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图书资料部主任、编审翁淮南：解读“微笑中国”，讲述中华文明

来源：环球网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阳光从屋顶倾泻而下，洒在一尊秦代跪射俑的脸上。那张面孔沉默了两千多年，胡髯挺立，目光如炬，嘴角一点点儿微笑，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坚韧。每次走到这尊俑前，翁淮南都会停下来，端详那张脸。

“你看他的表情，不是恐惧，而是笃定。”翁淮南说。这种笃定，是他多年来反复端详千百张文物面孔后，最珍视的一种神情。

以此为基，十几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编审翁淮南主编《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出版专著《中国面孔：文物上中华民族的凝望与记忆》、《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致力于通过文物解读中国，用中国面孔讲述中华文明。

文物写作：从“物证立骨”到“面孔传神”

翁淮南的文物写作，始终遵循一条清晰的脉络——

2024年3月，翁淮南主编的《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出版。书中从国内外近50家博物馆中甄选200余件代表性文物，串联起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以文物证历史、以实物明晰脉络”。

何以华夏？翁淮南翻开书页，举例阐释：“例如，后母戊鼎是人类青铜文化的‘中国样本’；青铜利簋是武王征商时间的关键物证；秦琅琊刻石是两千多年前的大一统宣言；而‘中国大宁’铜镜，则映照出深厚的家国情怀。读懂中国，需要从文物中感知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

“这个中国，是在百万年人类史基础上，经由一万年文化史的积淀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演进，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言为心声。浓厚的家国情怀，被翁淮南字斟句酌，付诸笔端。

如果说《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是一块坚实的基石，那么此后的《中国面孔：文物上中华民族的凝望与记忆》则是翁淮南在基石之上搭建的一座桥梁。在这部专著中，他从20万年前的“北京人”写到戍边英雄陈祥榕，以“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三个篇章，连缀起一组组跨越时代的历史印记。

他写妇好——那位殷墟出土的“玉人”，细眉大眼，身着交领长衣，袖口较窄，衣上饰云纹、目纹，仪态雍容华贵，契合商代“以方为美”的审美范式。他在书中还原了一个鲜活的妇好：她不是“花瓶”，而是兼具王后、将领、祭司三重身份的传奇人物。甲骨文为她的占卜记录多达200余条，甚至涉及“王梦妇好不惟孽”的梦境；她带兵伐羌方，“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她还主持求雨、占卜等祭祀活动，“不光能征善战，还懂祭祀、会占卜，算得上是当时的知识分子”。

他写汉代击鼓说唱俑。这个出现在几代中国人美术书中的陶俑，在翁淮南的笔下呈现出更丰富的历史信息。“他的脸呈方形，颧骨突出，鼻子扁平，和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人有着传承关系……鼻梁上部有一颗秦汉人像少见的痣，样子非常可爱。”而如此的笑脸，不是权贵者的高傲狂妄，也不是底层的卑微谄媚，而是坦然、欢快，有发自内心的喜悦。“说唱俑生动的表情，不仅反映了汉代高超的陶俑制造工艺，而且说明说唱艺术在汉代已经职业化，并得到广泛认可。说唱俑的出土和发掘，也为研究我国话本小说萌芽提供了重要资料。”

他也写陈祥榕烈士。这尊来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当代作品，迷彩头盔上面，有粗硬笔留下的“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字迹。雕塑塑造的，是19岁陈祥榕的样貌，人们看到的，更是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而这，正是翁淮南的创作初衷——“透过中国面孔与中华民族的千年对话，能清晰瞧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能感受到真实、立体和全面的中国气息，并能增强我们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在最新出版的《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中，翁淮南再次跃升。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文物的器型、年代和工艺上，而是把目光落在一张张“面孔”上：北京人复原头像、伏羲女娲像、人像彩陶罐上的少女、孔子衣镜上的孔子、秦代文官俑、跪射俑、大禹像、愚公移山中的人物形象……它们有的来自考古遗址，有的来自博物馆藏品，有的来自壁画、画像砖和书画，有的属于古人，也有的属于今天。

“物证立骨，面孔传神。”翁淮南这样概括这几本书的关系。在他看来，《何以华夏》重在“以物证为根”，《中国面孔》开始将物证与人的精神世界打通，而《看脸》则是“把理性、有距离感的物证转化为可共情、可触摸的面孔，用叙事、情感和画面拉近人与历史的距离，让专业知识走出书斋、抵达大众”。

从物到面孔，从骨骼到神韵，翁淮南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文物写作之路。他说，这种底气与自信，来自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面孔”为径：从洞悉文物到解读文明

身为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很忙。但不管怎样，他都要挤时间到考古现场去，坚持做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

“沈从文先生曾在国家博物馆工作三十年，是我的前辈。我在图书资料岗位一直感受着他的教诲：要做好文献研究，更要做好一线调查研究。”翁淮南说，文物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材料和概念里，也要回到文物、回到现场、回到人。

那些外人眼中风尘仆仆的辛苦奔赴，却被翁淮南视为“捷径”。在他看来，“原境”即“捷径”。能够站在文物出土的现场，寻找一个个“为什么”，溯源这些器物从何而来，为何出现在这里，为何以如此的形象呈现，又究竟为什么有这样的纹饰、姿态和脸庞，探究它们与周围遗址、墓葬、自然环境、历史文献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便是文物工作的最好途径。

多年来，翁淮南利用业余时间，自费走访了众多博物馆和文化遗址，拍摄了逾60万张文物照片。扎实的田野调查，不仅让他收获了专业研究上的成果，更让他注意到了器物上人物的表情。那些平淡的、悲伤的、自信的、欢喜的、幽默的……表情，带着历史的印记，尘封在时光深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出土的人像彩陶罐前，翁淮南曾驻足良久。他形容那张脸“清秀、典雅，露出迷人的神秘微笑”，并将它与《诗经》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联系起来。“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他谈古人对于相遇、爱情和生命的理解，谈面对河流时人们对生命短暂与渺小的体悟。“爱在这种处境中，成为一种回应。”

而在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遗址，一件四坝人形彩陶罐让他眼前一亮——少年留短发、打鼻钉，脖子上似系着丝巾，身穿高腰网格长裤裙，双手插兜，“放到今天，也是时尚少年”。这位潇洒自信的少年，来自4000年前的河西走廊。“看到他，人们便会感觉到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翁淮南说。

还有一件让他特别难忘的文物：秦始皇陵出土的文官俑，身长189厘米，面带微笑、神态从容，诠释了公职人员心中有德、恪尽职守的初心；跪射俑“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胡髯挺立、身姿坚毅，眼睛里流露的是家国情怀。翁淮南解读道：“一文一武，一德一勇，恰是中国精神的写照。”

翁淮南认为，文物研究之道，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一脉相承。表情背后，同样是多姿多彩的中国人文情怀、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朴素厚重的家国情怀。他决心把它们写下来，于是，《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中国面孔：文物上中华民族的凝望与记忆》《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等书籍陆续诞生。

他的诠释又不止于文物形式与形象，他把“六种味道”的隐喻融入字里行间：古典味，来自《尚书》《左传》《史记》《诗经》《楚辞》等文献与文物之间的互证；中药味，来自对“气”、力量和精神状态的关注；茶与咖啡味，来自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意识；低度酒水味，来自历史叙事中需要保留的梦幻、空灵和诗性；土地味，来自中国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树根味，则指向文化寻根和文明共同体。“希望通过味道隐喻实现文明阐释的感官化与生活化，把文明写成能够被看见、被闻到、被感知、被体验的东西。”翁淮南说。

谈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翁淮南充满深情，那是“鲜活、温暖、亮丽的”。文物传播既要守得住学术底线，也要接得通大众情感。二者互补，“刚好构成有依据、有温度、有传播力的完整文明叙事体系，也让文物真正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桥梁，让华夏文明的根脉可看、可感、可共鸣”。

对话翁淮南：“在未曾中断的文明路径中，看见自己”

从《何以华夏》到《中国面孔》，再到《看脸》，您的写作始终围绕“何以中国”的核心命题。在您看来，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不断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翁淮南：从文物上看，答案藏在两个关键词里：一个是“求中”，一个是“同心圆”。

距今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了两块类龙纹陶片，整体以头为圆心，内卷成圆形。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心广场周围分布5组建筑群，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广场——这是一种凝聚和内向式的聚落格局。约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三组舞人手拉手绕盆一周形成圆圈。这些遗址和文物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同心圆式的文化聚焦。

而聚焦的圆圈是有“中心”的。战国时期的清华简《保训》篇记载了五帝时代的舜“求中”于“历山”，以及夏禹让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为其“求中”于河洛及嵩山。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器底122字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中国”名称物证。

世界上产生的原生型文明众多，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从未中断。这背后，映照的是中华民族求“中”的文化传统。“中”是天地的沟通，是东南西北的汇聚，也就是根。中国从“中”而来，最后国家也称“中国”。

您提出过“五大文化带”的概念，这个框架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有怎样的意义？

翁淮南：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东面和南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南方是青藏高原，西面有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等高地屏障，北面是辽阔的蒙古高原——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华先人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这个空间内部，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把东南西北的族群连在一起，经过数千年演进，逐渐形成了五大文化带：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

五大文化带是在“滚雪球”般的拓展中形成的开放系统，内部和外部循环流动，靠的是非征战的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是解读中华文化与文明内在机理的视角，也构成了人类多元化发展的中国文化景观。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都可以在五大文化带中找到物证。

您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面孔”可以让文明在共同的人类情感上相遇。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当下，这种跨文明的“面孔对话”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翁淮南：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在进行文明交流，而“面孔”恰恰是最容易被理解的文明语言。

一张脸，不需要复杂的翻译。一个人的微笑、坚毅、忧伤、责任感，往往能够跨越不同文化背景被理解。比如湖北秭归县东门头遗址的“太阳人”石刻，中国远古先民将人脸与太阳结合，表达对光明、生命与自然的敬畏。这种表达方式与古埃及、古希腊的太阳神形象虽形态各异，却在精神内核上相通——人类对光明的向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存的祈愿，是跨文明的共通情感。

再比如国家博物馆大厅的巨型花岗岩浮雕《愚公移山》，来自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同名经典油画。愚公以粗布裹身的老年劳动者形象出现，侧面视角下，眉头紧锁、嘴唇紧闭、胡须蓬乱，传递出一种沉默而顽强的意志。这样的面孔不是封闭的文化符号，而是可被世界理解的人类精神范本：面对困境的顽强、面向未来的执着、依靠集体的力量，与世界各国文明中的奋斗者高度共鸣。

“面孔”让中外文明在人类共通的生命情感上相遇，消弭文化隔阂。

您在书中写过一段话，“探寻‘何以中国’的过程，就是找到那条人类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路径”。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条“未曾中断的路径”意味着什么？

翁淮南：越是在技术飞速变革的时代，越要强调回望。这不是要求年轻人停在过去，而是希望年轻人在回望中找到当下的位置。

国家博物馆大厅里那组《愚公移山》浮雕里也有孩子——还没有铁锹高，但也在队伍里。愚公移山最重要的并不只是“移山”，而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它不是一个老人独自完成的壮举，而是一群人、一代又一代人接续传承，共同做一件事。

今天的年轻人不需要真的去“移山”，但仍然会面对自己的“山”：学习、工作、创造、科研、生活、公共责任，以及完成时代提出的课题。青年认识大禹、愚公、孔子、王昭君、文成公主，并不是为了“重复过去的故事”，而是为了理解，自己不是孤立地站在当下，自己也站在一条很长的文明脉络里。

我常常想起那件来自4000年前河西走廊的“插兜少年”彩陶罐。那张脸清澈，也有力量，还带着属于年轻人的时尚和自信。双手插兜，走路带风。

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在看见大禹、愚公、孔子、秦俑、“插兜少年”彩陶俑时，也看见自己。看见一条没有断掉的文明路径，看见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往前走的力量。（作者：华南，单位：《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