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杨虎城传》、《张学良口述历史》、杨拯英回忆录及相关民国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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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拯英生于1934年2月6日，家在西安南院门一带的一条窄巷里。
巷子窄得只容一辆人力车通过，两边是青砖砌成的老屋，屋檐低矮，下雨时雨水顺着瓦当连成线砸在石阶上。
她记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父亲了。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男人穿着军装，坐在藤椅上，一只手搭在扶手，另一只手放在膝头，眼神看着镜头外面，像是听见了谁在叫他。
照片下方是一张条案，案上摆着一只青花瓷瓶，瓶里常年插着几枝干枯的芦苇。
她小时候够不着那张照片，就搬个凳子站上去看那张脸，看久了，外祖母就在身后说，那是你爹。
外祖母说话的声音很低，也很慢，一句话常常要分作几截来说。
她讲父亲年轻时在蒲城拉队伍，讲他骑马一天走一百二十里，讲他过年回家只住一晚天不亮就走，讲他写字写得快，一张纸转眼就写满了。
这些故事杨拯英听了几百遍，每一遍的字句都一样，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
她后来才明白，老人不是记性好，是不敢改。
怕一改，那个人就真的没了。
父亲离家之后没有回来。
母亲谢葆真带着几个孩子先躲到乡下，后来又被人接走，一路往东，再往南，南昌、长沙、益阳、息烽、重庆、贵阳，地名一个换一个，东西一件一件丢在路上，最后连人也丢了。
杨拯英对这些路途毫无印象，她记得的只有外祖母的声音，和冬天屋里那只烧得不旺的火盆。
她上学，读书，参加工作。
那些年她不跟人提家世，表格里“家庭出身”那一栏填得含糊，能空着就空着。
她做过中学的党支部书记，也当过校长，办事利落，说话不多，同事只知道她是陕西人，别的都不清楚。
直到后来调到陕西省政协的文史部门，负责征集整理西安事变的史料，她才第一次把家里的事当成工作来做。
这一做就是十几年。
她跑的地方很多。
贵州息烽的玄天洞在半山腰上，路是土路，一下雨就滑，她爬上去两次，去找当年看守过父母的老人。
老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剩下的记性也不好，年月对不上，人名张冠李戴，说着说着就停下来想半天。
她就一家一家地跑，把听到的记在本子上，回头再跟档案对，对不上的就标个问号，留着下次再问。
她在贵阳打听到一个名字：吴晴珍，曾在狱中照料过母亲谢葆真的奶妈。
她找上门去，坐在小凳子上，听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讲1947年的事，讲夫人怎么犯病，怎么打人，怎么在夜里喊冷，讲孩子怎么缩在墙角不敢出声。
她一边听一边记，记完了又从头问一遍，怕漏掉一个字。
她和姐姐杨拯美合写了《怀念母亲谢葆真》，又主持编订了《回忆杨虎城将军》，把散落在各地的口述、信件、旧报收拢成册。
书印出来，她送了几本给档案馆，剩下的堆在家里墙角，堆得很齐。
这个家族里系统留存父亲幽禁岁月的人，是她。
流传的说法里有个数字是错的。
有人说这是一位七十五岁老人的回忆，可1993年她实际五十九岁，长期生活在西安。
这个数字错得离谱，却多年没人去改，因为讲故事的人不在乎年份，只在乎那句话有没有分量。
她在晚年的讲述里留下过一个判断。
她说，那件事落幕之后，南京方面对父亲的处置并没有一条路走到底。
兵权被剥夺，职务被解除，人被送上出国的轮船，一步步从军队里摘出去，最后一刀却迟迟没有落下。
十二年间关押地点换了一处又一处，待遇苛刻到了极点，性命终究保住了。
真正让局面一寸寸收紧的，是另一回事。
【一】临潼枪响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
他早年当过兵，也做过地方上的武装头目，关中一带的人称这类人为刀客——不讲出身，不讲门第，凭一股狠劲和几分义气拉起人马。
他从靖国军一路走到国民军，最后在西北站稳脚跟，手里握着十七路军。
这支队伍不是南京的嫡系，粮饷要自己筹，装备要自己想办法，伤亡了也补不齐。
因此他对内战格外厌倦，打一场少一场人，补不上来。
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他被派去围剿。
几仗打下来损兵折将，俘虏放了一批回去，反倒和对方有了接触。
他开始相信一件事：中国人不该再互相开枪。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生了根，此后无论谁劝，都没有拔掉。
张学良的情况不同。
他是东北人，老家丢了，背着不抵抗的名声过了好几年。
他手里的东北军从关外退进来，士兵想的是打回老家去，军官想的是把丢掉的地盘拿回来。
两个同样被逼到墙角的人在一九三六年走到了一起，一个握着实权却处处受制，一个有名分却没根基。
他们多次向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每次都被驳回。
到了秋天，两人已经谈不出新的结果，只能往武力那条路上走。
12月11日夜里，西安城里的空气绷得发紧。
杨虎城在新城大楼坐了一整晚，桌上的电话响了几十次，每一次他都亲自接。
他把十七路军的防务重新排了一遍，哪一部守东门，哪一部守西门，哪一部控制机场方向，哪一部预备策应，写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明天一早会发生什么，也知道这一笔写下去就再也擦不掉。
写完之后，他把手稿折好塞进抽屉，起身走到窗前。
西安的冬天冷得刺骨，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着，偶尔有巡逻队走过，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发出脆响。
他站了很久，什么也没说。
凌晨时分，临潼华清池方向枪声骤起。
东北军一部迅速控制现场，在骊山山腰找到蒋介石，随即押往西安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杨虎城指挥的部队接管西安全城的防务，随行的多名军政人员被一并扣留。
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西安事变。
当天上午，张、杨联名通电全国，提出改组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等八项主张，并电请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消息传出，全国震动。
南京方面主战主和各执一词，何应钦主张出兵讨伐，飞机已经开始轰炸渭南一带；另一方则试图通过谈判化解危机。
中共中央接到通报后派出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参与斡旋。
经过多轮交涉，蒋介石口头答应逐步实施八项主张，前提是不签字、不下书面命令，只以人格担保。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在没有事先告知杨虎城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车前往机场，随后飞往洛阳，次日抵达南京。
蒋介石后来在《西安半月记》里写，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他回京，与张学良争执几乎决裂。
杨虎城得知飞机已经起飞时，只能站在原地远远举手行礼。
他转身回到新城大楼，重新部署城防。
那一整天，西安城内的电话几乎没有停过，各部的请示一份接一份送进来，他一一作了答复，唯独没有给自己留退路。
从这一刻起，两个人的命运分道扬镳。
一个在南京落地即失去自由，此后辗转于山间公馆与乡间小院；另一个留在西北，守着分裂的东北军和被挤压的十七路军，硬撑了两个月，最终还是交出了兵权。
【二】一去不回
张学良一到南京便被扣押，军事法庭判处徒刑，随后转入长期看管。
他的行程先后经过浙江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湘西沅陵、贵州修文、贵州桐梓，最后辗转至台湾新竹与台北，失去自由长达半个多世纪。
他在离开西安前写下一道命令，原文是这样的：“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末尾另有一行小字：“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这里的“虎臣”指杨虎城，“孝侯”指于学忠，“何、王、缪、董”分别指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所代理的是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任一职。
这道命令当年就影印分发给了东北军各部将领。
原件后来由中国革命博物馆从张学良旧部手中征集入藏，1983年正式进馆，何柱国生前曾向研究者确认过，这确是张学良预先写好、分头发出的东西。
纸面上的安排看似周全，落到实际却难以执行。
杨虎城是西北军出身，手里握着十七路军，要在东北军内部说话并不管用。
于学忠只能指挥驻甘肃的一部，在其他师旅面前同样缺乏威望。
命令一下，名义上两人成了十几万人的共同代理人，实际上谁也调动不了谁。
结果就是张学良一走，东北军立刻群龙无首，少壮派和元老派争执不下，到了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冲进王以哲家中将其打死，史称“二二事件”。
西北三方联盟就此散架，十七路军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
南京方面顺势要求杨虎城辞职出国考察，并承诺保留部队编制。
为避免再起战端，他把番号、驻地、粮饷一项一项交代清楚，于1937年6月29日从上海登船远行。
他先后游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地，沿途发表抗日演讲。
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他连发数电请求回国参战，均未获准。
直到11月，他才由欧洲返回香港，随后经汉口转往南昌。
12月初抵达南昌当日，他便彻底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三】漫长的十二年
从1937年底算起，杨虎城再也没有获得过自由。
他先是被控制在南昌，家眷随后也被以团聚为名骗至当地一并看管。
南昌局势紧张后，他被押往长沙朱家花园，再转至益阳桃花坪。
1938年秋冬之际，一行人被秘密转押贵州息烽，先住阳朗坝集中营，不久迁至距县城十余里的玄天洞。
玄天洞是个天然溶洞，终年不见阳光，只有一个洞口可供出入。
特务把洞里的道士撵走，强占此地，布置三层警戒，对外严密封锁消息。
杨虎城一再要求并自掏腰包，才在洞外盖起一间房子供全家居住。
他在院子里开出一块菜地，种上青菜萝卜，又养了几只鸡。
闲下来就读书写字，练字用的是便宜的毛边纸，写完叠起来塞进箱底。
长子杨拯民早年去了延安，成为家中唯一脱身的成年子女。
留在身边的只有夫人谢葆真和几个年幼的孩子。
谢葆真是中共党员，在狱中屡遭审问拷打，精神逐渐失常，1947年2月在重庆杨家山去世。
当时没有现成的骨灰盒，杨虎城用木板亲手钉了一只，此后无论转到哪里都带在身边。
幼女杨拯贵出生在狱中，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次子杨拯中从少年时代起便跟着父亲辗转各处囚室。
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撤销，他被转押重庆杨家山。
1949年初又被转移至贵阳黔灵山麒麟洞。
十二年间，有关处置他的意见在南京高层内部并未始终统一。
有人认为他在西北军中根基深厚，贸然动手恐生变故；也有人主张长期羁押即可。
这两种声音来回拉扯，反倒把他一次次从刀口上拖了下来。
他本人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因此从不主动向外打听局势，也不向看守追问战事进展，只在院子里一圈一圈地走，鞋底磨薄了就换一双。
【四】山里的日子
贵阳黔灵山麒麟洞是一处天然洞穴改造的居所，洞口朝北，常年有风。
杨虎城在这里住了大半年，日常作息和从前差不多：早起读书，午后在洞口附近走两圈，傍晚坐在石凳上看天。
看守换了几茬，规矩始终没变，信件要经过审查，访客一律不许进入，出门必须有人跟随。
他不再追问外面的消息，也不再提起子女的安排。
同一时期，西南方向的局势正在迅速变化。
长江沿线接连失守，人员与档案开始分批南运西撤。
重庆方面的来电越来越频繁，麒麟洞的警戒也随之加了一层。
偶尔有陌生人进出附近的院落，有的穿便衣，有的着军服，说话压得很低。
杨虎城从窗口看见过几次，没有多问。
他知道问也没有答案。
八月的一天，周养浩从重庆赶来，语气比往常客气，称上面要接见，随后送往台湾。
杨虎城听完没有表态，只问能不能带上书。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开始收拾行李。
箱子不多，除了换洗衣物，剩下的全是书。
他把那只木板骨灰盒仔细包好，放进最上面的一只箱子里。
这只盒子跟了他两年多，从重庆到贵阳，从未离身。
9月5日清晨，三辆汽车停在洞口。
一家人分头上了车，杨虎城坐在中间那辆的后排，骨灰盒放在膝上。
车队驶出黔灵山时天刚亮透，路边的树还挂着露水。
一路向南，再折向西，走了两天一夜。
9月6日深夜，车队驶入歌乐山脚下，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路往上爬。
路两边的林子很密，车灯只能照见前方一小段路面。
开到尽头，一幢西式楼房出现在灯光里，四周静得听不见虫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