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1月底，重庆街头兵荒马乱，卖橘子的王素珍在摊位旁发现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孩子不哭不闹，只是紧紧盯着来往人群，像是在等一个永远没有出现的人。
王素珍递给她一个橘子，问道：“小幺妹，你家住哪里？”女孩抬起头，怯生生地回答：“白公馆。”这三个字，让王素珍立刻警觉起来。
白公馆不是普通住处，而是国民党特务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监狱。一个流落街头的孩子，为什么会从那里出来？她的父母，又经历了什么？
这个女孩名叫小波。她的母亲郭德贤，1924年出生于重庆云阳一个地主家庭。家境优渥，却没有让她只顾个人生活。哥哥参加革命后，她逐渐接触进步思想，也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在云阳简易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郭德贤，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前线募捐，宣传抗战。她没有拿枪上阵，却把学生身份变成了联络社会、发动群众的力量。
1939年，郭德贤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先后在万县、成都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教师，实际承担着联络、掩护和传递消息等任务。她的丈夫蒲华辅同样是地下党员，两人既是夫妻，也是并肩工作的同志。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地下工作的风险陡增。1944年，郭德贤生下女儿小波；几年后，儿子小可也来到这个动荡的家庭。照料两个孩子并不容易，可她没有因此彻底离开组织。
那段时间，她也曾疲惫过。丈夫长期在外工作，孩子年幼，危险又步步逼近。川西党委副书记马识途曾专门找她谈话，帮助她重新坚定信念。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不是一句轻松的劝说，而是要在家庭安危和革命任务之间作出艰难选择。
1949年，成都局势越来越紧张。蒲华辅因身份暴露被捕，随后传出叛变的消息。郭德贤没有时间沉浸在震惊和痛苦中，她立即烧毁家中的情报资料。火焰烧掉的，不只是纸张，也可能牵连众多同志的线索。
特务闯入后，反复搜查、威胁，郭德贤始终没有开口。更棘手的是，原定的地下会议即将在家中举行，马识途等人并不知道这里已经被监视。
她表面保持镇定，暗中把几块银元交给佣人邱嫂，托她设法送出消息。邱嫂提着菜篮出门，绕过监视后找到马识途，及时转告会议取消。这个细节很小，却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暴露。
不久，郭德贤和两个孩子被押往渣滓洞，后来又转到白公馆。狱中审讯不断，威逼利诱接连而来，她没有供出任何同志。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后，大家在压低声音的情况下唱起国歌，还凭记忆和想象做出了一面五星红旗。
但胜利的消息，并没有立刻带来自由。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军政人员开始撤离重庆，特务却对渣滓洞、白公馆的被押人员实施集中屠杀。郭德贤知道危险临近，甚至找来纸笔，准备写下两个孩子的姓名和出生情况，希望将来有人能够认出他们。
就在这时，罗广斌前来报信：“同志，快走，外面有机会！”郭德贤抱起儿子，跟随战友冲出监狱。逃到大门附近时，特务突然返回，枪声随即响起。混乱中，负责照看小波的周居正与孩子失散。
小波摔倒后躲进草丛，哭喊着找妈妈。郭德贤听见女儿的声音，转身就要回去，却被战友死死拦住：“不能回头，回去大家都走不了！”这句话残酷，却是当时唯一能保住更多人的办法。
郭德贤最终带着儿子逃出，而小波独自留在黑暗中。后来，她被撤离的国民党车辆带到重庆街头。士兵忙于撤退，没有人照顾这个受惊的孩子，她只能在陌生街道上徘徊。
天亮后，小波走到王素珍的橘子摊前。王素珍把她带回家，换衣服、给饭吃，还带她躲进防空洞。重庆解放后，她根据报纸上的寻人启事，确认孩子正是郭德贤的女儿，随即向政府报告。
母女重逢时，小波已经与郭德贤失散数日。王素珍这才知道，眼前这个孩子曾从白公馆的枪声中逃出，也才明白自己捡到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迷路女孩。
新中国成立后，郭德贤成为人民教师。由于丈夫叛变，她的党员身份和过去经历一度难以核实。她没有放弃，持续向组织说明情况、递交申请。经过多年调查，1982年，她的党籍得到恢复。
那一年，郭德贤已经满脸皱纹。三十多年过去，她仍记得1939年宣誓入党时说过的话。至于那个在重庆街头递出橘子的王素珍，两家人此后一直保持往来。白公馆外的那次相遇，也因此留下了一个孩子获救、一个家庭重聚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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