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伊朗又处决了一名被指控为以色列摩萨德工作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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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司法系统所属米赞通讯社称,侯赛因·佩达兰因向摩萨德提供伊斯法罕省导弹设施及其他敏感军事地点情报,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判决后执行绞刑。
伊朗方面称,他主要出于金钱利益从事间谍活动,曾通过互联网主动寻找美国中央情报局,未获回应后转而联系摩萨德,并使用加密通信、多张SIM卡等方式与以方保持联系。
在这两年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的对抗中,自身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政治领袖、军事将领和核科学家等重要人物频繁被“斩首”,显然就是伊朗内部有人走漏风声。而这起处决再次将这个问题摆在台面上:为什么伊朗内部的间谍,特别是向以色列叛变的间谍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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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拥有庞大的情报和安全体系,内政部、革命卫队情报系统以及军方安全机构长期负责国内外情报工作,主要任务就是防范情报渗透。但问题是,伊朗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外国安全威胁,而是以色列长期、坚决的大规模情报战。
以色列把伊朗核计划、导弹计划和革命卫队视为长期核心目标,几十年来持续投入资源建立有关伊朗的情报网络。对摩萨德这样的专业机构来说,最重要是寻找伊朗内部那些本来就有强烈现实需求的人:摩萨德这样的专业机构来说,最重要是寻找伊朗内部那些本来就有强烈现实需求的人:有人缺钱,有人对政府不满,有人因为个人恩怨寻求报复,有人希望出国,有人希望获得工作机会,也有人只是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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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达兰案按照伊朗官方公布的版本来看,就是典型的机会型招募,并不一定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动机,驱动他背叛伊朗的可能只是金钱。对于情报机构而言,这种人反而容易接触,也容易管理。这样的人不需要成为坚定的“亲以色列者”,不需要真正理解地区政治,只要愿意在某个时间点提供关键信息,就可能成为整个情报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而情报战最终拼的,是一个国家内部是否存在可以被外部力量利用的社会裂缝,这也是伊朗真正的弱点。
伊朗长期受到制裁,通胀、就业、收入和生活成本问题持续存在,政治和社会管控又相对严格。但对于外国情报机构来说,只要社会中存在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经济压力较大或者对伊朗未来缺乏信心的人,就意味着存在潜在的招募空间。对于摩萨德而言,根本不需要改变整个伊朗社会的政治态度,也不指望伊朗政府会迅速垮台,只需要找到其中少数愿意合作的人。这个区别非常重要:情报渗透从来不需要多数人的支持,只需要利用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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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复杂的社会和地缘结构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风险。伊朗拥有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阿拉伯人等多个民族群体,部分地区长期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以及跨境人口流动等问题。
从情报角度看,边境地区、跨国商业网络、移民群体以及拥有大量跨境联系的人群,本身就意味着更多人员和信息流动,也意味着外国情报机构拥有更多接触渠道。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权后,又有大量阿富汗的哈扎拉人进入伊朗避难,这些人成为以色列的天然招募对象,让以色列拥有更多搜集伊朗情报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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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伊朗自身的反情报体系,其实也是漏洞百出。伊朗的安全机构长期把大量安全资源用于识别内部政治威胁,结果就是伊朗内部管控抓得很严,但是却不擅长找出潜藏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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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伊朗多个安全机构之间的职责重叠,也造成反间谍的信息孤岛。一个人的异常通信可能掌握在一个机构手里,资金线索在另一个机构手里,人员信息又掌握在第三个机构手里。如果这些碎片无法及时连接起来,单独看都不起眼的信息就可能错过最佳预警窗口。这一点其实也是各国现代反情报体系普遍面对的问题:情报失败往往不是因为完全没有信息,而是因为信息没有被及时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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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色列就很擅长这种建立链接。过去几年以色列针对伊朗核设施和军事人员的一系列行动引发巨大关注,说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情报能力不是临时形成的,而是多年积累的结果。无论是窃取核档案、定位关键人员,还是在军事冲突中迅速发现目标,其背后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信息来源,而往往是人力情报、技术侦察、通信情报、公开信息和长期目标数据库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正是以色列情报工作的优势。
所以,佩达兰被处决,再次暴露了伊朗面临的结构性反情报困境。对于伊朗这样体制和民族构成的国家来说,在与以色列的情报战中天生处于劣势。情报战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伊朗未来能不能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下坚持住,现在看形势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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