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河南洛阳城外，李世民率唐军与王世充、窦建德展开决战。战场上，秦琼、程咬金、徐世勣等人都曾有过瓦岗经历，却已站在不同的位置。所谓“瓦岗英雄”，到了史书里，并不是一支整齐划一的队伍，而是一群被乱世反复推向选择关口的人。
瓦岗军的聚散，正是隋末局势的缩影。李密败亡后，旧部有人归唐，有人投王世充，有人跟随窦建德，也有人继续自立。若拿“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去衡量，这六个人确实没有一个合格；但若看他们在关键时刻如何待人、如何取舍，结论就不能一刀切。
秦琼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先在隋军中效力，后来归李密，李密失败后又进入王世充麾下。王世充待他不薄，但秦琼看清其为人后，最终与程咬金等人投奔李唐。对秦琼来说，换的不是一面旗，而是一个值得托付的政治力量。
程咬金的经历与秦琼相近，也曾归附李密和王世充。史书中的他，不是小说里只会抡斧子的莽汉，而是懂得审势的将领。两人后来在唐军中屡立战功，秦琼负责冲阵破敌，程咬金则长期担任宿卫与统兵职务。称他们为忠臣，未免牵强；说他们重信守义，却有事实支撑。
罗士信更为特殊。他早年随隋将张须陀作战，后来进入瓦岗，又曾在王世充部下任职。归唐以后，他奉命镇守洺水。公元622年，刘黑闼军攻城，罗士信拒绝投降，城破被杀，年仅二十多岁。
罗士信的忠诚，不能简单追溯到某位皇帝身上。他真正守住的，是军令、承诺和同袍情分。王君廓被围时，他曾出兵救援，随后留下守城，最终陷入绝境。这个细节，使他与小说中的“少年猛将”区别开来，也解释了为何《旧唐书》把他列入忠义人物之中。
徐世勣后来改名李勣，是瓦岗旧将中最有政治分寸的人。他归唐后镇守黎阳，曾被窦建德俘获，随后又回到唐军阵营。后世常把他写成徐茂公，实际上他既是能征善战的将领，也是极懂进退的政治人物。
李勣与单雄信的关系，更能体现“义”的分量。单雄信随王世充降唐后，因旧怨被处死，李勣曾向唐廷求情，甚至表示愿意放弃官爵以保全故友。请求未被采纳，他便收养单雄信的家属。这个举动没有改变政局，却保住了个人信用。
魏征的道路则完全不同。他先后经历元宝藏、李密、李渊、窦建德、李建成和李世民等政治集团，称其为“忠臣”显然不合史实。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没有追究旧怨，反而任用魏征，这才有了后来君臣之间那段著名的政治关系。
魏征曾对李世民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这句话不是替自己开脱，而是对君臣关系的重新解释。在他看来，良臣应帮助君主成就功业，忠臣若只知死谏，往往可能让君主背上昏暴之名。话说得漂亮，但他当年建议李建成设法除掉李世民，也确实伤害了瓦岗旧交秦琼等人的立场。
王君廓又是另一类人。他早年起于盗匪，后来归附李唐，凭军功不断升迁，曾任幽州都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诱使庐江王李瑗起兵，自己却转而镇压，将李瑗缢杀，以此获取功名财物。
事情败露后，王君廓逃往突厥方向，途中被乡民杀死。李瑗临死前曾斥责他：“小人卖我以自媚，汝行当自及矣。”这句话后来果然应验。王君廓既非忠臣，也谈不上义士，他更像乱世中借势上位、再以同样手段牺牲别人的投机者。
有意思的是，小说常把瓦岗人物重新排列，秦琼、罗成、王君可、徐茂公之间的关系也被大幅加工。现实中的王君廓并非关羽式人物，罗士信也与罗艺没有宗族关系。文学可以讲传奇，史书却要追问一个人究竟做过什么。
因此，这六人中，秦琼、程咬金、罗士信、李勣都能在不同程度上称为义士；魏征是才干极高的良臣，却不能称为义士；王君廓则连义士的门槛也没有达到。隋唐之际，旧主败亡，新主未定，选择往往不是守着一面旗帜死去，而是在大局、承诺与自身道路之间作出判断。史书留下的，正是这些判断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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