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234年秋，蜀汉军队驻扎在五丈原，诸葛亮病重，魏延却在军营之间来回奔走。那时的他并不知道，真正把自己推向绝境的，并不是马岱突然挥出的那一刀，而是他在阵前说出的那句话。
《三国演义》写到，诸葛亮病逝后，蜀军依照遗命秘密撤退。杨仪负责统筹，姜维从旁协助，魏延则被安排断后。这个安排看似普通，实际上却埋着一层矛盾：魏延自认是蜀汉第一流的战将，怎么甘心听命于杨仪？
有意思的是，魏延与杨仪早就不和。两人性格相冲，一个骄横强硬，一个精于权谋，平日里便常有争执。诸葛亮在世时，还能凭借威望压住双方；诸葛亮一死，原本被强行维持的平衡立刻松动。
魏延接到撤军消息后，先是拒绝断后，继而提出继续进攻魏军。他认为诸葛亮虽然去世，蜀军仍有机会取胜。费祎见势不妙，没有与他正面争辩，只顺着话头说了几句，随后返回中军，将魏延的态度告诉杨仪等人。
这一步很关键。
在魏延看来，自己是不愿放弃北伐，并非要背叛蜀汉。可在杨仪等人看来，拒绝撤军、擅自调兵，已经足以构成严重威胁。双方分别向成都上报军情，魏延说杨仪谋反，杨仪则说魏延抗命。刘禅最终采纳了多数人的判断，命人阻拦魏延归路。
《三国演义》为了强化魏延的悲剧色彩，又安排了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情节。魏延梦见自己头上长角，于是询问赵直。赵直知道此梦并不吉利，却没有直接说破，只告诉魏延，龙和麒麟才有角，这是贵兆。
魏延听得高兴，便把这番话当成了自己的凭据。赵直离开后，却将真实解释告诉了费祎：在古人的字形观念里，“角”与刀兵相联，头上生角，暗示的是身首异处。
这段梦境未必是历史事实，却很符合小说的写法。魏延一向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喜欢听顺耳的话。凡是能证明他勇猛、能干、应当独掌一军的说法，他往往深信不疑；至于劝他收敛锋芒的话，反而很难听进去。
撤军途中，魏延没有按计划退走，而是烧毁栈道，阻截杨仪大军。此举使双方彻底撕破脸。杨仪随即将魏延的行为上报，朝廷也把魏延视为叛乱者。魏延手下士卒多为蜀人，面对同室相争，并不愿跟随他一路拼命，军队很快发生离散。
魏延原本想退往汉中，甚至考虑投魏，但马岱劝他夺取南郑，再作打算。此时的魏延仍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大多数支持者。他把局面理解成个人与杨仪的较量，却没有看到，蜀汉军政系统已经把他排除在外。
到了南郑附近，杨仪拿出诸葛亮留下的锦囊。按照小说的安排，诸葛亮早已料定魏延会反，并把诛杀魏延的办法交给马岱。杨仪于是来到阵前，故意激怒魏延，让他高声喊出“谁敢杀我”。
魏延果然中计。他先说：“若孔明在日，吾尚惧他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谁敢敌我？”
这句话，比后面的“谁敢杀我”更值得注意。它暴露了魏延真正的心理：他承认自己曾经畏惧诸葛亮，却认为诸葛亮一死，便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自己。换句话说，他把诸葛亮的威望视为外在压力，却没有把军令、制度和同僚关系当成同样重要的约束。
紧接着，魏延又说道：“休道连叫三声，便叫三万声，亦有何难！”话音未落，马岱从身后挥刀，将他斩杀。魏延连第一声“谁敢杀我”都没有完整喊完，便结束了性命。
小说安排这一幕，并不只是为了制造戏剧效果。魏延的死，表面上死于马岱偷袭，实际上是死于判断失误。他没有看清军心已经离散，也没有估计杨仪掌握的政治资源，更没有想到身边的人是否仍愿意为他承担风险。
不过，正史与小说不能混为一谈。《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生前确实担心魏延与杨仪不和，曾作出撤军安排，并让魏延断后。诸葛亮死后，魏延拒绝撤退，双方冲突升级，魏延败亡，马岱将其斩杀。但正史没有小说中那段完整的阵前叫喊，也没有“锦囊设局”的细节。
因此，“谁敢杀我”更多是罗贯中对魏延性格的集中刻画。一个“狂”字，写出了他的勇，也写出了他的短处；一句“孔明在日，吾尚惧他三分”，则点明了他为何在诸葛亮死后迅速失控。
魏延并非没有战功，也不是毫无能力的庸将。他镇守汉中多年，屡次参与北伐，在蜀军中确实有相当分量。遗憾的是，战场上的勇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处理军政关系的能力。当个人威望超过了服从意识，手里的兵权便可能从资本变成祸根。
马岱那一刀落下时，魏延还在寻找“谁敢杀我”的答案。其实答案早已写在他拒绝撤军、轻视杨仪、烧毁栈道的选择里。那句狂言只是结尾，真正决定结局的，是此前一步步失去退路的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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