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场争议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乔冠华病重前，中央曾派人同他谈话，表示过去的问题可以一笔勾销，也征求过他对工作的意见。可到了后事安排上，规格如何确定，是否公开报道，仍然引起了不同意见。对章含之来说，丈夫已经走到生命尽头，身后还要被反复议论，实在难以接受。
她曾对有关方面说：“乔冠华的一生，无需他人在身后评说，历史和人民是最好的见证。”这句话并非赌气，而是她对乔冠华一生经历的判断。乔冠华既是外交战线上的重要人物，也曾在特殊年代承受过压力。到了这一步，任何形式上的褒贬，都显得过于单薄。
乔冠华最后的日子，始于一次不易察觉的咳血。
那是1983年9月，家中书房里，章含之发现乔冠华盯着手中的瓷杯出神。她追问发生了什么，乔冠华却端着杯子走进洗手间。再出来时，他仍说“没事”，只是很快又咳嗽起来。杯中的痰带着血色，情况已经无法掩饰。
章含之坚持马上去医院，乔冠华却想等到第二天。他或许还以为只是旧病复发，也可能不愿让妻子过早陷入慌乱。那一晚，他一直握着章含之的手。夫妻相处多年，很多话不必说出口，沉默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
住院后，乔冠华仍惦记着没有完成的工作。病情越重，他越努力交代细节，仿佛只要事情还在继续，生活就没有真正停下来。老友前来探望时，他还曾对夏衍提起往事，说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两句诗，他早年就说过，后来又重复提起，成为留给亲友印象极深的话。
中秋节前后，乔冠华大多时间处于昏迷状态。一天凌晨，章含之伏在病床边，忽然感觉有人轻轻抚摸她的头发。乔冠华醒了片刻，无法完整说话。她替他擦脸、喂水，又把托人买来的月饼切开，送到他嘴边。
乔冠华只是微微动了动嘴唇，示意自己尝过，也让她一起吃。章含之在他碰过的地方咬下一口，却怎么也咽不下去。这样的细节没有惊天动地的言语，却比许多告别更直接，因为两个人都明白，能够共同吃完一块月饼，已经成了极难得的事情。
不久后，乔冠华病逝，终年70岁。章含之受到的打击极大，甚至一度产生轻生念头。杜修贤赶来探望时，发现她精神恍惚，便严厉斥责她。那番话并不温和，却把她从危险的情绪中拉了回来。悲痛没有立即消失，但她必须替乔冠华处理后面的事情。
也正因为如此，章含之没有接受“高干遗孀”这一身份可能带来的特殊安排。她曾回绝朋友的劝说，不愿为了今后的生活便利而公开刊登死讯。在她看来，自己和乔冠华结婚时已经承受过许多流言，乔冠华离世后，更不该靠一个头衔来定义余生。
她提出的三点要求，后来得到尊重。一个月后，北京医院举行了规模克制的遗体告别活动，600多位亲友和各界人士自愿前来送行。它没有成为一场公开宣传式的仪式，却让真正与乔冠华相识、共事的人完成了告别。
骨灰最终由章含之带回家中保存。1984年，她曾回到乔冠华家乡，希望为丈夫寻找归宿，但察觉当地态度谨慎，便没有继续提出安葬故里的请求。次年春节后，在朋友帮助下，她来到江苏吴县。当地负责人同意将乔冠华安葬在东山太湖边，墓地由双方共同选定。
后来，随着社会观念变化，乔冠华故乡提出将墓迁回上海以外的故里。经过协商，墓地保留了两处：一处在吴县东山，一处迁回故乡。2002年，上海福寿园又向章含之提出建立墓地的建议。她年事渐高，往返太湖祭扫渐感不便，也希望将来与乔冠华合葬，于是接受了安排。
2008年，乔冠华与龚澎的女儿提出让父母合葬，章含之表示同意。原有单穴墓得以保留，附近另立合葬墓。乔冠华身后没有按照最初设想进入八宝山，却在亲友、故乡与旧地之间留下了几处墓地。那些墓地的变化，记录的并不只是安葬地点，也折射出一个家庭对名誉、记忆和私人生活边界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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