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叫我们忘记他，管好自己的生活

2026年8月28日晚，上海北外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这是鲁迅文学奖第一次走出北京，落地上海，并将永久落户于此。

颁奖典礼定在鲁迅逝世90周年之际。上海作协主席孙甘露说：“这是上海的光荣，也是上海的责任。”

那一晚，获奖者中有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年过五十的外卖骑手王计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摘得诗歌奖。

他送了七年外卖。等红灯的时候，把句子记在手机备忘录里；送完单的间隙，把诗敲出来。他写的是和他一样认真生活的人：凌晨扫街的环卫工、菜场收摊的小贩、在工地上给家里打电话的民工。诗集叫《低处飞行》，他说：“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一个送外卖的人，用诗歌记录低处的生活，最终站在了以“鲁迅”命名的高台上。他没有引用鲁迅的句子，没有喊鲁迅的口号。他只是用自己的诗说话。

这场盛典，九十年前那个人大概不会在意。

1933年，鲁迅搬进虹口大陆新村9号，一栋三层红砖里弄房屋。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最后三年半，写下《且介亭杂文》等大批经典，直到1936年10月19日清晨在那里逝世。就在去世前一个多月，他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叫《死》。文章结尾那七条是：

丧事不要收钱，赶快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别做空头文学家，别信别人的应许，别靠近伪宽容的人。

而今天，我们在他生活过的城市，用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纪念他。

他若活着，大概会冷笑一声。九十年前他就说过：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但他毕竟不在了。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聊聊这七条。不是为了纪念他，而是为了不辜负他最后那句嘱托——管好自己的生活。

文章结尾那七条，后来常被人称作“鲁迅的遗嘱”。可它不像遗嘱。没有房产分配，没有存款交代，没有温情脉脉的诀别。倒像七颗钉子，钉在棺材板上，也扎在活人的心上。

据陈占彪考证，为他治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曾建议他像日本武士那样留一份遗嘱。鲁迅回答说：“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他甚至相信自己至少还能活十年。不料竟死了，终究成了一份“遗嘱”。

严格地说，这不是法律遗嘱。它是杂文《死》的结尾，写于鲁迅去世前四十四天，发表在同年10月20日《中流》半月刊，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王得后、钱理群等学者把它称作鲁迅的“思想遗嘱”，认为它是鲁迅一生中少有的“露出自己的血肉”的文字。陈占彪则将其定位为一份面向家属的“家事遗嘱”，形容它是鲁迅用生命谱写的“一首无韵的生命之歌”。

这七条里，前三条说的是同一件事：别把我的死，变成一场热闹。

第一条：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列；

第二条：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第三条：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鲁迅太知道中国人怎么办丧事了：收礼、摆席、吹打、立碑、写挽联，最后把死人做成活人的脸面。他不要这个。他甚至不要纪念。

但第一条留了一个口子——“但老朋友的，不在此列。”

这不是自相矛盾。他反感的不是人情，而是把丧事变成交易。据冯雪峰回忆，这一句是后来加上去的。鲁迅原文只有“不得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冯雪峰提出“任何人”三字是否改一下，鲁迅便补了这句。冷硬里有一丝暖意，只是这暖意很小，只给老朋友。

然而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先生的遗言是“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但民众的葬仪，却胜似国葬。四日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以及伴送至万国公墓参与葬仪者，前后多至数万人。为他抬棺的是巴金、胡风、萧军、黎烈文等十六位作家，灵柩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九十年前是万人送葬，九十年后是盛典颁奖，永久落户。这是违背吗？不全是。当时的纪念文里说得很清楚：鲁迅虽然死了，他的精神、思想永远不会“埋掉拉倒”。在民族存亡面前，作为“战士”的鲁迅鼓舞着千万万人的心。

有一种纪念形式是能够且必须做到的——研究他的作品，学习他为大众为真理的精神。王余杞则指出，鲁迅之所以要求一切从简，源自他一贯的警惕，是防“一些人另有企图的纪念”。

而七条之中，最像鲁迅的还是第四条：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钱理群在北大讲鲁迅时，对这一条有极精彩的阐发。他说，为什么鲁迅要自己赶紧消失掉？这包含着对中国文化和现实的一个看法。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说过，中国有个最大的问题：老年人总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不给少年人生存的空间。在他看来的理想状态是：老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死去，年轻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活着，“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所以他说“赶快收敛拉倒”，正是身体力行他终生一以贯之的“幼者、弱者、生者本位”的信念，是对中国“长者、死者本位”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鲁迅甚至在《热风》题记里说过，他的文字应该与时弊同时灭亡。“忘掉我”之日，才是他的理想真正实现之时。

作为后来者，面对至今也不能真正“忘掉”鲁迅的现实，自会有无限的感慨。

诗人王计兵站在以他命名的领奖台上，说“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这大概比任何纪念碑都更接近鲁迅想看到的样子。一个外卖员靠自己的诗站在了那里，不靠恩赐，不靠应许。鲁迅说“管自己的生活”，他管出了自己的诗。

说到孩子，第五条便浮现出来：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一条是对当时七岁的周海婴说的。但“空头”两个字，也是后来加的。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初稿写的是“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冯雪峰觉得“容易给人误会，好像一切文学家和美术家，他都看不起似的”。鲁迅同意改，想了一会儿，自己加上了“空头”二字。

周海婴后来学了无线电，做技术工作，一辈子都在践行父亲“不做空头文学家”的遗训。他说：“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作为鲁迅的儿子，他一辈子活在父亲的“人场”里。

鲁迅对“文学家”这个身份本身也有过深刻的失望。他在给姚克的信中说：“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今天“空头”更多了。空头专家、空头网红、空头导师、空头公共知识分子。鲁迅若活着，大概会冷笑一声：还是那套。

第六条说的还是这个“空”字：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这不是教人背信，而是教人别把命运押在别人的承诺上。鲁迅一生见过太多许诺、背叛、空头支票。靠别人答应活着，最后多半失望。冷，是为了让人站直。

而最狠的，还是第七条：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牙眼”是切肤之痛。有人明明伤了你，却反过来劝你大度，劝你宽容，反对你报复。这种人最危险。

鲁迅反对的不是宽容本身，而是单向的、要求受害者闭嘴的伪宽容。今天也一样。劝人大度的人，往往不是被伤害的人。网络上、职场上、家庭里，最常见的句式就是“算了吧”“别计较”“你要大度”。说这话的人，常常正是那个没有受伤的人。

七条之后还有一段，不少人把这段算作“第八条”。

鲁迅写道：“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长期以来，这段内容被视为七条之外的附加。但与其说它是第八条，不如说它是这七条的地基。

第七条说的是“我不接近谁”，这一段说的是“我不宽恕谁”。前者是防御，后者是宣言。没有这一段，七条遗嘱就只是七条处世格言；有了这一段，它才是一份完整的、鲁迅式的告别。

陈丹青把这句话和世界文学中的临终之言做过比较。他说，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古今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一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志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

他写道：“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尼采读到……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贽之流要是读到了，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

陈丹青还想起法国怀疑论者蒙田临终时的一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

一个说“我的膝盖不听话”，一个说“我也一点都不宽恕”，三百多年前的欧洲人和近百年前的中国作家，放在一起看，确实很有意思。

七条合起来，核心不是仇恨，是清醒。

当时一位英国作者在鲁迅逝世后写道：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长期的战士，而不是某一阶段的战士。他是领导中国全民族前进的大师，而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保镖。纪念鲁迅，只有用行动去纪念他。“忘记我，管自己生活”是这位战士最后给我们的命令。

鲁迅叫我们忘记他，管自己的生活。这句话很难做到。因为忘记比纪念难，独立比崇拜难。纪念一个人，只需献花、鞠躬、写文章；忘记一个人，却要真正活出自己的判断。

黄子平教授在讲鲁迅时甚至自我解嘲说，他对《野草》“害怕不朽”的解读，也是在背叛鲁迅遗嘱。这话里有真意。我们每一次谈论鲁迅，其实都在某种意义上违背他“忘记我”的嘱托。但或许，纪念的真义，不在谈与不谈，而在谈的时候，有没有用自己的脑子。

那晚的盛典很热闹。王计兵的诗很好。鲁迅若在，大概会轻声说一句：赶快收敛，埋掉，拉倒。话虽这么说，他终究是希望我们把日子过好，而不是把心思都花在他身上。

然后转身走开，去管好自己的生活。

No.7099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知止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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