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4天工作制，信息工业落后于中美！欧洲人凭什么躺平？

当中国工人还在996、007里连轴转，当美国科技巨头把办公楼变成"永不熄灯的实验室"时，欧洲人却在认真讨论一件事：能不能把星期五也变成休息日？

在信息工业浪潮中已经明显落后于中美的欧洲，凭什么还能过得如此惬意，甚至理直气壮地把工作时间越砍越短？世界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三天的周末？

近来，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讨论，是否应该给工人多放一天假。

星期五会不会成为新的星期六？

各国政府正在考虑用四天工作制取代传统的"朝九晚五、周一到周五"的模式。而根据大多数方案，员工的工作时长虽然减少，薪水却保持不变。

之所以在此时兴起这样的讨论，与新冠疫情密切相关：居家办公的浪潮改变了人们对职业、个人生活以及工作日结构的思考方式。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四天工作制的概念早已不再陌生。

英国目前正有数千名工人参与为期六个月的试点计划，而冰岛更是先行者，早在2015年和2019年就分别开展过两轮试验。

在冰岛的项目中，员工可以在"五天较短工时"和"四天较长工时"之间自由选择。

放眼整个欧洲大陆，德国也已经启动"每周四天工作制"的测试。有意思的是，测试结果显示，不仅德国工人相当满意，德国公司也表示接受。

工人换到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公司则不需要因此额外支付更高的工资。那么少上一天班，是不是就意味着少赚一天钱？德国人为什么反而并不焦虑？答案藏在企业和员工之间新的平衡里。

员工从中获得的好处显而易见，但雇主又能得到什么？

毕竟，为了填补缺口，企业可能会有额外招聘等隐性成本。然而对部分企业而言，缩短的工作周反而更有利于经营，能够增强员工的忠诚度。

冰岛的试验结果显示，员工的工作方式变得更聪明，生产效率与过去持平，某些情况下甚至有所提升。事实上，全球生产力最高的一些国家，如挪威、丹麦、德国和荷兰，每周工作时长大约都只有27小时。

因此，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开始接受这一理念也就不足为奇，它们希望借此打造一支效率更高、疲劳更少、忠诚度更强的员工队伍。

回顾历史，当年亨利·福特把每周工作时间从六天缩短为五天，从而制造出所谓"星期五的愉悦感"时，他的初衷并不是关心员工福祉，而是意识到给工人更多闲暇去消费自己挣来的钱，将有助于经济发展，这一做法距今已近百年。

如今在滞胀阴影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四天工作制作为福特理论的升级版，是否也可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围绕这些问题，社会企业家希拉里·科塔姆博士与正在参加英国四天工作制试验的Happy公司创始人亨利·斯图尔特接受了采访。

谈到"朝九晚五、周一到周五"的传统工作模式如何根深蒂固，斯图尔特指出，这一模式其实并非亘古不变。他的祖母那一代人还实行六天工作制，社会是从更早时期的七天，逐步过渡到六天、五天。

既然已经能够走到五天，就没有理由不能进一步过渡到四天。科塔姆补充说，如果把视线拉回工业革命之初，那时的工时更加漫长，工人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争取和试验，工作周被一步步压缩下来。今天讨论四天工作制，并不是浪漫化的"躺平幻想"，而是这条历史曲线的自然延伸。

她也提到，之所以有企业愿意率先尝试，是因为他们发现，员工的病假率、离职率与工时长度密切相关——过度工作看似创造了更多产出，其实是在透支未来的效率。正是基于类似的考量，冰岛雷克雅未克市政府的一位官员——阿多蒂尔——在多年前就推动过大胆试验。

她希望通过减少工时来降低员工病假率。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她所在的办公室将每周工时缩短至35小时左右，每天减少一小时。

在此之前，冰岛职员每天工作八到十小时，作为北欧国家之一，冰岛长期存在高工时和高职业倦怠的问题。

2015年，她所在的服务中心与儿童福利办公室成为最早的两个试点单位，目标是提高工作质量。

为此，员工需要重新组织工作日，参加时间管理培训，把与客户和同事的会议方式加以调整，将机构间的车程会议改为通过Skype等方式进行。

通过精简会议流程，把过去一小时的会议压缩为半小时，他们成功保证了工作量，同时办公室可以在下午三点关门，让员工按时回家陪伴家人。

对阿多蒂尔本人而言，这次改革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

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她可以在放学后的托管班结束前提早一小时把两个小孩接回家，全家人一起做饭、辅导功课，下午还能一起去游泳或徒步。而在过去，她通常要工作到晚上六七点才能到家，根本无法做这些事情。

因此，她认为家庭整体的生活质量在2015至2017年间得到了显著提升。不过她也承认，这一模式并不适用于每一个行业，当时冰岛只有她所在的单位在探索。

自2020年起，冰岛全国普遍实行每周36小时工时。但对于医院、警察部门以及需要值夜班的岗位而言，缩短工时的实施仍然困难重重。

她并非其他行业的专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雷克雅未克市政系统运行良好，员工感到压力减轻、家庭时间增加，这场试验也改变了冰岛人对工作的整体认知。

研究显示，过度工作会带来慢性压力，缺乏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还容易引发糖尿病等疾病。

冰岛社会因此形成了一种共识：应当把与家人、朋友相处的高质量时间放在首位，为自己保留更多非工作时间。至于四天工作制是否代表未来，阿多蒂尔认为，技术的迅猛变化才是关键推动力。

她本人正是通过远程连线接受采访。她所在的办公室当年是最早充分利用技术的先行者，而疫情又进一步教会人们熟练运用远程工具。

雷克雅未克面积不大，过去在机构之间开车往返开会常常耗去大半天，如今坐在办公室里就能连开数场半小时的高效会议。技术的发展，让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把镜头从雷克雅未克拉回到整个欧洲大陆，另一幅画面却令人五味杂陈。

在中美欧三大经济区域中，活得最惬意的确实是欧盟——这里既没有996，也没有007，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高级管理者，双休日几乎是雷打不动的底线，四天工作制的讨论更是有条不紊地推进。但惬意的背后，是信息工业浪潮中的明显掉队。

当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芯片、平台经济、新能源汽车赛道上你追我赶时，欧洲的科技巨头屈指可数，很多核心环节甚至要依赖进口。欧洲的能源成本在近年来持续攀升，制造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这种压力，从欧洲工业巨头的动向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大众集团已经关闭了两座位于德国本土的汽车厂；宝马集团则投入巨额资金远赴中国东北建厂；巴斯夫集团在中国广东湛江建造了一座位居全球前列的化工生产基地。

工厂之所以纷纷"东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的能源成本已经贵到让传统制造业难以承受。耐人寻味的是，即便产业外迁、贸易压力加剧，欧洲人依旧在讨论如何把工作日再缩短一天。

他们的底气，一部分来自过去几十年积累下的高附加值产业和成熟的社会福利体系，一部分来自对"工作与生活质量"的重新定义——与其比拼谁加班更狠，不如比拼谁在有限工时里做得更聪明。只是这条道路并非没有代价。

在信息工业加速迭代的今天，选择"少工作、慢一点"，就意味着要接受在某些赛道上被中美越甩越远的现实。

四天工作制究竟是发达社会的必然演进，还是产业衰退期的一种自我安慰，答案或许还要留给时间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