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散布在中国大陆的日军部队陆续解除武装、准备遣返。就在这场兵败如山倒的收场里，熊本籍军医加地正隆做了一件在日军战后档案中都属罕见的事：他向盟军递交申请，把一个曾登记在战俘名册里的中国男孩合法带回了日本本土。这个孩子当年只有8岁，被编入日方所谓＂少年同伴＂处理程序，从山西一路飘洋过海去了九州。四十一年后的1986年春天，他以日本商人的身份重回黄土地，带着翻译，也带着童年里唯一还清晰的一句话：我娘脚上流着血。
要理解一个日本军医为什么要在败战之际带走一个中国孩子，得回到1943年6月的豫北战场。那一年，日军第37师团发动＂中原会战＂外围扫荡，河南济源、孟县一带成为主要交火点。国民革命军第27军所属部队在黄河北岸苦守多日，重创后被压缩到狭小区域，部分阵地全员战殁，另有相当数量官兵被俘。这段战史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里有较为完整的记录。
被俘人员中夹杂着一个山西口音的男孩。他并不是所谓童子军编制，也不是传令兵，而是当时随军家属子弟中的一员，被日军甄别时归入＂特殊登记＂一栏。资料里对其亲属栏的记录只有一句：无父母、无亲属可循。他叫光俊明，籍贯山西运城夏县一带，被俘时8岁。其余战俘依例后送，唯独他因年龄过小、身份特殊，被就近安置在加地正隆手边＂代为看管＂。
军医为何会做出这一动作，学界并没有统一说法。较为常见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加地本人有一定的医疗职业伦理惯性，对营内幼童留有余地；其二，日军战败后部分军官试图以＂人道处置＂洗白个人档案，为遣返后的社会评价留退路；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此时中国境内的接收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盟军对未成年战俘的处置多以＂从宽＂办理，导致个别案例走了灰色程序。这类中国未成年战俘被合法带回日本本土的情况在战后档案里仅零星可见，光俊明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登船离华后，光俊明落脚在熊本县八代市代阳町。加地正隆为其办理了户籍登记，家庭关系一栏写的是＂收养＂，日语拼读改为＂托西阿奇·加地＂。1946年春季，他被安排进代阳小学四年级补习班。学校档案里标注为＂特殊身份归化儿童＂，头几个月连基本的日语问候都说不完整。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中学阶段。1952年他考入八代第一中学，理科成绩尤为突出。校方档案中留有一条他本人提出的请求：申请签名时使用汉字＂光＂这一姓氏。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母亲送他离家那日，喊过的最后一个字里有＂光＂。1956年考入熊本商科大学国际贸易专业，1959年正式取得日本国籍，同年成家，此后育有三名子女。
工作履历方面，他毕业后进入神户一家进出口公司起步，1963年任营业课长，1967年升任海外部部长，1969年在大阪单独开办＂光通商株式会社＂。这段时期恰逢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中小贸易商多以东南亚和东亚市场为主。他的公司主打对华南、香港转口业务，为日后回中国留下了商业基础。
1986年春天，光俊明穿着深色西装，随身带着翻译，也带着已经年迈的加地正隆一同飞抵北京首都机场。行程并非商务，而是明确的寻亲之旅。经中方外事、侨务系统协调，山西省及运城地区，包括夏县在内的多个县市配合调档、走访、比对。当地电视台一度启动纪录片摄制，暂拟片名《遥远的妈妈》。
寻亲无功，但他没有折返回日本了事。1986年秋起，他自筹资金在运城地区一处离当年记录点最近的乡镇筹建小学，校名定为＂光俊希望小学＂，校门图纸据说是他亲自参与设计的。次年，他又向当地县医院捐建了一间儿科病房，题名＂俊明堂＂。此后二十余年间，他多次追加投入，用于校舍修缮、图书添置以及乡村医疗设备更新。
2000年前后，他将＂光通商＂的公司总部由大阪迁至上海浦东，登记为中国境内法人企业。中国侨务部门在归国定居人员名册中登记其身份为归侨。他之后极少对外提及寻母话题，也未再申请更改国籍。据2015年新华社《参考消息》转载的一篇日方媒体报道，他晚年仍每年安排一到两次的中国内地行程，重点仍是山西那所学校。此后关于他的公开报道逐渐减少，公司业务由后代打理，寻亲事宜再未获得实质突破。
参考资料：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涉及1943年豫北济源战役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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