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七军军长张涛，叛逃投敌当上敌营长，建国后坦白，后来如何

一个红军军长，后来只做到了国民党军的营长。更反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被重判，反倒回到乡里做了基层干部。

这个人叫张涛，原名张高寿，湖南祁阳人，有的材料也写作张焘。

一九五〇年前后，湖南祁阳的乡间，一个从旧军队里回来的中年人，站在土改工作的队伍里。

他没有穿军装。

乡亲们看见的，只是一个能干活、会办事、说话不多的村里人。可他身上藏着两段履历：一段是红军军长，一段是国民党军营长。

这两段放在一起，足够让一个人后半生翻不过身。

他自己心里清楚。

张高寿年轻时不是读书出身，家里穷，能走出去的路不多。旧军队招兵，他就进了湘军唐生智部。

一九二六年北伐，他随部队打仗。仗打完，人也被挑进教导队受训。

教导队里有个政治教官，叫黄克诚。

黄克诚比他更早接触革命，话不多，却看人很准。张高寿有胆气，也肯学，黄克诚就把他当成可以带一带的人。

这一步，改了他前半生。

一九三〇年前后，黄克诚辗转去找红五军，同行的几个人里，就有张高寿。到了湖北阳新一带，他们终于接上红军。

张高寿改名张焘，后来又常被写作张涛。

红五军第五纵队里，张涛任第八大队大队长，黄克诚任第八大队政委。

一个管军事，一个管政治。

那时的队伍不是坐在营房里等命令，常常是白天行军，夜里宿营，枪背在肩上，脚下全是泥路。张涛能打，也敢带头往前冲。

很快，他负了重伤。

担架把他抬到后方养伤时，红三军团继续转战。黄克诚往前走，张涛留在地方武装里。

分岔口就这么来了。

伤好以后，张涛没有回到原来的主力部队，而是在鄂东南地方武装中继续干。那一带，通山、阳新、崇阳、咸宁之间，山多，路窄，国民党军“围剿”一来，红军和游击队就得在山垄、村庄、溪沟间周旋。

他升得很快。

先是地方游击队干部，后来到红三师、红十七军系统里任重要军事职务。

红十七军成立后，张涛任军长，方步舟任政治委员，叶金波任副政委兼参谋长。

这支队伍活动在鄂东南，兵不算多，却牵制着国民党方面不少兵力。

叶金波也是硬角色。

他是湖北通山人，早年参加农民运动。一九三〇年六月，彭德怀率红军进驻通山时，还接见过他，并把一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油印小册子送给他。

那本小册子，叶金波带在身边。

到了红十七军时期，张涛和叶金波一文一武，配合过一段时间。第五次反“围剿”前后，鄂东南根据地压力越来越大，红三师、红十七军在夹缝里打仗，胜仗有，损失也有。

最要命的一仗，出在木石港一带。

张涛等人原先打得不错，拔据点，缴枪支，部队士气起来了。可战场上，赢了一阵不等于赢了全局。

国民党方面援兵赶到，红军撤离不及，突围中伤亡很重。

张涛又受了伤。

医院里，他听到一个消息：叶金波出事了。

叶金波后来被错杀，年纪不过二十多岁。对张涛来说，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砸下来。

他怕了。

这一怕，就把前半生的路折断了。

张涛离开红军，后来到了国民党方面。他没有拿着旧履历去邀功，也没有把自己曾任红军军长的身份到处张扬。

这不是功劳。

这是命门。

抗战时期，他在国民党地方部队里当兵做事，后来升到营长。一个曾经的红军军长，混到对方阵营，最后只是营长，这个落差很刺眼。

可这落差里，也藏着他后来没有被严厉追究的原因。

他没有供出黄克诚。

也没有靠出卖红军旧部来换前程。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方面一路败退，很多人向南、向西，最后逃往台湾。张涛没有走，他回了湖南祁阳老家。

枪放下了。

人回村了。

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工作铺开。张涛参加土改，表现积极，后来做了农村基层干部。

但历史不是盖上一层土就没了。

他给组织写信，想重新入党。问题一查，当年离开红军、后来在国民党军里当过营长的事，藏不住了。

材料送到黄克诚那里。

多年后，黄克诚已经不是当年红五军第五纵队第八大队的政委。可他记得张高寿，也记得这个人当初是怎么跟着自己走进红军的。

黄克诚问过他一句话，大意是：那时八路军就在敌后，为什么不去找？

张涛答不上来。

他承认自己错了。

这句话，比辩解重。

最后的处理，没有把他推到绝路。组织考虑到他当年确有叛逃离队问题，但没有出卖同志、没有造成严重破坏，后来也参加土改、在农村工作，便没有再对他作严厉追究。

往后，张涛继续在乡间生活。

他没有军衔。

没有勋章。

也不可能再把红军军长那段履历拿出来当荣耀。退休后，当地给了他一定生活照顾，他每月有一笔养老金。

一个人从红军军长走到国民党营长，又从营长回到村里，最后靠一笔养老金过日子。

这就是代价。

晚年的张涛，仍在湖南祁阳乡间。村路上有人喊他，他停下脚步，手里拿着旧帽子，回头应一声。

那一刻，军长也好，营长也罢，都已经退到身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