈英实在太困了，从家里出来就拐到同村的外婆家接着睡。班主任都清楚她的路数，找不到她时，就让同学去外婆家叫人，同学也熟悉了这条寻人路线。上课犯困时，老师让陈英站起来，她站着还能继续睡，“并不是存心跟老师作对，也想争气，但实在撑不住，最后还是睡着了。”她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一次，陈英带母亲去西安，两人吃完饭继续逛街。母亲没走几步，说困得受不了，就在街心花园找到一张长椅，躺下睡了一会儿。大街上人来人往，她并不觉得有什么顾忌。陈英看着她，觉得自己身上那种在哪里瞌睡就睡在哪里的状态也不是没有来由。

随着年龄增长，陈英骨子里的闲散变成了一种需要捍卫和平衡的生活。现在的陈英看起来像一个不断工作的人。学校里的课程、会议和事务占据平日，周末又常常有讲座、采访和新书活动。翻译没有停止，她也是很多报刊的专栏作者。有时忙到极度疲惫，她会觉得自己像“一根从两头燃烧的蜡烛”。她说，让多重身份都能展开的秘密是“死死看住自己的时间”，上午从事最重的脑力劳动，下午的工作轻一点儿，到了晚上就读书。

在她看来，人至少面对着几种不同的工作。一些为了糊口，一些是不得不完成的事务，还有一些才真正接近一个人选择并愿长期投入的事。即使是大学教师，也会有“当牛马”的时候，即使翻译是她确认的职业，其中也包含枯燥、疲惫和不得不承受的部分。她一直保持着不让工作吞没生活的警惕：人不能完全依照性情生活，也不能让所有时间都被工作征用。所以，她可以牺牲每一个周末的上午时光，投入地翻译和写作，但是周末的下午是逛公园与喝啤酒的时间，谁也不能夺走。

好在，那个工作的女人等来了她的假期。

在克罗地亚，等到太阳接近下山，陈英会下海游泳，游一会儿、躺一会儿，看沙滩上的小孩裸奔，看海鸥盘旋着捕食。这也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轻松。陈英觉得，人们通常把学习一门外语理解成学习知识或者某种技能，但是也应该学习像意大利人那样，放下那些似乎非得由自己操心的事，在沙滩上躺两个小时而没有愧疚的过程，“学习怎样真正无忧无虑，这些才是能救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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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跑者

陈英是在大约40岁时，遇到了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翻译工作，面对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她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她想把书塞给自己的师兄。师兄文采好，汉语也好，是她在中文表达上真正信服的人。文学翻译最后仍然要落到汉语里，她觉得师兄也许更适合。

书没有塞出去，陈英只好接下来。一件事还没有决定时，她可以犹豫，也可以设法推给别人。一旦真正答应下来，她便没再考虑退出。她觉得自己还算讲信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最后总会设法克服，把已经开始的路走完。

那段时间恰好有一个学期不用上课，她在外学习，能够拿出大片、连续的时间。她为翻译列出进度，一天完成一部分，每一天都做到力竭，第二天又从头再来，她一头扎进五六十年代的那不勒斯，把那个世界的细微之处呈现出来，“而且要不断打磨”，陈英说，那时候每一天都“累得魂飞魄散”，到了晚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不过，她仍会抽时间去骑车，她住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从校区骑车出门，穿过磁器口古镇来到江边，一骑就是20多公里，山城的路高高低低，她在返回时也不下车，一口气骑上通往山上校区的大坡。

完成四部曲的第一本《我的天才女友》后，她仍然觉得状态不够好。陈英写作的声音是淡淡的、懒洋洋的，不太用力。费兰特却完全不同，她的语言情绪是饱满的，混杂着亲密、背叛、依赖、羞耻和愤怒。她只能一句一句地揣摩和靠近。比如两个女孩之间交织的嫉妒和亲密，对陈英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情感。上大学时，陈英觉得跟最好的朋友根本没有嫉妒而言。朋友有什么成就，她都特别荣耀，是一种纯粹的喜悦。

她每天都在鞭策自己“做一个细腻的人”，这对陈英来说太困难了。周围的朋友形容陈英的神经“跟高压线一样粗”。但翻译的过程有时就像“当演员”，是一个放下自我的过程，才能实现那种贴近。从2014年到2018年，陈英用了约四年时间，完成了总计一百多万字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翻译，这套书随后在国内激起了一个阅读意大利文学的高峰。

在书中，费兰特写了一次出走的经历。小学毕业前，故事的主人公莉拉和莱农逃课去看海，她们第一次走出自己的街区，沿着陌生的道路走了很久。渐渐地，路变得漫长，她们又饿又渴，天色也开始改变。突然，暴雨来临，最先提出远行的莉拉忽然转身，莱农却想继续。她们最终没有见到海，湿漉漉地回家了。

陈英想起自己童年的远行，五六岁时，爷爷奶奶出门走亲戚，她一个人在家，很想去找亲近的姑姑玩儿。她觉得那条路自己应该认识，于是独自出发。路很远，大概有十几公里。但那天的天气很好，阳光充足，北方的道路在她的记忆里很简单——先走土路，再上公路，一直向前，中间经过一个镇子。走在土路上时，她几次迟疑：刚才是不是应该拐弯？有没有错过路口？但她没有害怕，只是短暂的迷茫。和莉拉和莱农不同的是，小时候的陈英第一次面对更大的世界时，她成功抵达了目的地。大人们看到她，全都惊呆了。爷爷奶奶骑自行车走的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竟然独自走了过来。

陈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长跑者。文学翻译也很适合自己，这样需要恒心和力气的事，她总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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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译者的现身

翻译四部曲以后，陈英看到一部文学作品确实可以发挥社会功能，文学不只是逃避现实的方法，也可能参与现实，甚至改变现实。由于这一股阅读意大利文学的热潮，出版社开始寻找更多意大利女性作家的作品。陈英随后翻译和推荐了不少此前被遗忘的女作家。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就是其中之一。金兹伯格深受意大利读者喜爱，她的语言流畅、朴实，能用简单的方式表达深刻的道理。在陈英看来，那是一种功力很深的语言。但她查阅一些由男性编写的二十世纪文学史时，却发现其中根本没有金兹伯格。

在陈英翻译的金兹伯格戏剧作品《我是因为高兴才娶你》的跋中，她写道：“虽然心怀偏见的文学史学者总是把她排除在外，但她的作品已经成为二十世纪经典，深受读者喜爱，在书店的书架上总是摆在显眼的地方。”这样的作家应该被重新介绍。

女性译者的在场，不仅改变了哪些作家被看见，也会改变一句话怎样被理解。陈英在一些意大利古典文学的旧译中，经常读到“酥胸”“玉体”一类表达。女性身体被不断色欲化，译文带着色情的凝视，显得低俗，甚至淫秽。她认为，一些译者已习惯以男性主体观看语言，并不觉得这些词有什么问题，这种观看方式进入翻译，也被当成自然、正常的叙述。她想修正这种误读。

她没有为自己设定一条女性主义的翻译路线，这条线是在工作中逐渐出现的。一方面是出版的机缘，另一方面也是读者的需要。人们希望知道，女性还曾经怎样生活、怎样思想，需要更多可以参照的生命经验，她开始有意识地补上那些空缺。

书一本一本地翻译下去，陈英的书架上已有40余本意大利文学作品，她有时觉得自己的“瘾”挺大的。翻译的乐趣是认识一个人。不是社交意义上的认识，那是一种更漫长、更单向的接近。面对一个起初完全陌生的人，沿着作者写下的句子往里走，逐渐看见一个人“灵魂的样貌”。一本书翻完，这个人在译者面前变得具体，具体到如果这人真出现在生活里，陈英都能判断自己是否愿意同她打交道。

陈英最近翻译了阿尔巴·多纳蒂的《托斯卡纳书店时光》。在此之前，她并不知道多纳蒂是怎样的诗人。等到书翻译完，再读她的诗，那些诗忽然从一种模糊的感受变得清晰，诗人对故乡的依恋、童年的创伤、她对母亲和女儿的感情，以及她理解人生的方式，都散落在一本本书里。

在种种灵魂的样貌之中，陈英觉得意大利诗人维维安·拉马克和自己最亲近。拉马克十岁开始写诗，到了老年仍保留着孩童的天真，她的诗也充满童话般的泡泡。

一位太太想要给他很多吻

我不说很多，就是七八千吧。

但这是禁止的，所以她就没给。

假如不禁止，她一定会如数给他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如果没给出去，那些吻有什么用？

《接吻机太太》

作者：[意大利] 薇薇安·拉马克

翻译：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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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女人

陈英正在酝酿随笔集《工作中的女人》的出版，书名受费兰特启发，费兰特曾想观察文学中的工作女性，却发现这种形象非常少。工作明明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词，文学里的女人却常常只在家庭、婚姻和爱情中被看见，她怎样工作、靠什么谋生、如何使用自己的智慧，反而成为一块空缺。

陈英觉得，女性应该更多地与具体的职业联系在一起。她们可以成为教师、译者，也可以成为科学家，进入过去很少向女性开放的位置。工作未必能完整实现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也不必全部通过工作证明，但对女性而言，工作仍然是一条极其重要的路径。它首先提供收入，意味着经济独立，还会把人带进公共空间，在工作中接触周围的人，走出去，遇见与自己不同的人。对陈英来说，工作帮助她接近一种独立而深思熟虑的生活。

问陈英：“工作真正的野心是否在于写出自己的作品？”

她说：“我很难承认这一点。”

这种突兀的表达并不符合陈英的习惯。她没有周密的计划，但会先把专栏写完，写作是她能一直坚持下来的事，就像一条长长的坡道，她没下车，一直在骑车上山。

她认为，一个人单方面对生活的决定是非常有限的，它不是一种真正的主体的自由，而是一种被动的自由。一次，她和《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在活动上遇见，聊起各自当年的选择，才发现两个人有过相似的经历：原本都报了法语，最后一个学了西班牙语，一个学了意大利语。某种程度上说，两个人都是被法语“踢出来”的那个。结果是，范晔后来成为西班牙语文学译者，陈英则进入了意大利文学。她偶尔设想，如果当年顺利学了法语，自己今天或许未必能在文学翻译上做出什么。法语翻译界人才济济，意大利文学的中文译介却有大片空白。她没有进入最初选择的专业，反而在一门并未主动选择的语言里，获得了后来的人生位置。

她不太相信一个人能完全凭借意志设计自己的生活。人可以许下愿望，确定目标，甚至为未来安排一条看起来清晰的道路，但现实能否提供机会，个人是否具备足够的才华和能力，中间还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条件。“人能做决定的事情很少。”她说。很多时候，一个人只能决定自己不做什么，很难确保自己一定能做成什么。把某种职业、成就或生活规定为非要抵达的目标，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妄想，现实迟迟没有按照预想发生，内心便因此失去平衡。面对现实生活，更有可能的是，“一切都是上坡路，都是很难的路。”

就像她从未预料过四部曲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陈英认为自己真正能掌握的事只有一半，“客观原因是中国有一大批新一代的女性，她们特别渴望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成长，她们需要一些新的模式，需要一些力量……莱农和莉拉是一些散发着力量的生存范本，不是之前的文学叙事中那些死于爱情的女人，或者是为爱疯狂的女人，她们的人生是一个寻找意义的过程。”

作为一个工作的女人，陈英自身也在展示一种生存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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