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不是边缘：王献华谈“左公律”与“何为中国”的底层逻辑

一棵“左公柳”，人们看到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功，很少会追问：他为何在军务倥偬之际筑路种树、屯田兴学、力主新疆设省？

这背后，或许正藏着一套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与连续性的关键密码。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献华将其提炼为“左公律”。

今年7月18日，王献华在伊宁新疆警察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主办的“欧亚地缘变局下中亚区域国别前沿论坛”上，作了题为“立国有疆：中华文明史上的‘左公律’”的主题发言。

他指出，左宗棠不仅是军功卓著的战将，更是“上马打仗，下马治国”的学者型思想家；所谓“左公律”，是以“长治久安、文教昌明”为文明观，以地缘安全整体性、经济可持续、文化认同建构为三重内涵，重新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与连续性的方法论概念。它提醒我们，边疆不是文明的边缘，而是“大中国”的有机内容。

近日，王献华结合媒体采访，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概念，并授权观察者网发布对话全文，以飨读者。

问：您提出“左公律”这一学术概念，且将其作为解读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核心方法论。对大众而言，大家熟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却对“左公律”十分陌生，能否用通俗的语言拆解这一概念？同时具体阐释其地缘安全整体性、经济可持续、文化认同建构三重核心内涵？

王献华：对大众而言，我觉得首先需要认识到的是，左文襄公不仅仅是一位军功卓著的战将，更是一位学识渊博、思虑精深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左宗棠才是中华学术传统真正的理想人格，体现着中国传统学人“上马打仗，下马治国”的价值观。

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剧照

就“左公律”而言，同样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方法论概念的“左公律”，依托于左公的文明观，也就是对文明之为文明的一般性认识。“长治久安、文教昌明”八个字差不多可以表达这种文明观的精髓，文明无非是长治久安以文教昌明，以及如此呈现出来的人类共同体样态。

这样，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作为方法论概念的“左公律”了。作为学以致用的典范，左公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正是他关于长治久安的战略思考。光绪三年（1877年），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里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新疆、蒙古、京师不是孤立的地理板块，而是唇齿相依的安全链条。这可以说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战略内涵最简明扼要的表达。

然而，西北“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只靠军队驻守，人少了招祸，人多了耗钱，是个死结。左公的解法是屯田实边、兵农并举，在河西走廊等地广兴屯田。他还提出因地制宜的治理原则，主张“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著名的“左公柳”便是他在西北筑路种树、改善生态的明证。这种以长治久安为目标的综合治理思想，是左宗棠边疆治理实践的核心体现。

但左公的考虑不止于此。在收复新疆后左公力主新疆设省，从军事管制转入与内地一体化的郡县治理。同时他通过“广置义塾，先教以汉文”、“兴办义学”等举措，使制度与文教并举，实现精神上的深度融合，以期“长治久安”。他深知，只靠军事手段维持边疆，终非长久之计。因此，他在新疆各地设立义塾，推广文教，以中华文明认同巩固国家统一成果。

文明统一性内在要求通过文教昌明来实现制度与精神上的深度融合。没有地缘安全，长治久安无从谈起；没有长治久安，文教昌明终究是无根之木。我理解，在左宗棠看来，这才是中华文明大一统而绵延数千年的底层逻辑。因此，应该把这样的规律性认识，提炼为“左公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统一性问题事实上缺少概念化的努力。我觉得，作为一个方法论概念，“左公律”的提出，应该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统一性和连续性以及二者的内在关联。

问：什么契机让您开始研究左宗棠，同时把他的思想、实践和中华文明统一性问题联系起来？

王献华：说起来，这是一个“从故纸堆走进大问题”的过程。就我个人来说，得算“从故泥堆走进大问题”了。

我专业研究意义上的训练是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在细分领域上和左宗棠研究确实相距甚远。但除了作为中国学生对中国历史、中华传统自然的兴趣之外，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应该说起到了让我尝试深入中华文明史的契机作用。

古代两河流域的阿卡德王朝，常常被称作有文字记录以来的第一个“帝国”。我很反对在古代史语境中乱用“帝国”这个概念，具体到对阿卡德王朝的研究，更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荒唐的事情：学者们往往将阿卡德国王纳兰辛（Naram-Sin）开疆拓土、建立统一王朝的动机仅仅解释成追求个人虚荣或者简单的资源劫掠。这个问题，我曾经在2022年9月22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过一篇简短的反思，也许可以参考。总结而言，我认为纳兰辛的努力，更可能是基于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理由”一定程度上的自觉。

也就是说，纳兰辛的努力，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背后则同样是对长治久安的追求。带着这样的猜测，我便很自然地回到中华文明史中寻找灵感和支持。当时正好赶上三星堆新发现的热潮，我得以将自己关于早期两河流域的研究和对三星堆的兴趣结合起来。对三星堆的讨论后来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其中尤其得到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的启发。我尝试着提出“中华文明力量场”的概念，试图理解从东北大兴安岭到西南横断山脉“传播带”的西部高地，与东部平原河谷水系如何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文明空间，进而理解三星堆在其中的位置。

应该说，正是对青铜时代三星堆的研究，打开了我关注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大门，并自然引发了我对左公其人其事的关注。上面提到的《遵旨统筹全局折》，其中左公“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的论断可谓振聋发聩。进一步的阅读让我注意到，左公本人精研地理，曾自制“皇舆一图”，其中“分图各省，又析为府，各为之说”。以及在新疆收复后，他在新疆兴建义学，在乌鲁木齐开设书局，刊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及童蒙读物、农书的举措。

当我把对左公的理解与我此前思考的“中华文明力量场”框架对接时，我发现，青铜时代的中华文明整合机制，与左公身上集中体现的边疆治理实践，背后未尝不是同一套逻辑。以“左公律”命名这套逻辑，命名中华文明的“文明理由”，我觉得再合适不过。左公可以说是对这一规律最深刻的自觉者和实践者，以此命名也是对他被遮蔽的思想价值的重新发现。

问：学界此前已有戴蒙德“断裂土地假说”、妹尾达彦“内外中国”等解读中国文明格局的经典理论，您的研究明确指出了这些理论的局限。能否结合大众易懂的文史视角，说明这些理论最大的偏差是什么？为何它们会陷入“小中国”的研究误区，忽视边疆族群、西部地域在中华文明统一进程中的核心作用，而“左公律”恰好弥补了这些研究短板？

王献华：这两个理论都很有名，但尤其是在“何为中国”这个问题上，其视角偏差也是根本性的。我用两个比喻来讲。

先说戴蒙德。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提出，中国容易统一、欧洲长期分裂，是因为中国地形平坦，黄河长江两条东西向大河像天然“传输带”，利于统一；欧洲则被山脉、海湾、半岛切割得支离破碎，注定分裂。这个“断裂土地假说”流传极广，2023年《经济学（季刊）》还刊发了一篇量化研究此问题的论文，把亚欧大陆切分为28822个六边形网格，用数学模型模拟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500年的政体演化，隆重给戴蒙德的假说做了一次检验和升级。

这篇论文在方法上也许精致，但它对“中国”的界定实在暴露出要命的问题：他们把“中国”定义为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1,415个网格单元。这就好比研究一个大家庭的兴衰，却先把家里一半的成员开除出了家门。按照这个模型，霍去病封狼居胥、班超经营西域、唐太宗设安西都护府，全都不属于“中国史”。这不是在阐释历史，这是在裁剪历史。

再说妹尾达彦。他的《长安的都市规划》提出“内中国”（汉族农耕核心区，按水系及流域盆地划分为8个地理区域）与“外中国”（满洲地区、蒙古、新疆、西藏四大区域）的二元框架，指出长城一线是两大空间的接触带，“大中国”政权（唐、元、清）与“小中国”政权（宋、明）交替出现，而“大中国”政权的王都如长安、北京都坐落在内外中国的分界线上。这些观察相当敏锐，但问题在于，统一的中华文明究竟是“小中国”的政治整合，还是“大中国”的空间塑造？这种框架把“内”与“外”当作静态事实来描述，却对这两种空间为什么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长期整合为同一个文明共同体不置一词。

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共同的病灶就清楚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默认了一个“小中国”作为分析的起点和终点。广大的西部在它们的视野里要么是无关的背景板，要么有意无意被贴上“他者”的标签。但真实的中国史恰恰相反：边疆不是文明的边缘，而是统一的中华文明必不可少的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外部”，而是塑造“中国”之为“中国”的有机内容。

“左公律”恰好补上这块短板。左宗棠讲“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从一开始就把西北边疆放在国家整体与文明命运的核心位置来考量。“立国有疆”的“疆”，是涵括“不稳定地带”两侧完整国土的半边天下。以“左公律”为方法论，研究的坐标系自然从“小中国”切换到“大中国”，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自然是“大中国”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问：您的研究结合亚欧大陆“人口泵”机制、童恩正“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与东亚地理阶梯，构建全新的文明整合分析逻辑。这些专业地理、人类学概念对大众而言较为晦涩，能否通俗解读这套联动机制？同时说明中国的西部高地与东部平原动态空间，如何长期推动中华文明整体整合，成为左公律的核心底层逻辑的？

王献华：这几个概念听起来复杂，其实其中道理很朴素，可以说只是对“长治久安、文教昌明”八个字的一个注脚。我试着拆开来解释一下。

“人口泵”概念出自阿拉伯半岛旧石器考古，学者罗斯（Jeffrey Rose）用它描述一种现象：在长时段气候变化的进程中，湿润期的阿拉伯半岛湖泊草原遍布，把周边人群“吸”进来；干旱期沙漠吞噬内陆，又把人群“挤”出去。而这种机制之所以能持续工作，关键之一是半岛东南的也门山地。也门山地海拔一两千米，季风强劲时翻越山岭直入内地，季风减弱时则被山岭阻挡，降水被阻拦在迎风坡而加剧内陆干旱。

我注意到，其实在整个亚欧大陆的尺度上，特别是在我国境内，同样隐藏着一台“人口泵”，而且体量和功率要比阿拉伯那台大得多得多。中学地理常识告诉我们：我国地理的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第二阶梯海拔1000—2000米，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塔里木、准噶尔、四川诸盆地；第三阶梯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以东的平原丘陵。其中第二阶梯的广大地区，其实类似阿拉伯半岛内陆，而二、三阶梯之间的山脉，尤其是在高度依赖水资源的北方，扮演的正是也门山地的角色。

童恩正先生1987年提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因为他发现，从大兴安岭经阴山、贺兰山、祁连山直到西南横断山脉，存在一条半月形地带，长期以来器物、技术、人群沿这条地带持续流动，贯通中国东北和西南。放在亚欧“人口泵”的机制之中，应该说，童先生看到的是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在长时段气候变化之中具体体现出来的一条连续地带，它正好呈现出一定的环境连续性，因此有利于文化流动。放在更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进程之中，这个地带宽时可以包括一望无垠的北方高原，窄时可能仅仅局限于迎风坡附近的狭窄山峦。

在千年乃至更长时段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作为人口泵腹地的第二阶梯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气候暖湿、高原染绿时，东部向西输送人口；气候干冷、草原承载力下降时，部分人群又反向东移、南下。但在这种相对常见的表述背后，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巨型“亚欧人口泵”的西部边界正好在新疆，伊犁河谷的西风带来的是与太平洋不同方向的水汽，而从伊犁到河西走廊之间，虽有绿洲点缀，却实在罕有机会享受远方水分的滋养。

左公收复新疆的故事中，最见其勇猛精进者，可以说正是他绝不放弃伊犁的坚决。毫不夸张地讲，没有左公的坚持，伊犁河谷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便无法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无缘亲聆左公教诲，但我感到左公对伊犁的执念，应该同样来自于一种认识上的自觉：如果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保伊犁者亦所以重新疆。“亚欧人口泵”机制的作用边界，至少与左公的实践暗合，“左公律”对长治久安的认识得到长时段大范围历史逻辑的支持。

问：不同于传统地理决定论、单纯军事视角的解读，“左公律”更强调边疆地带涵括“不稳定地带”才能形成的制度与精神融合，这一逻辑贯通汉唐至今的“大中国”文明认同。立足当下，这一理论框架，能为大众重新理解中国疆域一统、文明绵延、民族融合带来哪些新的启发？对当代中国疆域认知、文明认同构建又具备怎样的现实价值？

王献华：以上对“左公律”的解释可能更多地揭示了长治久安的逻辑，试图以一种带有宿命感的方式，展现左公应当已经了然于胸的中华文明统一性内涵。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要深刻理解中国疆域一统、文明绵延、民族融合的重要性，我想首先需要对在“长治久安、文教昌明”这样的文明观之下，以左公次序分明但二者并重的实践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必然有所认识。中国必然是“大中国”，“大中国”的长治久安有其内在必然，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必然是“大中国”的连续性。

但正如左公的实践提醒我们的，在“左公律”有关长治久安的内容之外同样重要的是，“立国有疆”之后，还要“合时与地通筹之”：建置要因乎形势，文化要深入人心。汉唐为什么只“得中策”？因为它们虽然也暗合生态、地缘、建制的逻辑，但在“文教昌明”方面有所不足。疆域一统并不仅仅关乎地缘安全，更考验动态的治理能力。边疆的稳固，最终靠发展、靠人心、靠文明，而不能只是单纯的制度一体。

在对“何为中国”的不正确认识之外，传统地理决定论用“地形破碎度”解释欧洲的分裂，言下之意是中国的一统是占了地形平坦的便宜，其实不值一驳。如上所述，“左公律”同样充分考虑地理样貌和地缘逻辑，但绝不是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而是在长时段之中全方位动态考量人地时空的认识。简单来说，中国的统一不是地理馈赠的免费午餐，而是靠制度与文明，靠多少如左公一般“不因祸福避趋之”的先贤的见识与作为挣来的。

至于“左公律”的当代价值，我想强调两点。

其一，在认知层面，“左公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植根历史实践、可以有根有据地加以社会科学化论证、真正从中华文明主体性出发的理论概念。长期以来，解释“何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概念工具多来自域外，或多或少都带着“小中国”的预设。“左公律”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与思想传统，把理论话语的自主性牢牢建立在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之上。

其二，在实践层面，左公"因其所利而利之"的因地制宜发展思想，“设行省，改郡县”以郡县制取代军府制、以及区分军屯与民屯的制度创新，对边疆治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历史智慧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现实治理能力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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