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专辑｜卢江良：不神化，不矮化，看见真实的鲁迅

编者按：本专辑全部文字均出自卢江良之手，这组文字的立场，不是一味地神化，也不存在贬损；而是作为同乡后辈写作者，立足于文学创作实践，重新把鲁迅先生放回历史现场，既看见他思想的锋利与批判的力量，也看见其作为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与创作得失。确实，真正纪念鲁迅先生，不在于空洞的颂词，而在于继承其批评精神：看透时代，直面现实，保持清醒，心存大爱。

目　　录

卷　首｜写在前面：纪念鲁迅专辑的缘起

第一辑｜电视访谈：同乡写作者的精神源头

○当代中国乡村的发现者（节选）

——专访国家一级作家卢江良

第二辑｜纪实散文：与鲁迅非同一般的“关系”

○我与鲁迅先生

第三辑｜文学评论：文本细读与跨作家对照

○《一件小事》：一篇只能打45分的小说

○《人间失格》的“经典的影子”

第四辑｜思想杂感：祛魅，还原作为“人”的鲁迅

○鲁迅是一尊碰不得的神？

○苏格拉底甘愿受刑只为遵循法规？（节选）

——兼谈鲁迅的“批判”与胡适的“宽容”

○鲁迅先生的另一种现实价值

○“对孙女士网暴”比“让鲁迅‘戒烟’”更值得担忧和警惕（节选）

第五辑｜随感短札：碎片化观察与即兴思考

○真正爱鲁迅的只有10%

○这个空白急需鲁研者填补

○重“读”鲁迅的收获与意义

○故乡：《祝福》阿毛原型地

○何为文学里的人性与爱

○刻在骨子里的“鲁迅气质”

○谈《社戏》的结构瑕疵

○鲁迅是伟大的“财神爷”

○时代的“针灸师”与“按摩师”

○鲁迅真正的伟大体现在哪里？

卷　首｜写在前面：纪念鲁迅专辑的缘起

二十多年前，绍兴市作协组织一次关于鲁迅的征文比赛，时任作协主席打电话给我，约我撰稿参与。当时，我婉言谢绝了，理由是：鲁迅先生实在太伟大了，已有太多人研究过他及其作品，凭我的能力实在写不出什么新意来。

然而，或许因为我是他的“老乡+同行”，或许因为我的文风跟他的颇为接近，在之后的岁月里，我还是在不经意间写下了不少关乎他及其作品的文字，有闲谈、有访谈、有评论、有散文、有杂感。最近梳理了一番，竟有上万字。

再过几天就是9月25日，那是鲁迅先生的诞辰。想必这段时间，又会涌现出大量纪念他的文字。我选择在这个节点整理出这些文字，自然没有凑热闹的意思，只是想借此表达我对他的理解与敬意，同时呈现自己的一些思考与理念。

——卢江良，2026.9.20于杭州

第一辑｜电视访谈：同乡写作者的精神源头

当代中国乡村的发现者（节选）

——专访国家一级作家卢江良

主持人：绍兴是鲁迅先生的故乡，作为老乡，您觉得他的写作对您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卢江良：我从1991年开始写作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搞写作肯定会要了解很多作家的作品，也受过很多作家的影响，但是在中国作家里面，我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语言上的东西我们比较接近，可能因为我们是老乡，某种个性上也受一定的影响。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批评精神对我影响是最大的，因为他这种批判精神也决定了我从一开始写作的方向，鲁迅先生在我文学生命里其实是很重要的。

——绍兴电视台文化影视频道2022.3.20“名人面对面”栏目

第二辑｜纪实散文：与鲁迅非同一般的“关系”

我与鲁迅先生

前几天，妻子在微信上开玩笑说，你儿子现在牛了，竟然将QQ昵称改成了“当代鲁迅”。儿子今年15岁，读初三，虽然在语文课上学过鲁迅先生的若干散文，但还不至于崇拜到如此地步，只能说深受我的影响。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与鲁迅先生的“关系”，可谓非同一般。

我老家所在的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乌石村，就是鲁迅先生短篇小说《祝福》中“阿毛”的原型地。据说，鲁迅先生家的祖坟，在我们村边上的调马场村（后与青塘村合并，现名“青马村”）。那个村是山村，不通水路。鲁迅先生小时候，他家来上坟，要先摇船到我们村，然后上岸，走路去那个村。当时，我们村的土地庙香火鼎盛，逢年过节都要演社戏。因为戏台就在岸边，鲁迅先生他们就待在船上观看。有一年，我们村有个小孩，一个人在弄堂口剥毛豆，被后面田畈过来的一只毛熊（我老家对“狼”的称谓）给叼走了。鲁迅先生听说了这事，记在了心里，成年后，写进了短篇小说《祝福》里。

这个故事，在我孩提时代，听父亲讲过。不过，不太听得懂，只记住了有个写文章的人叫“鲁迅”；也因为那个被狼叼走的小孩家所在的弄堂，就在我家那排楼屋最右侧处，由于通向广阔的田畈，夏天风很大，颇为凉快，我们常坐在那里，编麦杆扇（赚手工费，补贴家用），所以我时不时会想起那个被狼叼走的孩子。后来，1999年左右，我获赠绍兴市文联主编的一套书，其中有一本中写到了这桩轶事，而且比父亲讲的更详细，还写到鲁迅先生小时候与他的弟弟周作人，经常一道去踏看同样在我们村的“跳山大吉碑”（正式名称“建初买地摩崖石刻”，现为“全国文保单位”，我父亲在世时，被聘为业余文保员，曾悉心看护十多年）。

鉴于这层关系，我读中学时，接触到鲁迅先生的作品，感到特别亲切，没有其他作家所说的“违和感”。当然，这也许跟我与鲁迅先生同为绍兴人，语言上没有隔阂（不存在看不懂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因素，我们高二上学期的语文老师董铭杰先生，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现在的“浙师大”），本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后来为我兼任执行主编的一本杂志写过好几年稿，直至病逝为止），他对鲁迅先生作品的讲解，有别于其他语文老师，精彩、生动、风趣，使我从此爱上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并激发了对写作的莫大兴趣，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高中毕业后，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特别希望成为鲁迅先生那类作家。受这种欲望的强烈驱使，我有意识地阅读了大量外国现实批判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像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巴尔扎克等的中短篇小说。然而，由于受鉴赏水平的局限，虽然偏爱鲁迅先生的小说，基本上每篇都反复诵读，但事实上并未真正领悟其涵义，只是拙劣地学了一些批判的手法，运用到正在创作的微型小说中，像《抢来的蛋糕》《洋房里的女人》《送花的男孩》《第十个流浪儿》《笑队队员》等，大都停留于简单地反映人性善恶的层面上，极少涉及所处时代的背景和社会问题。

2000年后，我从绍兴来到杭州，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的微型小说创作，开始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加上接触了刚兴起的互联网，每天浏览大量文学方面的信息，阅读了钱理群、张梦阳等学者深度剖析鲁迅先生作品的评论，对鲁迅先生的小说有了新的认识，真正理解了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同时，卡夫卡、萨特、加缪、昆德拉、博尔赫斯、奈保尔等一大批作家涌入了我的视线，让我侧重鲁迅、契诃夫的“批判主义”的前提下，融合了一些卡夫卡的“荒诞主义”与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逐步形成自己的小说风格，创作了《在街上奔走喊冤》《要杀人的乐天》《逃往天堂的孩子》《在寒夜来回奔跑》《无马之城》《小镇理发师》《乡村建筑师》《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狗小的自行车》等一批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城市蚂蚁》。

这批短篇小说在网络上陆续推出，很快在全国范围引起了较好反响，读者和评论者不约而同地认为：“批判有力、震撼心灵，颇具文坛巨匠鲁迅之风”。2005年，结集出版前，出版方要在封面上打上“当代鲁迅”的字样，被我断然拒绝。虽然，鲁迅先生是我的文学偶像，我梦想成为他那样的作家，但他是一座高峰，我辈可以仰望，不敢造次。后来，出版方只好向我妥协，改为“21世纪中国最具批判力小说”。但在“创作简介”中，还是引用了读者和评论者的那段跟鲁迅先生相关的评价。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狗小的自行车》被推上中国小说学会的“200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承办活动的报社要出版上榜作品，来电话问我要照片和简介，我顺便将那个“创作简介”复制给了对方。事后，当初来电的编辑又向我约稿，说要刊登在他们报纸的副刊上。我给了3篇新写的散文。不料，最后一篇发表的同期，那位编辑在“编者手记”里，对我“创作简介”里的那句“颇具文坛巨匠鲁迅之风”大做文章，指桑骂槐地指出：“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作者的‘简介’，让我‘吃惊’并记住了。……如此‘简介’，如果不是他的自吹，就是他被评论家吹昏了头。”这让我大为恼火，首次因为“鲁迅先生”而引起争端，当即写了一篇反击文：《鲁迅是一尊碰不得的神？》，提出质疑：“鲁迅先生是一尊世人碰不得的神？不允许任何人学习，也不允许任何人比较？”

在2000年至2004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结集以《狗小的自行车》为书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后，我希望在创作道路上有新的突破，在创作风格上进行适度调整——从2005年起，注重于鲁迅、契诃夫的“批判主义”语境下对时代背景的有力介入，并逐渐加重了卡夫卡的“荒诞主义”与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创作了《赵子龙的枪》《一个会飞的孩子》《大街上撒满黑钉》《哭泣的奶牛》《村主任的功德碑》《梦想制造者》《洪大的摩托车》《穿不过的马路》《装在墙上的“猫眼”》等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

到2013年初，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为了让自己的小说有“出路”，我对创作风格再次进行调整，淡化了鲁迅、契诃夫的“批判主义”，强化了卡夫卡的“荒诞主义”与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创作数量也有所减少，只创作了《六楼的那个露台》《这怎么可能？》《在劫难逃》《跳动的耳朵》《伤口》等寥寥无几的短篇小说。鲁迅先生在我的创作道路上时隐时现。

2019年后，父亲多次住院，让我无心投入小说创作，重点创作一些短小的文化随笔和亲情散文，并应一家杂志的约稿开设专栏，写了一组解读文艺大师的随笔。到2020年5月底，父亲的突然离世，使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彻底停止了小说创作，偶尔写几篇怀念父亲的散文以及文化思想类随笔。同时，由于工作需要，开始撰写宗教文化稿。还应龙泉宝剑厂掌门人张叶胜先生邀约，撰写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宝剑史：龙泉宝剑》一书。鲁迅先生似乎退出了我的创作语境之中，成为了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位过客。

然而，鲁迅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依旧崇高。2022年3月，绍兴电视台拍摄我的一个访谈里，我这样说道：“我从1991年开始写作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搞写作肯定会要了解很多作家的作品，也受过很多作家的影响，但是在中国作家里面，我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鲁迅先生。”这是我对鲁迅先生的一种致敬，也是对我与他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总结。

在此之前，他对我的重要性，也从文学创作跨越到了与这个时代的“对接”上。因为我发现：鲁迅先生真正的伟大，在于几乎看透了所处的时代，懂得如何去融合，免受不必要的伤害。也因为他有看透时代的能力，创作的作品自然也就无比深刻，为其他作家所无法企及。鉴于此，我总是教导自己的孩子，以后不一定要成为作家，但要深入了解这个社会，看得透这个时代。只有这样，才能绕过生活中的很多“坎”，更好地跟这个时代接洽。而要看透这个时代，必须持有一种批评的精神。所以，鲁迅先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卢江良，2022.11.13于杭州

第三辑｜文学评论：文本细读与跨作家对照

《一件小事》：一篇只能打45分的小说

我读过鲁迅先生的所有小说，感觉他写得最差的一篇，是入选语文课本的《一件小事》。如果满分100分，他的其他小说都是70分以上，那这篇只能打45分。

那为什么鲁迅先生会写出这么差的小说？窃以为，《一件小事》的题材，根本不是他的“菜”。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对于“批判”得心应手，但对于“表扬”自然就束手无策了。而《一件小事》，是一篇表扬文，据说是鲁迅先生的跟风之作，所以再怎么看，都是那么别扭，甚至在他的小说里显得格格不入。

有人说，既然写得那么差，为什么语文课本还会选用？那是因为咱们的语文课本，从来都不是选最优秀的，只是选最合适的。而这篇《一件小事》，在鲁迅先生小说里，是一篇“正能量”小说（这是咱们的语文课文迫切需要的），而且正好适合中小学生阅读（再深刻一些的，中小学生未必能理解），所以也就被“幸运”地选中了。

不过，鲁迅先生也是挺了解自己的，知道不擅长这类小说的创作，也就写了这么一篇，就赶紧“收手”了，如果再多整几篇出来，无疑将拉低他小说的整体水平线。

而我们看待文学作品的时候，要理性地去分析、理解，不能因为莫名其妙地获了个奖，或者获了个莫名其妙的奖，有一批莫名其妙的人在吹捧，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莫名其妙地唱赞歌。

——卢江良，2023.3.17于杭州

《人间失格》的“经典的影子”

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日本小说家，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并称“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创作，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戏剧等，1935年凭借短篇小说《逆行》入围第一届芥川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作了短篇小说《维荣的妻子》和中篇小说《斜阳》《人间失格》等，被视为其小说代表作。他一生中有过5次自杀，最终于1948年跳玉川上水而亡，时年39岁，留下遗作《人间失格》。

2024年初，笔者花了一周时间，断断续续阅读了《人间失格》，感觉跟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颇为相似，两者皆系中篇小说，塑造的主人公均为异类——叶藏和阿Q，描绘的都是其在社会上的遭遇，结局也几近相同——前者服安眠药自杀，后者被判刑枪决。由于那本收录《人间失格》的同名小说集封底印着鲁迅先生对太宰治的评语：“精神的洁癖，让像太宰治一样的人容不得半点的伤害，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卑微而自由。他想要打破什么，却又没有方向。他的痛苦在于他用心看着漆黑的世界。”一度以为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受了太宰治《人间失格》的影响。

然而，查询两篇小说的发表时间，发现《阿Q正传》（1921）比《人间失格》（1948）早了27年，而且还查询到太宰治于“1944年12月20日，为调查鲁迅于仙台的事迹，赴仙台”，并于“1945年2月，完成鲁迅传记《惜别》，朝日新闻社发行”，足见比鲁迅先生（1881.1936）小28岁的太宰治（1909.1948）还是鲁迅先生的“粉丝”，由此推断出太宰治在《惜别》发行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他投水自尽前所创作的《人间失格》，极有可能受到了鲁迅先生作品的影响，借鉴了《阿Q正传》的一些创作手法。

关于创作中的“借鉴”，一贯被视为对优秀作品的“继承与创新”。古希腊先贤曾提出：“文学起源于摹仿”，我国也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说。古往今来，诸多文学大师都在模仿中创新，在借鉴中超越，创作了不朽之作。譬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体裁、形式和表现方法上，无不受到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但在思想和主旨上，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揭露和鞭挞上更加犀利、深刻、有力，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应该说，《人间失格》明显留着《阿Q正传》的“影子”，尽管谈不上对后者的超越，但两者反映的思想和主旨迥然不同，后者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并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前者则通过叶藏“充满了可耻的一生”，表现了“日本社会与现代人精神与感官世界的双重萎靡”。可以这么说，《阿Q正传》是一篇通过阿Q这个人物由内在向外界不断拓展的作品，而《人间失格》则是一篇停驻于叶藏这个人物内在的作品；也就是说，后者把重心放到了对人物所处时代的观照上，前者则更加专注于对人物精神层面的剖析。

于此，也体现了两位作者不同的写作立场和风格——鲁迅先生的作品更多的是希望对那个时代进行干预，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通过展现所处时代的弊端，引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治疗”，因而被视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太宰治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他的自我告白，其文学的整体走向和脉络，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恐惧，到生而为人的虚无感负罪感，因抓不到生活的意义而堕落颓废，终至死亡”，从而成为日本“无赖派”文学（通过描写颓废坠落的国民生活来追求思想的解放，抵制当时的社会思潮）代表作家。

——卢江良，2024.5.13于杭州

第四辑｜思想杂感：祛魅，还原作为“人”的鲁迅

鲁迅是一尊碰不得的神？

因为本人不是什么名人，没到众人皆知的程度，好不容易出了本小说集，免不了要附个“作者简介”。考虑到现在的读者势利，轻易不买没名气作者的帐，写“作者简介”时格外留意，尽量充实一些取得的成绩。又因好些读者提及本人的小说颇具鲁迅小说之风，写时也就自然充了这么一句：“颇具文坛巨匠鲁迅小说之风。”

写好那个“作者简介”不久，也算本人“芝麻掉进针眼”——走运，有一拙作登上了“200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承办那次活动的报社要出版排行榜作品集，来电话问本人要照片和简介，本人未及多想就复制了那个“作者简介”，连同自己的一张照片，一并发给了那家报社。

又因为沾了小说排行榜的光，那家报社的编辑向本人约稿，本人那段时间正好写了几篇散文，便陆陆续续用邮件发了过去。由于发过去了稿子，自然会关注发表情况，就时不时地浏览该报的网站，顺便也看看其他作品，而每期都有的《编辑手记》，便也在阅读之列。

发过去的三篇散文，是陆陆续续地发出来了。可就在最后一篇发表的同一期，那篇《编辑手记》横竖看了让本人不舒服。那篇《编辑手记》是写“作者简介”现象的，那位编辑先在文中阐明自己是写诗的，不仅发表过一些诗，而且还入过诗歌选本。因为入选过选本，自然要他写“作者简介”了。话题就这样引申开去。

这里，本人且不说他是否在炫耀，其实作为一位写作者，恰当地炫耀一下取得的成绩，也是情有可原且合情合理的，本人也或多或少地炫耀过。但问题不在这里，接下去的话题显示，他是讨厌写“作者简介”的，因为自己讨厌写，就波及到投稿的作者写，于是他在文中表明：“编辑一般都没有时间去看他（她）取得的那些‘成绩’（如‘作者简介’中所说）。”那意思很明确——你以后来投稿不要附“作者简介”，你写了也是白写，我没时间看的。

本人不知道“编辑没时间看‘作者简介’”这个结论，他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至少像我这样的编辑是有时间看的，而且首先看的就是“作者简介”。当然，这还不是什么关键，毕竟每个编辑处事方式不同，他不看那是他的习惯，我们也不能勉强他一定得看。可再接着往后面看，本人就感到迷惑了，他很快否定了上面的话：“也不能说完全不看。”

这就是说他也是看的。现在，他要否定前面的观点也就让他否定吧，人免不了有自相矛盾之处，可再看后面的文字，本人才发觉到他的否定是有目的的，他笔锋一转点到了写这篇《编辑手记》的用意：“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作者的‘简介’，让我‘吃惊’并记住了。”

读到这里的时候，本人很怀疑他不是写诗的，而是写小说出身的，看他用的春秋笔法多熟练呀，而且悬念用得何等高明！读到这里的每位读者，肯定都被吊起了瘾头——那个作者到底写了份什么样的“简介”，会让他如此吃惊并记住？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他紧接着在文中写道：“作者在‘简介’中说，有的评论家说他的文章有鲁迅之风。”哦，原来如此！当然，光光写到这里，他是余意未尽的，所以在《编辑手记》最后，免不了还要鞭笞一番：“如此‘简介’，如果不是他的自吹，就是他被评论家吹昏了头。”

写到这里，全文算是结束了。本人相信他已达到目的，想必心里一定痛快无比。如果不是本人给他发过一份简介，如果不是简介里有那么一句话，看了这篇《编辑手记》，本人也就一笑而过，随他痛快去了。毕竟能让人痛快的事是越来越少，谁不想抓住机会痛快一番呢！

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如果”，所以他痛快的同时，本人就很不痛快了。本人重新拜读了一遍他的大作后，套用鲁迅的一句话，“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就因为“作者在‘简介’中说，有的评论家说他的文章有鲁迅之风。”就要狠批他：“如果不是他的自吹，就是他被评论家吹昏了头。”

这是不是批得太没道理了，是不是批得太荒谬了？按照他的“伟大”逻辑，你一位作者再怎么样，你的作品也不得具有鲁迅之风，如果一不小心具有了，也不准你自己说具有了，就是评论家这样评价了，也不允许你自己这样说，否则，你就是自吹，就是被评论家吹昏了头！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那位编辑的眼里，鲁迅先生是一尊神，一尊高高在上的神，一尊世人碰不得的神，不允许任何人学习，也不允许任何人比较，更不允许任何人超越。如果你不慎学习了，比较了，超越更是万万不可以的，那好吧，我就要写《编辑手记》狠批你，把你踢翻在地，再狠狠踏上一脚，让你永远不得翻身！

——卢江良，2005.5.30于杭州

苏格拉底甘愿受刑只为遵循法规？（节选）

——兼谈鲁迅的“批判”与胡适的“宽容”

我们对伟大的人物的评定，往往都会忽略他们的个体意愿，将他们从“人”塑造成“神”。譬如，谈到鲁迅和胡适，鲁迅的绝大多数小说，除了对人性的批判，就是对体制的批判，他既批判清朝的封建主义社会，也批判民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像他的《阿Q正传》，就彻底否定了民国的体制。而胡适是民国的既得利益者，他被当时的政府圈养着，生活得富足潇洒，不像鲁迅不受政府重视，还要养一大家子人，整天忙于为生活奔波。所以，胡适对那个社会没切肤之痛，自然也谈不上去批判了。也正因为个体意愿的差异，使鲁迅成了“时代的针灸师”，而胡适成了“时代的按摩师”。这也就是说，成就鲁迅的“批判”和胡适的“宽容”，其实都是“私人化”在起作用。

——卢江良，2024.6.13于杭州

鲁迅先生的另一种现实价值

在中国的作家里，对我写作影响最大，也最为我欣赏的，是我的老乡鲁迅先生。因为对鲁迅先生的热爱，阅读过诸多研究他的文章，个人觉得研究得最到位的，是北大钱理群和社科院张梦阳，如果某些研究者只是在“抓痒”，那他们的研究可谓“入木三分”，已真正触及到了鲁迅先生的思想。

不过，所有的鲁迅研究者，对鲁迅先生的研究，还是存在诸多疏漏的，大多数只停留在文化上，很少能深入到政治上，更不要说扩展到经济上了。其实，在当代绍兴人（特别是绍兴城里人）眼里，鲁迅先生已不只是思想家和文学家，更像是一位神通广大的财神爷。

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绍兴的财政收入，估计会减少不少。而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一直是空白，急需鲁迅研究者填补的。

——卢江良，2024.11.4于杭州

“对孙女士网暴”比“让鲁迅‘戒烟’”更值得担忧和警惕（节选）

我们也没必要为此过度美化鲁迅抽烟这种行为。对于这一条，有一位当教师的高中同学看了推文《关注！该不该让逝世89年的鲁迅先生“戒烟”？》问我：“这烟应该是鲁迅先生忧国忧民的写照吧？”我直言不讳地回复：“为写作提神。”而更有甚者，有些推文写手竟然将之神化成：“鲁迅夹着的不是烟，是民国暗夜中独对昏灯的孤单，是目睹同胞麻木时的愤怒，是笔尖刺破铁屋前的沉思。”我觉得这扯淡得太厉害了！无异于对鲁迅生前困境的漠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和伪造，是“造神运动”的翻版与延续。

其实，抽烟对于鲁迅先生而言，无非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神醒脑。他为了养家糊口，常熬夜写作，香烟的刺激帮助他保持清醒，延续创作思路。这种习惯虽对健康不利，但在当时是他应对高强度写作的辅助手段。二是释放压力。他一生致力于社会变革，精神压力巨大，抽烟成为他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方式，帮助他在思考和创作间隙放松身心。开个玩笑，他抽烟跟笔者每晚喝半碗酒，没本质的区别。他抽烟为了提神，笔者喝酒为了养生，同时也都为了缓解压力、调节情绪，无非抽得和喝得时间久了，都有些上瘾罢了！

对于整个事件，我的一位文友马晓才先生在《鲁迅的烟斗》一文中说得很到位：“让鲁迅保持他的烟斗，也保持他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这才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对未来最深的负责。”

——卢江良，2025.8.26于杭州

第五辑｜随感短札：碎片化观察与即兴思考

此辑按写作时间由早至晚排序（2021-2024），为微信群、朋友圈即兴文字，作为正文补充阅读材料。

真正爱鲁迅的只有10%｜2021.09.25

今天是鲁迅生日。鲁迅的尴尬在于，关注他的人群中，60%的在利用他，30%的在仇视他，只10%的在爱他。

这个空白急需鲁研者填补｜2021.10.02

在中国的作家里，对我写作影响最大，也最为我欣赏的，是我的老乡鲁迅先生。因为对鲁迅先生的热爱，阅读过诸多研究他的文章，个人觉得研究得最到位的，是北大钱理群和社科院张梦阳，如果某些研究者只是在“抓痒”，那他们的研究可谓“入木三分”，已真正触及到了鲁迅先生的思想。不过，所有的鲁迅研究者，对鲁迅先生的研究，还是存在诸多疏漏的，大多数只停留在文化上，很少能深入到政治上，更不要说扩展到经济上了。其实，在当代绍兴人（特别是绍兴城里人）眼里，鲁迅先生已不只是思想家和文学家，更像是一位神通广大的财神爷。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绍兴的财政收入，估计会减少五分之一。而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一直是空白，急需鲁迅研究者填补的。

重“读”鲁迅的收获与意义｜2021.11.27

重“读”鲁迅，发现这家伙真伟大！他几乎看透了所处的时代，因此懂得如何去防范。他听说要被抓，就赶紧跑掉，远远地躲开，不做无谓的牺牲。因为他有看透时代的能力，创作的作品自然也就无比深刻，为其他作家所无法企及。可见，想当一名优秀的作家，要看得透所处的时代。

故乡：《祝福》阿毛原型地｜2022.02.03

我们老家富盛镇乌石村辖好几个自然村，在我家所在的自然村小桥头与郑家交界处有一排楼房，其中那几间老屋的右侧原本是一条弄堂，鲁迅小说《祝福》中阿毛原型曾在这条弄堂口剥蚕豆（或毛豆），被从山上跑到田野的饿狼（绍兴话叫“毛熊”）叼走……鲁迅小时候跟大人上坟，得从绍兴城里摇船到乌石村停靠，然后走路去邻村调马场，他们的祖坟就在那里。当时，我们村有座土地庙，逢年过节都演社戏，鲁迅就在船上观看。有一次，他来我们这边，听闻有个小孩被狼叼走，成年后他从事文学创作，就把这件事写进了小说，那篇小说就叫《祝福》。上述在我老家发生的故事，在我童年时期听父亲多次讲述，等我也从事文学创作后，有一次我们全家参观鲁迅故里，我与父亲在鲁迅纪念馆里，找到了相对应的资料，佐证了那些故事的真实性。不过，关于老家与鲁迅的故事，我一直没有涉及过，今后会写一篇散文记载。

何为文学里的人性与爱｜2022.11.15

昨天有一位50多岁的朋友，看了我的公众号推文《我与鲁迅先生》一文，跟我说：鲁迅的作品缺乏艺术性，沈从文的作品艺术性强。理由是，说鲁迅的作品没人性和爱，沈从文的作品有人性和爱。持这种观点的人蛮多的，好些还是作家和评论家，于是我给他普及了什么才是文学中的人性和爱。他还是坚持认为：鲁迅在《阿Q正传》里尽写阿Q的缺点，没写他的优点，说明鲁迅的文学立场有问题，对低层人群缺乏同情。我说，照你这样理解，那我们写小说的时候，低层人群都必须是好人？不能有坏人了？

刻在骨子里的“鲁迅气质”｜2023.06.20

昨夜，聪聪问我要鲁迅的小说集，我找30年前买的浙江文艺出版社版的，找了半夜没找到，幸亏他应学校要求买过一本鲁迅小说散文合集的。其实，我读鲁迅的作品在30年前，后来几乎没读过，但他作品中的那种气质，已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头，从而洐化到我的作品里。

谈《社戏》的结构瑕疵｜2023.07.28

因为刀郎那首语无伦次的歌，去阅读了《聊斋志异》中的那个短篇小说《罗刹海市》。应该说，前半部分写得还可以，但后半部分就画蛇添足了。如果蒲松龄是我的作者，他的那个小说来投稿，我肯定会把“由是‘龙媒’之名，噪于四海。”之后的部分删掉。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蒲松龄的写作水平，主要那个时代在咱们中国，小说这种体裁还不成熟，无论从结构还是主题，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鲁迅先生的小说《社戏》，结构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好些情节拉散了主线，完全可以精简或删除。

鲁迅是伟大的“财神爷”｜2024.03.20

昨晚与同事抽空逛了逛鲁迅故里，先后参观了咸亨酒店、鲁迅故居、绍兴黄酒馆，又回想起2007年12月和2021年10月发的朋友圈，认为鲁迅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财神爷，他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养活了诸多绍兴人和不少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时代的“针灸师”与“按摩师”｜2024.06.13

胡适是民国的既得利益者，他被当时的政府圈养着，生活得富足潇洒，不像鲁迅不受政府重视，还要养一大家子人，整天忙于为生活奔波。所以，胡适对那个社会没切肤之痛，自然也谈不上去批判了。也正因为个体意愿的差异，使鲁迅成了“时代的针灸师”，而胡适成了“时代的按摩师”。

鲁迅真正的伟大体现在哪里？｜2024.09.25

今天是鲁迅先生的生日，转一篇我两年前写自己与他的关系的散文。在这篇散文里，我应该算是创造性地提出了：“鲁迅先生真正的伟大，在于几乎看透了所处的时代，懂得如何去融合，免受不必要的伤害。也因为他有看透时代的能力，创作的作品自然也就无比深刻，为其他作家所无法企及。”

文末寄语：纪念鲁迅先生，不是要将他供奉为遥不可及的神像，而是要读懂他身上的复杂性，掌握他那种看透时代的能力，继承他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1972年生于浙江绍兴，现居杭州，文学创作一级。作品散见《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刊，出版《狗小的自行车》《城市蚂蚁》《逃往天堂的孩子》《灵魂的指向》《向一块石头学习》《野草的歌唱》等文学图书10多部，有3部小说被改编拍摄为4部电影，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提名奖，并荣登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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