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前段时间，一家人在饭店聚餐，女儿问我几点了，父亲比我先应了声“我看看”。抬手，低头，仔仔细细对着表盘看了好几秒，慢吞吞地报出准确的数字，很正式的样子。这一会儿工夫，女儿早等得不耐烦，说“爷爷好慢”，大家都笑了。
确实慢，在这个点开手机屏幕就能看到时间的时代，父亲的读表速度，慢得像上一个世纪的节拍，但对我们来说，这幅情景已经是习惯了几十年的日常。
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水厂当操作工。起初，他的工作之一是打开和关上水池的阀门，“顺时针关、逆时针开”这句话好记住，但他分不清楚什么是顺时针、什么又是逆时针。下班回到家，爷爷跟他在手上比画了一个表盘的形状，多简单的顺和逆啊，父亲跟着画，十二点在上，六点在下，这好分，可三点和九点呢？哪个在左，哪个又在右？他总是弄糊涂。爷爷犯愁，这么简单的操作，如果搞反了顺时针和逆时针，该开大的阀门被关上，或者该关的阀门开得更大了，后果都不堪设想。第二周，爷爷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送给父亲，钢壳，沉甸甸的。“戴着这个，你就不用怕在手上画错圈了。”
就这样，那块表，父亲一戴就是几十年。
我是伴着电子产品长大的一代，不只是不习惯顺时针和逆时针的表述，就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楚，所以父亲和我说方向，就要用我能听得懂的话：“背对着大门向左转，走到第一个红绿灯再向右转。”如此，才是最直截了当的方式。
我不喜欢父亲的表，老旧难看，唯一一次戴它，是在高考那天。考场里没有挂钟，只能戴机械表。但是第一场语文还没考完，我就受不了了，那些走针，那些罗马数字，在我眼里根本不是时间，而是一团乱麻，指针走到哪里，意味着过去了多久，我要在心里换算半天，越算越慌，越慌越算不准。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18岁的我和40岁的父亲之间，隔着一整个钟表的时代。
后来我去了墨尔本。南半球的季节和北半球是反的，连时间也对不上。墨尔本过夏令时的时候，比北京时间快三个小时。父亲来墨尔本看我，下了飞机，我就提醒他，把表调一下吧。他摇摇头，“调它做什么？”他问。反倒把我问得一愣。
他就戴着那块走北京时间的表，在墨尔本住了两个多月。明明已经晚上十一点了，他抬腕一看，才八点，便觉得还早，还能再坐一会儿；早上吃完早饭已经九点钟，他的表显示六点，他就不在微信群里发消息，担心把国内的朋友吵醒了。
我说您这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他笑笑，不说话。
我知道他不喜欢墨尔本，好山好水好寂寞的南方大陆不是他的家，他潜意识里还留在国内，他的人也像一块走错了时区的表，嘀嗒嘀嗒，走的还是原来的节奏。每次来墨尔本，他就像是期待放假的小孩子，每天的期待，就是过完一天，就离回国又近了一天。
几年前，我给他买了一块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和血压，还能监测睡眠状态。我给他时，他不肯戴，说不习惯，我说，两千多块呢，放着也是浪费，我装作生气，他才勉强戴上。
在墨尔本的时候，他确实戴着。我在手机上能看到他的心率，看到他每天走了多少步，睡得好不好，但我没告诉他我能看到这些，就像他没告诉我他其实不喜欢这块表一样。回国以后，这些数据就再也没有更新过，我百分之百能确信，他又换回了那块旧表。
那块老式的表到底有什么好，我真不太懂，表盘已经磨花了，表带换过好几次，走时也未必准。有一次，从母亲那里听说，父亲说那块表沉甸甸的感觉，让他感觉很踏实。
最后“踏实”这两个字让我恍然大悟，是啊，我为什么非要改变他踏实的状态，让他换表，让他来墨尔本，让他来到一个不舒适圈呢？后来回国，我又看到他手上的智能手表，那么突兀，就找了个借口，说我自己想用那块表。他很高兴地摘了下来，好像终于卸下了什么负担。
两代人之间总会有代沟，也有弥合代沟的方式。就像爷爷跟父亲不再说顺时针和逆时针，而是直接给他买了一块表，那是爷爷迁就父亲的方式；就像父亲跟我说话从不说东南西北，而是说前后左右，那是父亲迁就我的方式；那我也小小地“迁就”父亲好了——他腕上的那块表，就让它安安稳稳地走在他的时间里吧。
嘀嗒，嘀嗒。
走的是北京时间，也是他的时间。
原标题：《苑晓康：不管在哪里，父亲的手表永远是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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