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十三年（208年）冬，赤壁江面，周瑜准备迎战曹操，鲁肃却在孙权身边反复强调一件事：荆州不能只看眼前得失，江东必须先确定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个细节很有分量。三国谋士的高下，不能只看名气，更要看谁能替主公解决最棘手的全局问题。
若按《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史料衡量，诸葛亮和郭嘉都未必能进入前三。诸葛亮当然是三国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但“谋士”并不是他最准确的身份。
刘备入蜀、争夺汉中期间，诸葛亮多次留守成都，负责调度粮饷、补充兵员、稳定后方。刘备称帝后，诸葛亮担任丞相，承担的更是国家治理和军政统筹。这样的职责，接近萧何，而不是张良。
有人说，诸葛亮后来五次北伐，难道还不能算军事谋士？问题在于，主帅亲自领兵，并不等于专职谋士。诸葛亮需要考虑粮道、民政、兵源和战略部署，不能只凭奇谋取胜。把一位丞相硬说成参谋，反而缩小了他的历史位置。
刘备集团真正承担谋主职责的，是庞统和法正。庞统负责入蜀谋划，法正则在汉中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刘备曾对法正十分倚重，诸葛亮也承认，刘备在公安最艰难的时候，是法正帮助他摆脱困局。
夷陵之战后，诸葛亮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这句话并非普通追悼，而是对法正判断力的直接肯定。法正能够揣摩刘备的性格，又能根据敌我形势设计行动，既有战略眼光，也有临机决断。若论蜀汉第一谋士，法正比诸葛亮更符合这个称呼。
郭嘉的名声，则有一部分来自后世小说和评书的放大。官渡之前，郭嘉确实提出过许多重要判断，对曹操分析袁绍、孙策的性格与局势，也显示出敏锐眼光。但在曹操集团内部，他的职位始终是军师祭酒，并未达到荀彧、荀攸、贾诩那样的地位。
建安十二年（207年）郭嘉去世时，年仅三十八岁，曹操对他十分惋惜，甚至认为赤壁失利与郭嘉早逝有关。不过，个人哀悼不能等同于制度地位，更不能据此断定他就是曹营第一谋士。
荀彧的长处在于战略方向。他劝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又帮助曹操确立经营中原、逐步削弱群雄的路线。荀彧不是只替曹操出一条计，而是在关键关口判断国家格局。他更像总设计者，不能简单归入普通谋士。
真正接近“算无遗策”这四个字的，是荀攸和贾诩。陈寿评价二人“算无遗策，经达权变”，这不是后人附会，而是正史中的概括。
荀攸不爱夸夸其谈，却屡屡在军事关键处提出具体方案。官渡之战中，他参与谋划声东击西、斩杀颜良等行动；曹操与吕布作战时，他也多次提出稳妥意见。荀攸的特点是计策不显眼，却能直接落地，执行之后往往改变战局。
曹操曾对荀攸说：“天下事，何以不由荀公达？”这句话虽带有赞许意味，却也说明荀攸在曹操心中的位置。郭嘉善于判断趋势，荀攸则更擅长把判断变成战场上的操作。论谋略的稳定性和实用性，荀攸确实应排在郭嘉之前。
贾诩则是另一种类型。他在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之间周旋，后来劝张绣击败曹操，又在官渡前后帮助张绣归顺曹操。归入曹营后，他很少抢功，却能在曹丕、曹植继承人之争中保持谨慎，最终善终。
贾诩的厉害，不只是“毒”，而是极强的风险意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必须退。别人谋的是一城一地，他常常先判断局势是否值得下注。曹操晚年询问继承人问题时，贾诩没有正面回答，只用袁绍、刘表的旧事点醒曹操。话不多，分量却很重。
东吴方面，鲁肃不能被“老好人”三个字概括。建安五年（200年），他向孙权提出的战略，核心是曹操强大、汉室难以复兴，江东应立足长江、等待天下变化。这一判断，奠定了孙权集团长期抗曹的基本方向。
鲁肃坚持孙刘联合，也不是单纯厚待刘备。把南郡交给刘备，确实让东吴暂时承担了外交和军事风险，却把刘备推到了曹操正面，使江东获得了更大的回旋空间。此举未必全是“设局坑害”，但鲁肃对区域格局的理解，明显高于只盯着一块土地的得失。
周瑜去世后，鲁肃接任都督，继续维持联盟。孙权后来称帝时曾提到，鲁肃早年已经判断出江东可以成就帝业。能在汉末混战之初看出三分趋势，鲁肃足以列入顶尖谋士。
因此，若只选一人作为三国第一谋士，荀攸最稳妥；若按不同能力划分，荀彧胜在战略，贾诩胜在权变，法正胜在决断，鲁肃胜在大局，郭嘉则是英年早逝、声名被后世不断放大的杰出谋士。至于诸葛亮，他的历史位置并不因未列入谋士前三而降低，因为他本来就不只是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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