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师起义后又叛逃，林总严令：对其坚决歼灭，不接受起义与投诚

1949年1月，天津城外，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前线战士听说对面守军中有个“184师”，忍不住打趣：“这个师怎么又出来了？难道真有几条命？”一句玩笑，背后却藏着一段反复重建、反复被击溃的战场经历。

184师原属滇军第60军，1937年8月由滇军部队改编而成。抗日战争期间，它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和南昌会战，算得上滇军中的骨干部队。抗战结束后，卢汉率部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部队声望和装备都有所提升。

问题也由此而来。蒋介石既要使用滇军，又始终提防这些地方部队。1946年4月，第60军被调往东北后，所属部队很快遭到拆分，184师也被分散部署在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等地，分别接受其他系统指挥。

兵力一散，彼此不能呼应，名义上仍是一个师，实际上已经各自为战。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很快看出了这个破绽。1946年5月，鞍海战役打响，第四纵队先切断鞍山方向的援路，随后集中兵力进攻海城。

驻守鞍山的184师551团先被击溃，海城的师部和552团陷入孤立。师长潘朔端判断继续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于是率师部及部分部队起义，放下武器者有两千余人。那次起义发生在东北战事初期，影响很大，朱德、林彪、陈毅、刘伯承等人都曾致电祝贺。

有意思的是，海城起义并没有导致这支部队被立即打散。经过改编，起义官兵被编入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潘朔端任军长。对于官兵提出的待遇和职务要求，只要条件允许，相关方面大多予以安排，甚至释放了一批被俘人员。

可在大石桥方向，184师550团仍在顽抗。团长杨朝纶就是在这场战斗中被俘的。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早年曾任龙云警卫排长，长期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唯一正统。潘朔端起义前曾通知过他，但杨朝纶没有接受。

被俘后，杨朝纶没有遭到虐待，还被安排为改编部队的副师长。按常理说，这已是相当宽厚的处理，但他始终不愿接受改造，与政工人员多次发生冲突。真正让问题恶化的，并不是口头上的抵触，而是他后来策划的那次出逃。

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向南满发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转移至临江一带。新184师乘火车行动时，恰逢敌机空袭。杨朝纶借躲避轰炸之机，让司号员集合部队，随后裹挟一批官兵脱离队伍，重新投向国民党。

途中有人察觉受骗，转身返回，但仍有上千人跟着他离开。这件事的性质完全变了：起义可以被理解为战场选择，叛逃却意味着对已作出的政治承诺反悔。林彪得知后非常恼火，向部队明确要求，今后再遇到这支部队，不能因其番号或口头表示而放松攻击。

1947年夏季攻势期间，184师驻守梅河口。东北民主联军连续攻克外围据点后，梅河口守军陷入孤立。林彪随即下令，对奉吉线上的相关敌军，只要战斗已经打响，就坚决歼灭，不接受不解除武装的所谓起义。

进攻梅河口的部队仍由韩先楚指挥。激战五天，解放军攻入城内，师长陈开文和两名团长被俘，杨朝纶却再次逃脱。后来，杜聿明重建184师，杨朝纶终于升任师长。位置越高，他的选择反而越坚决。

1948年，杨朝纶率部驻守锦州。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于10月14日发起锦州总攻，次日锦州解放，184师建制再次被击垮。杨朝纶换装混入难民，逃往关内，随后辗转到了天津。

天津城内聚集了不少滇籍官兵，陈长捷担心他们扰乱军心，便将这些人集中管理。杨朝纶借机重新组织184师，但国民党方面只给了少量枪械弹药。直到天津外围被包围，陈长捷才临时补充武器，最终仍没能改变战局。

1949年1月12日，天津总攻开始，184师阵地很快被突破。师部失守后，杨朝纶举手投降。此时国民党败局已定，出于争取滇军的考虑，解放军没有追究到底，还给他路费，希望他回云南后能够配合卢汉的工作。

但杨朝纶一过长江便改口，把投降说成“突围”，并向蒋介石表忠心。蒋介石随即任命他为昆明警备司令部指挥官，实际任务是监视卢汉。杨朝纶回昆明后多次叫嚣抵抗，还暗中拉拢顽固军官，成为卢汉推动起义必须排除的障碍。

1949年12月9日晚，卢汉以开会为名控制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随后宣布起义。杨朝纶当时任93军副军长，也在压力下签署了起义通电。然而签字并不等于真正改变，他后来仍与特务机关保持联系，企图充当“反攻”内应。

1950年，相关问题暴露，杨朝纶被扣押。陈赓曾考虑滇军刚刚起义，直接处置其将领可能造成影响，便与潘朔端商议。潘朔端认为杨朝纶多次反复，且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罪责不能以一次签字抵消。

随后，杨朝纶被公审并判处死刑。那个反复出现在东北、华北和云南战场上的184师，也随着他的覆灭，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