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彭泽五柳书院兴废记

作者：张人褚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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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洲凝雾，文脉不坠

——彭泽五柳书院兴废记

古时书院的身影，离我们看似遥远，然而其落幕之时，距我们也不过百二十年光景。在九江彭泽县城北郭之水滨，曾有“柳洲凝雾”一景，为清代彭泽八景之一。此处曾矗立着一座历经水火兵燹而屡毁屡建的书院——五柳书院。它的兴废沉浮，不仅是一县文脉的缩影，更折射出晚清至民国初年江西书院从鼎盛走向近代转型的生动个案。

一、废墟上的等待

咸丰三年（1853）五月，“太平军溯江而上，克县城，焚文、武庙及各种神像。”（1992年版《彭泽县志》第362页）五柳书院，亦未能幸免。“兵火后，贼运其砖石为小孤伪城，十囗年过其墟，几不能指为书院故址矣。”

大火过后，太平军将过火后尚可使用的砖石悉数运往小孤洑和小孤山下，连同拆庙所得材料，在小孤洑龙津寺和小孤山下各修筑了一座石城工事。江北小孤山上的工事与山下石城联成一体，江南小孤洑石城与县城城防工事一东一西、前后呼应，江南、江北互为援手，共同构成控扼长江水面的联防体系。

一座琅琅书声不绝的书院，就这样化为了江防工事的一砖一石。

咸丰八年（1858）后，太平天国运动进入末期，但彭泽一带战事仍未平息，直至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多次攻入彭泽并数度占据县城。根据县志所载统计，自咸丰三年至同治二年（1863），11年时间，太平军先后十九次进出彭泽，其中十度占据县城。

在这片焦土之上，五柳书院故址荒草丛生，几不可辨。

2021年重建的五柳书院大门两侧石鼓，挖掘于城关完小在东岭近巅原五柳书院旧址。摄影：张人褚

二、乱世移建

彭泽作为九江市唯一一个县名沿用两千余年而未改的千年古县，文脉不会轻易断绝。官绅县民仍然惦念：书院被毁，但学田仍在。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至同治元年（1862），李士棻署理彭泽知县。就在这战事尚未完全平靖之际（太平军此后仍在同治二年即1863年再次进出彭泽），李士棻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花费巨资移建五柳书院。

为何在烽火连天之时大兴土木？这需要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来审视。

太平天国运动进入尾声，清廷百废待举。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结束后，内忧外患交迫。清政府为尽快稳定政局、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心，转而大力提倡书院教育，恢复科举取士。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丁宝桢等一干封疆大吏纷纷带头创建、重建书院。这股风潮在186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酝酿，李士棻正是这一大潮中的先行者之一。

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统计，同治年间（1862—1874），全国新建、重建书院380座，其中江西95座；光绪年间（1875—1901），全国新建、重建书院682座，其中江西60座。短短三十九年间，全国共新建、重建书院1062座，江西以155座位居全国第一。这股“大建书院潮”的起点，正是同治初年。李士棻在彭泽的移建之举，与朝廷大方向高度契合。

同治版《彭泽县志·学院·五柳书院》明确记载：“同治初，知县李士棻移建于东岭近巅。”这个“同治初”即同治元年（1862）。

所谓“近巅”，位于彭泽县东岭西麓东门，即今东岭隧道北侧山坡、县城关完小所在地附近。新址高爽避水——原址地处水滨，屡遭大水倾圮；移建山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水患问题。新书院占地约十余亩，院舍六十余间，规模远胜从前。书院依山而建，与同期由四乡民众修建的二云楼一南一北，咫尺呼应。

三、同光中兴期的书院风貌

移建后的五柳书院，布局考究，气象一新。院门之内设有花圃，遍植花木。入重门为一大厅，上悬“江山之助”横匾。厅上一台阶为大成殿，供奉孔子神位，神龛之上悬有巨匾“耸壑昴霄”，每字五尺见方，气势夺人。大殿左侧有一小院，花坛上植梅菊，院东为书斋，悬“静寄东轩”匾额。

清末书院风貌

以上三匾——“江山之助”“耸壑昴霄”“静寄东轩”，均为知县李士棻亲笔所书。李士棻不仅是能吏，更是当时知名的书法家。他分别用赵、颜、柳三体书写三匾：赵体妩媚流丽，颜体苍劲雄浑，柳体刚健峻峭。三匾集三种风格于一处，堪称珍贵的历史文物与艺术珍品。时人观之，无不赞叹。

正厅之南，有鱼池花圃，环境清幽，为书院师生讲习、寝食之所。先后主讲五柳书院的，有张煦春、彭振澜、刘毓珍、高轩举等地方名儒。

据1992年版《彭泽县志》记载，书院的日常教学以四书五经为主，兼及史书、诗文。每月有官课、师课，考课优秀者给予膏火奖励。书院还设有学田制度——现棉船镇大部分洲地，均为乡绅捐助五柳书院的学田，租谷收入保证了书院的稳定运转。

同治年间至光绪中期（1862—1894），是五柳书院较为安稳的一段时期。彭振澜“办团加内阁中书衔，掌教五柳书院”（清同治《彭泽县志·笃行·彭振澜》）。这一时期，清廷在同光中兴的名义下恢复秩序，科举制度照常运行。彭泽士子通过书院课业，参加县试、府试、乡试，陆续有人金榜题名。

据同治版《彭泽县志》统计，彭泽历史上共有进士71名、举人144人，其中不少士子曾受益于地方书院教育。虽无法精确统计同治、光绪年间出自五柳书院的人数，但可以肯定，这座县级书院在地方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理解五柳书院的地位，需了解晚清书院的层级结构。清代书院大致分为五个层级：省级书院设于省会或学政驻地；府级书院由知府创建；直隶州书院由州官创建；县级书院由知县创建；乡镇书院则多由民间自建。与之并行的，还有省、府、州、县各级私人创建的书院。

据《中国清代教育史》，清代书院以县级为主体、府州为骨干、省级为龙头、乡级为辅助，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网络。五柳书院作为彭泽唯一的县级书院，在地方教育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四、从新政到癸卯改制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明确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推动书院改为学堂。然而变法仅持续百余日便告失败，书院改制的计划也随之中止。但教育改革的趋势已经形成，传统书院向近代学堂转型已不可避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沙俄大举入侵中国。次年，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国势危急。为重振国运，清廷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宣布实施“新政”，教育改制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同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颁布实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规定：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分科大学、通儒院，形成较为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按照清政府通令，省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州级书院改为中学堂，县级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

这一年，彭泽县署遵令将五柳书院改为彭泽县高等小学堂。堂长由地方绅士推荐、劝学所报请县署任命。据1992年版《彭泽县志》记载，第一任堂长由曾任五柳书院山长（主讲）的刘毓珍出任。

此时学堂有教员4人，文书1人，学生60人，一切体制均依癸卯学制办理。

改制后的彭泽高等小学堂，必修科目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即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图画、体操、手工。

与旧式书院相比，课程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读经讲经”仍占重要位置，但算术、格致、体操、手工等新式科目的引入，标志着教育内容开始向近代转型。

光绪二十九年彭泽县高等小学堂必修课程及教学时数一览 图片来源：《彭泽县教育志》

学堂的经费来源，除公共财产拨充外，主要依靠学田租谷。那些早年乡绅捐助五柳书院的洲地——如棉船镇大部分洲地——此时转而为新式学堂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撑。

教员年俸为一百八十千文，堂长则在二百五十千文以上，足以养活十口之家。

五、科举废除后的延续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这一决策对全国书院改学堂的进程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此前，许多士绅和百姓对学堂仍持观望态度，担心废除科举后子弟无出路；诏令既下，再无疑虑，学堂教育逐渐成为新的社会选择。

彭泽县高等小学堂在1905年后进入平稳发展期。课程设置进一步完善，并开始注重师资培养。1905年至1910年间，从彭泽高等小学堂毕业的学生中，有多人考入九江府中学堂、省城高等学堂或实业学堂。

1913年，彭泽高等小学堂改为彭泽高等小学校。后来，书画大家陶博吾，还曾在此教书。

六、一个时代的终结与文脉的延续

宣统二年（1910），距离清帝退位仅剩两年。这一年的彭泽县高等小学堂，依然在东岭山巅的旧书院院舍中授课。

学生们读着新式教材，做着算术题，在操场上练习体操。大成殿里的孔子牌位还在，但“耸壑昴霄”的巨匾之下，已不再是单纯的经史诗文，而多了地球仪、算盘和格致实验器具。

从1853年的荒墟，到1862年的移建重生，再到1903年的改制转型，五柳书院在1853年至1910年这五十七年间，走过了一条从传统教育到近代教育的完整轨迹。

它见证了太平天国战火留下的创伤，亲历了同光时期的书院复兴，承受了甲午之后国势跌宕的时代变局，最终在癸卯改制的大潮中完成了自身的蜕变。

五柳书院虽已不复昔日面貌，但它留下的不仅是几处遗址、几块匾额，更是一段地方文脉延续的历史记忆。

【参考文献】

庆同治版《彭泽县志》

王继平等：《晚清人才地理分布研究（1840—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530—533页。

《彭泽县志》，1992年版。

《彭泽县教育志》

【作者简介】

张人褚，又名张仁初，彭泽县政协干部，彭泽县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