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380年，南京西华门附近，明太祖朱元璋正准备前往胡惟庸宅邸，查看所谓“醴泉祥瑞”。就在这时，一名宦官仓皇拦驾，指向胡府方向。朱元璋登高察看，发现府外道路与墙道之间似有兵马活动。这个细节，成为胡惟庸命运急转直下的引线，也让延续千余年的丞相制度走到了尽头。
胡惟庸并不是一个毫无能力的庸才。他早年在地方任职，洪武元年后进入朝廷，曾任太常少卿。洪武三年，他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此后，随着李善长逐渐退居幕后、汪广洋失势，胡惟庸一步步接近权力中心。
洪武十年，胡惟庸升任左丞相。明代官制中，左丞相位次在右丞相之上，名义上仅次于皇帝。朱元璋对他的评价并不低，《明史》称其“以才见宠”。换句话说，胡惟庸能走到这一步，既有李善长等淮西勋贵的提携，也有自身办事谨慎、善于揣摩皇帝心意的因素。
可丞相权力太大，恰恰埋下了危险。
中书省掌管政务，六部也要通过中书省向皇帝奏报。胡惟庸掌权后，逐渐出现压制奏疏、擅作决定的情况。涉及官员升降、刑罚处分的事务，有时未经皇帝明确裁决，便由他先行处理。臣僚若想办事，往往要先到胡府门下打点。
有人送来金银，他照收不误；有人不肯依附，便可能遭到排挤。朝臣渐渐发现，南京城里除了皇宫，还有一处不能轻易得罪的地方。
这种权力膨胀，并不只是生活奢靡那么简单。更严重的是，胡惟庸开始经营自己的关系网。他与李善长家族结为姻亲，又与陆仲亨、费聚等勋贵往来密切。御史陈宁、中丞涂节等人也被认为与其关系紧密。至于“私下招兵买马”的说法，主要见于后来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具体情节仍需结合不同史料辨析，不能把每一项传闻都当成已经完全坐实的事实。
胡惟庸的越权行为，朱元璋不可能长期视而不见。
有一次，胡家子弟纵马出行，撞死农民。胡惟庸没有依法审理，而是直接处死农民，以命抵命。朱元璋得知后十分震怒，因为这不仅是滥杀，更是丞相绕过司法制度擅自用刑。
占城使者入明朝贡时，胡惟庸又被指责没有及时向皇帝通报，使礼仪程序出现问题。朱元璋追问责任，他却把过失推给礼部。对于皇帝来说，丞相可以代行部分政务，却不能让外臣觉得朝廷有两个最高权力中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以宅中出现醴泉为由，准备邀请朱元璋前往察看。醴泉在古代被视为祥瑞，若皇帝亲临，胡府自然会获得极大体面。然而，宦官云奇途中拦驾告变，使这场“祥瑞之行”变成了突击审查。
朱元璋随后下令逮捕胡惟庸。胡惟庸最终被处死，相关亲属、党羽和牵连人员也遭到严厉清算。史书及后世记载常说此案前后株连三万余人，但这个数字包含不同阶段、不同案件的汇总说法，具体人数并非没有争议。“九族全灭”也更多是对株连惨烈程度的概括，不能简单理解为每一名血亲都按照同一方式被处置。
真正改变历史方向的，是案件之后的制度变化。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罢黜丞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自秦汉以来，丞相作为百官之长，长期承担协调皇权与行政机构的作用。朱元璋却认为，丞相一旦结党专权，便可能成为皇权的巨大威胁。胡惟庸案于是成为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因此，胡惟庸究竟冤不冤，不能只用一句话回答。
从个人行为看，他确有擅权、结党、压制异己等问题，称其完全清白，难以符合史料记载。可从案件扩大后的规模看，朱元璋显然不只是惩罚一个丞相。与胡惟庸有交往的官员、勋贵，甚至多年以前有过关系的人，也被重新审查。李善长后来被处死，便说明这场清算早已超出胡惟庸本人。
至于刘伯温之死，后世常说是胡惟庸下毒，但现有记载并不足以形成无争议的定论；徐达也不是被胡惟庸直接害死。把这些传闻全部写成确证，反而会遮蔽案件本身的复杂性。
胡惟庸不是毫无过错的替罪羊，朱元璋也并非只是在依法办案。一个丞相的失控，给了皇帝废除丞相制度的理由；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则让无数人与胡惟庸一同付出了代价。1380年之后，丞相这个延续千年的职位，便从明朝政坛上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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