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丨崔桂忠
两个酒箱，300万现金。一个警徽水杯，一条腰带。河南鲁山，原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增强被留置前，就交代下属范旭峰“找关系”。范旭峰和丈夫高军军，把钱转给自称“中央纪委退休领导”的张宏金。
结果：张增强判11年，范旭峰12年，高军军9年；张宏金未被起诉。
收钱的没事，转钱的坐牢。公众看不懂，但更值得追问：骗子卖的到底是什么？
不是关系，是法治的裂缝。
贪官可恨，这不用洗。张增强被查前不向组织坦白，先安排“后事”。秦方进为副厅，索贿300万“买官”，每天早起给骗子请安——他把骗子当贵人，骗子把他当生意。王登记、罗欧们，动辄千万跑官。他们不是不懂纪法，而是心底藏着一个幻想：权力有灰色通道，大事可以花钱勾兑。可恨，更可怜——可怜到把十二年自由，押在一个警徽水杯上。
但骗子更毒。贪官侵蚀的是公权力廉洁，骗子侵蚀的是公众对法治的信仰。他们兜售一种致命幻觉：案件可以摆平，提拔可以运作，法律红线能用钱和人脉跨过去。一旦这种幻觉蔓延，人人都会觉得“找关系比找法院管用”。
鲁山案里，张宏金冒充“中央纪委退休领导”，用警徽水杯当道具，拿300万“疏通费”。办不成，退180万，再退80万，剩40万被扣。法律专家说：招摇撞骗罪不涵盖“退休人员”；诈骗罪关键看“非法占有目的”，他辩称自己真找人运作了，退钱及时，难认定。于是，骗子全身而退。
法律讲证据，公众讲直觉。这中间的落差，恰恰是“请托型诈骗”最难啃的骨头。这不是法律错了，也不是公众错了。而是法律需要在这个灰色地带，给公众一个更清晰的信号：什么算骗，什么算吹牛，边界到底在哪。
一个连“洛阳区”是哪个区都说不清的人，一个自称“老农民”的人，凭什么让两个公职人员相信你是“中央纪委退休领导”？那套警徽水杯和腰带，不是证据？张宏金向何某强送100万、被退20万又追要40万——这些动作，究竟是一个“真觉得能办成”的人在努力运作，还是一个精明的骗子在制造“我确实在办事”的证据链？如果是后者，那“非法占有目的”的辩护，本身就是骗局的一部分。
“非法占有目的”六个字，不该成为骗子的安全出口。如果“我真觉得能办成”就能脱罪，天下骗子只需编好自我说服的剧本。退赃是退赃，不是免罪符。
第一次的教训还没消化，第二次就来了。高军军取保候审期间又遇上“政治骗子”侯轶，被骗375万——骗子前赴后继，因为市场还在：一边有人想买官、捞人，一边有人敢卖“通天关系”。贪官是需求端，骗子是供给端。只打贪官，不堵骗子，腐败的灰色市场就永远有人坐庄。
范旭峰夫妇截留退款、充当掮客，判得不冤。可收钱的骗子没事，转钱的掮客坐牢——这个结构，本身就是对“罪责刑相适应”的拷问。但张宏金若因法条缝隙逍遥，等于告诉后来者：只要话术模糊、退款及时，就能继续做“权力掮客”。这两道门不修，政治骗子的生意就永远合法。招摇撞骗罪该把“退休人员”纳入；诈骗罪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不能只听骗子自说自话。退赃可以从轻，但不能变成“不诉”的通行证。
收钱的没事，转钱的坐牢——这道题，法律该给公众一个更清晰的答案。否则，公众对法治的信任，就会像那300万一样，在酒箱里转几道手，最后不知去向。
权力没有后门，正义不售捷径。但这句话要落地，先得让兜售“后门”的人付出代价。代价不是退赃，不是道歉，而是法律给出明确的否定评价。否则，一个张宏金没事，就会有无数个张宏金、侯轶上路。
贪官可恨，骗子更毒——他们卖的不是关系，是法治的裂缝。裂缝不补，虫就会一直生。而补裂缝的第一步，是承认裂缝存在。
☆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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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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