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观察｜唐梓晴:偏远山村的“半程现代化”困局——衡阳祁东Q村为例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提及乡村振兴或农业农村现代化往往更聚焦于资源富裕的近郊型乡村，然绵延深山中的乡村是中国乡村不容忽视的基底与主体。这些区域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更是现代化道路上攻克的结构壁垒和“最后一公里”。祁东县位于衡阳西南部，衡邵盆地西南边缘、湘江中游北岸，素有“中国黄花菜之乡”的美誉，县域地貌复杂包括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Q村位于祁东西南边缘处，群山环绕，距县城约42公里，它存在乡村的普遍表征又内嵌其特有的发展逻辑，只用“乡村振兴已有成效”或“现代化水平不高”某一概念来描述Q村，可能会遗漏中国普通乡村真实而复杂的一面，如同“莫道春风皆过处，深山犹有未开梅”。暑期返乡，最大的感受不是单一的“发展”与“衰退”，而是看似矛盾的图景同时出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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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Q村现代化“进场”

这次回乡最直观的变化，是道路。

记忆里老家地势崎岖、山高路陡，基本是碎石路、黄土路。晴天尚可通行，一旦下雨，路面泥泞湿滑，步行困难，摩托车、三轮车也常深陷泥泞中难以“脱身”。此次返乡，我所经过的主要通组、入户道路已经基本硬化为水泥路，原上山回乡两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半个时辰可达。据大伯介绍，这次修路并非国家包揽，而是由村委会组织协调，村民集资共同参与建设，每家每户按既定方案承担费用。即使外出务工、长期不在村的也被纳入此次公共事务的协商和筹资范畴。长期外省务工的舅舅就曾收到村干部电话通知、动员，参与此次集资。人离开了乡村，但并没有彻底退出乡村，新的跨地域参与正在形成。

与道路的物理变化同步的是基层制度可达性增强。道路硬化改变的是Q村与外部社会之间的物理距离，数字技术的进入则进一步改变了村民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制度距离。前者使“人能够走出去、资源能够进得来”，后者则使部分公共事务“跨地域参与”。

过去每逢农田水利、社会救助、政策帮扶等事务是建立在村干部一家一户面对面宣传通知。政策落地与否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也取决于村干部是否能找到人、讲清政策和协助完成申报。因而村干部既是国家政策落地的末端执行者，也是村民接触政策的重要中介。这种面对面治理并没有消失，其运行方式不断与时俱进。随着电话、微信、政务服务平台和小程序不断涌现基层治理之中，逐渐形成“线上+线下”并行的治理模式。“数字化”并没有消除基层组织，改变的也不只是办事工具，还重塑了山区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路径。村干部的角色由单纯的政策“信息中介”转化为“数字代理人”。外出人口可通过数字平台继续参与乡村事务；部分老人则可通过村干部进入数字政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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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Q村现代化“暗礁”

现实层面Q村现代化“进场”取得一定成效，然当焦点移步于道路旁侧村民、土地及日常生活状况，会发现这现代化进程并非始终保持单向线性推进，现代化资源进场的同时，一些结构性约束并未随之消失。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诸多限制。Q村现代化航程亦潜藏诸多急需解决尚未解决的“暗礁”。

道路将大山与外界紧密连接，它既是资源“进村”的通道，也是劳动力“出村”的通道。而人口外流引发劳动力断层。祁东政府提出，要继续推动“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通过“能人经济”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从地方发展而言，这政策具有一定现实合理性。人口长期外流不仅劳动力流失，也促使其在异地积累了一定资本、技术、经验和社会网络。如果其中部分能够回流县域乡镇，确实可能为当地发展带来新的资源与机遇。然而从实践考察，Q村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良性生态尚未形成，“走出去就业”仍是现实选择、常见现象。往往只有春节、清明、中秋等节假日才会回来几次，村上才会热闹一点。简而言之，返乡创业有望成为乡镇发展的一种潜在动力，却不是解决农村人口流失难题的万能方案。

人口流失进一步折射到土地利用中。Q村深处高山，耕地面积分散且有限，无法大规模数字机械作业，现代化农业技术“水土不服”，田地仍是依靠人力种植、采摘黄花菜、生姜等农作物。而Q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农业劳动机会成本提高，农业主力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而小农经济仅仅是自给自足，收益不足。他们一旦“有心无力”，耕地就会被撂荒或粗放经营，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升。“有地无人种”谁来种？青年吗？山区就业机会小，无论是否务农都无法承担现代家庭支出成本。他们面临是投向城市市场还是投入农业的选择，答案毋庸置疑。

返乡所经过的山头和耕地都是黄土盖被，并未种植利用，据大伯介绍，现村内荒废耕地和山头已承包、外包出去，原计划种植果树增收但由于成本过高就闲置了。这意味着经营权流转并不代表其实现有效经营。一方面，政府想通过抛荒治理、“图斑整治”达到短期内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保护绿色生态。另一方面，经营者因自然条件限制的同时仍面临机械化、市场 、劳动力约束，收益不足以覆盖投入，无法实现稳定经营，土地流转最终只停留在合同意义上。Q村山头还是黄土朝天，粗放利用，甚至出现再次撂荒，恰恰说明了这一点。Q村也并不是个例，砖塘镇政府曾公开统计，2020年时全镇开展稻田抛荒整治整治面积为515.71亩。祁东县政府也曾多次强调“坚决遏制耕地抛荒”，近三年整治抛荒土地1271.86亩、非粮化土地2913.35亩，2025年公报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69.40千公顷，下降0.2%。这也意味着土地问题已成为县域农业发展必须直面的必然问题。

如果土地荒废暴露的是生产能力流失，那么“看病贵”“看病难”医疗旧疾揭露的则是现代化落差：制度保障已经进入大山，但制度覆盖仅构成了基础性规范，服务终端的“最后一公里”并未实际转化完成，Q村并不具备同等水平的服务承载能力。

返乡期间，Q村虽设有村卫生室，但“有”和“便利看病”之间仍存在距离。感冒等仍只能去山脚购买感冒药，而从Q村前往有药店的N村约8-10公里，途中需翻山越岭。药店且只有最基础的感冒、消炎、止泻等药品。为节省开支，村民通常不会购入整盒，而是优先选择拆分一版或者几粒药品购入。即便道路硬化，但八九公里的路程仍足以构成现实就医障碍。因此，“小病靠拖”在Q村视为习俗。

此外“愿不愿意在基层就医”和“基层医疗能否就医或解决相应疾病”两个问题并不等同。2025年祁东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472个，其中医院9个（民营医院7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460个（其中乡镇卫生院21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4个，村卫生室365个，门诊部及诊所类70个）；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4065张、卫生技术人员4743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1494人，执业护士2591人。从数据来看，县域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医疗服务体系，但机构数量和资源总量并不意味着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具有相同的诊疗能力。对于部分复杂疾病，患者仍然需要前往市高等级医院接受治疗。这是村民在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资源配置之间所面临的现实选择。

大姨住院就医经历更让我对此感受颇深。大姨是特困人员并持有二级残疾证。按湖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在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扣除起付线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付比例为85%，一级医疗机构为82%，二级医疗机构为80%，三级医疗机构为65%，省部属医疗机构为60%。因此，大姨在市区住院，医保报销比例在65%；在祁东县该比例可达80%至85%。与之相对的是省市级城区医疗体系完备、资源丰富，县级医疗设施数量有限、服务水平不高。一方面，县城医院资源和人力承载有限，无法解决相应的病症，大姨最终医生的建议下转院至往市区；另一方面，市区成本太高，大姨做完手术后又在医生的建议下转回县医院养伤。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医保，通过不同比例引导患者按照病情合理分级就医，为村民大病就医提供了基本风险保障，主要解决了“医疗费用谁承担”问题。然从农民生活的角度看，它则意味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病情允许时，在县里治疗经济压力较小；病情越复杂，一旦需要进入市级医院，家庭则需要承担明显增加的经济压力。医保解决了“看不起病”的部分风险，但“患者需要走多远”“何种等级的医院能够解决相应疾病”等问题也不当被折叠。对于山区而言，医疗负担不仅呈现在医疗账单上的自付金额，还囊括了翻山出村的交通成本、家属陪护成本、转诊成本，以及在城市就医期间产生的住宿和生活支出等。但医疗资源向高等级医院集中的现实，并不会因为医保制度存在而消失。机构覆盖率解决的是公共服务的“有没有”，而公共服务“好不好用”和“能不能解决问题”是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制度保障虽提高了大山进入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能力，但不同层级公共服务的实际供给能力并不会因为制度覆盖而自动趋于均等。

道路能够通达大山，但大山是否能够“留得住”劳动力；土地能够流转，但经营主体是否能够获得稳定收益；医保能够提供保障，但基层医疗机构是否具备与制度设计相匹配的诊疗能力。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青云村现代化水面之下的“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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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外部输血”走向“内生造血”

数日的返乡观察，让我深刻体悟，Q村现代化进程绝非一气呵成的改造完成时，而是在“进”“退”矛盾中整体重构。Q村既不是一个等待被现代化“拯救”的落后山村，也不是一个已经通过乡村振兴彻底解决发展问题的理想山村。它更多的是中部偏远山区农村的缩影，不能简单概括为“现代化不足”，而是更接近于“现代化不均衡”。即连接能力增长快于承载能力，制度覆盖的扩展快于实际服务水平，外部资源进入的速度快于山村内部发展能力的形成。它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它既保留着传统的农耕底色，又在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探索新路径，不把农村变城市，不把大山变平原，历经边缘到重构。这也意味着偏远山区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是否持续”转变，从基础条件改善逐步转向发展能力塑造。只有当连接能力、生产能力、公共服务能力与基层组织能力能够相互匹配，现代化资源才能真正沉淀为村庄自身的发展能力，从“外部输血”转向更加稳定的“内生造血”。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