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蓝评《凯罗斯》丨人人都在谈论天气，所以我们该谈点什么？

《凯罗斯》，[德]燕妮·埃彭贝克著，李佳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国，2026年1月出版，392页，69.00元

“人人都在谈论天气，我们不谈”（Alle reden vom Wetter. Wir nicht）这句标语，最早出现在西德铁路公司的广告宣传当中，本意是强调该公司提供的运输服务风雨无阻。但这个标语很快被西德左翼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挪用，他们在这个标语的基础上加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人的肖像，制成了一张在“六八运动”中颇为经典的海报。于是“谈论天气”变成了政治冷漠的象征，而“我们不谈”则成了采取行动、改变世界的宣言。这一标语在当代出现了若干变种，譬如在2019年的一次艺术展览中，德国艺术家安妮-克里斯汀·克拉曼将标语改成“每个人都在谈论天气，我们也谈”，还把人物肖像替换成生物学家朱迪斯·艾伦斯、人类学家卡罗拉·拉克特以及环保主义者格蕾塔·桑伯格，以此表明“天气”——人们的日常——与“政治”在当下已然合二为一。

但克拉曼描述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把日常与政治视为一种对立，而这种看法往往会忽略二者至少相互渗透或互为镜像的常态。在《凯罗斯》一书中，埃彭贝克让这句标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东德以自由撰稿人身份生活的主人公汉斯，从西德带回了这张经典海报，把它长期贴在自己工作室的门上。他教导自己年轻的女友卡塔琳娜，“这正是问题所在”（204页）；而这张海报再次出现，则要等到柏林墙倒塌、汉斯失去自己工作室的时候，“未来的租客来看了房，他们可能是出于玩笑，把门上的海报撕了下来”（361页）。与此同时，汉斯自己的想法也已经发生了改变。但这只是这个大半生都在使用政治语言与权力技术操弄日常生活，但同时自己也被二者操弄的“旧时代人”的一厢情愿——刻意回避政治，同样也是一种受制于政治的表现。

按照埃彭贝克本人的说法，这部作品展示的是“一段激昂爱情及其衰变的私人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体制崩塌的故事”——私人故事与政治体制的交互作用，构建了所有人的生活。当汉斯以近乎教科书般的手段“审查”“监控”卡塔琳娜对她的情感，卡塔琳娜只能在“流亡”与“忍耐”之间摇摆不定：自由的丧失显而易见，但结束一段曾经让人奋不顾身的“爱情”，无异于终结自身。好在凯罗斯——时机之神——降临，瓦解了这种进退失据的灾难状态，只留下劫后余生的“新人”，在迷惘中重构记忆，跌跌撞撞地走向新生。

燕妮·埃彭贝克凭借《凯罗斯》摘得2024年国际布克奖。本文刊发之际，她正值首次中国之行。

婚床作为行刑机器，或地狱

对于提前对这部作品有所了解的读者，故事的开端或许会让人感到意外：十九岁的东德女孩卡塔琳娜，偶遇比她年长三十四岁的东德“自由作家”汉斯，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即便存在这样的年龄差距，同时汉斯已有家室，但两人的恋情似乎颇为美满，并没有什么异质——比如政治——将会掺杂其中。但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种美满并不纯粹。和大多数“爱情”一样，其童话般的外表之下，维持其运作的其实是各取所需的互利机制。比如对卡塔琳娜而言，“为什么一段秘密的爱情会比可以公开谈论的爱情带来更多幸福，她真希望弄明白……或许是因为这个秘密不是为当下存在的，而是积蓄力量留给未来？或许，这也与它赋予人的毁灭力量有关”（51页）。卡塔琳娜的思考很快被她转化为行动——年轻人渴望证明自己的力量，哪怕这种力量会引导他们趋向荒芜，乃至通往毁灭。在前往西德探亲的归途，卡塔琳娜一度改变了行程，“她自问，这样偏离计划的行程，是否就像一件隐身衣……在她游离于规则之外的半小时，这恐惧与这场游戏的重点并非在于她的国家是否会将手伸向这里，是否有人在暗中监视她。她的游戏，她的恐惧，在于这半小时的孤独，是否会进一步演变成余生的孤独”（110页）。

年轻的卡塔琳娜是富于勇气的，尽管这份勇气仅能支撑她违反“规则”半个小时，或是在一个信任她的“古老而疲惫的国家”（同上）拥有一段地下恋情。而对于年长的汉斯来说，卡塔琳娜能够带给他的东西显而易见，“卡塔琳娜，她如此年轻，正如他在自己最好的时光”（123页）。几乎所有年长之人都会渴望重返青春，但对于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汉斯而言，他自己“最好的时光”在历史层面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错误。他的父亲是亲纳粹的知识分子，十岁的汉斯就已经穿上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成年之后的他必须与自己被政治裹挟的早年时光划清界限，但这种自我清算无疑意味着他需要寻求更彻底的“进步”。于是即便是以“自由作家”的身份站稳了脚跟，汉斯真正向往的，也始终是不必承担历史重负的自由——那正是他以为卡塔琳娜拥有的东西，“她是坚韧的，完好无损的，被保护着。很干净。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这样渴望她”（151页）。

到这里，这段看似纯粹的浪漫爱情，其中真正属于私人情感的部分，其实已经被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渗透充分瓦解。但两人的关系不会因此结束，反而会随着这种动力机制——个人经验被集体记忆改造，反过来集体记忆亦由被改造的个人经验重构并发挥效力——不断强化。于是到小说第一部分的结尾，两人在婚床——当然，是汉斯和他妻子的婚床——上的欢愉，已经被两人为维系这段关系、满足自身需求所缔结的更复杂的谎言结构取代，直至无人能从中脱逃，除非这一结构自行崩溃。而这不难令我们想到某些历史寓言。譬如在卡夫卡的名篇《在流放地》当中，痴迷于行刑机器的军官，最终将自己的肉身献祭给了那台他必须维持其正常运转的机器。在伊凡·克里玛看来，那台机器正是婚床的隐喻，于是这个故事，“仅仅是卡夫卡经历失去自由的体验——一种对多数新郎来说熟悉的经验，带着那种强度，促使他以将被定死罪的人放在一种行刑机器的床上的这种恐怖意象来表达他的情感”（[捷]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92-293页）。但埃彭贝克的“强度”或许比卡夫卡更甚。到小说接近尾声之时，那张婚床已经变成了地狱的意象，“如今，地狱是一个稳固的结构，支撑在四根柱子上”（296页）。而比地狱如此稳固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显然即将坠入地狱之人的命运，早在他亲手打造此间地狱之时便已注定。

“谎言也有形态，有权与无权的形态”

尽管各取所需，但读者也不难发现，这个结构当中的双方权利并不对等。看似是卡塔琳娜掌握着恋情的主动权，但这段关系的控制权却掌握在汉斯手上。到小说第二部分，卡塔琳娜搬到了新的城市，找到了新的情感寄托，但这并没有让汉斯感到沮丧。如果说通过之前那个“被保护着”“很干净”的卡塔琳娜，汉斯能够找回只存在于幻想之中的完美青春，那么此时这个“背叛者”卡塔琳娜，反而让他焕发了更为现实的激情，那就是将她视为一个需要被监视、被改造的对象。他的控制由此变得合法——抹去她存在的特征，正是为了确保这个“新人”始终纯洁、始终忠诚于他的必要手段。所以当这个程序开启，卡塔琳娜的一切个性都变得让汉斯无法忍受，“从现在开始，他说，我希望你给我写信时用打字机。我再也无法忍受你的笔迹了”（227页）。在已然拥有控制权，但同时也必须说服这一权力合法的权力者眼中，一切个性皆是冒犯，因为他只能从中读出失控的威胁。

在这样的控制之下，卡塔琳娜的状态自然会发生极大的改变。她曾经将这段恋情看作创造属于自己的新世界的契机，但此刻却只能被动地接受“过去”的掌控。“她在笔记本上写道：沃尔夫冈·马特霍尔的雕塑《世纪的步伐》。右手希特勒礼，左手握拳，是前进与屈膝并存，还是一个畸形的人正在跌倒？躯干没有具体形态，头向后沉。枯瘦的巨大身躯向前伸展，同时又向后坠落。正如她此刻。”（236页）

沃尔夫冈·马特霍尔的雕塑《世纪的步伐》

这一姿态不难令人想到保罗·克利的《新天使》。在本雅明的著名解读中，这幅作品“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由他入神注视的事物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张开了……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德]瓦尔特·本雅明：《启迪》，[德]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270页）但实际上，在汉斯的“控制”之外，卡塔琳娜也有独自凝视废墟的时刻：

去亡者那里，敲敲大地，看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自己。卡塔琳娜朝着恩斯特·布施的墓走去，她不久前才和汉斯一起来过。她还能去哪儿呢？布施生前居住的房子，就在墓地的围墙后面，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曾看见鬼魂。敲敲大地，等它裂开。沉入泥土。卡塔琳娜蜷缩在墓旁，失声痛哭，但土地并未融化，也没打开，更没有将这个女孩吞没。没有流沙，没有沼泽，只有几堆脏雪。死者依旧死着，而卡塔琳娜依旧活着。（217页）

作为歌手与共产主义者的恩斯特·布施，曾作为“西班牙战士”与佛朗哥的法西斯势力作战。然而在1952年，“电台那帮蠢货把他的原始录音带都删了”（37页）。卡塔琳娜的祖父也曾作为德国志愿者投身西班牙内战，但除了他的帽子，她对他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卡塔琳娜的家族故事同样极富戏剧性。比如“安妮姨妈碰巧在1961年8月12号去了西柏林……她没有做任何决定，却从第二天早上起永远留在了西柏林”（93页）。历史的吊诡也许正在于这样的事件看似孤立，实则却是一场单一灾难的组成。在这场漫长的灾难——我们往往将它概括为“世事无常”——当中，无权之人没有做任何决定，他们的生活却已经被决定。于是对“新人”卡塔琳娜而言，在汉斯无法控制她的时刻，她需要面对的便是与“新天使”相似的任务，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启迪》，270页）。但遗憾的是，她也同样需要面对名为“进步”的风暴——由此她的命运来到了两种宿命的交汇处：要么是如新天使一般，背对着未来同时进入其中，要么如马特霍尔所雕刻的形象，“向前伸展，同时又向后坠落”——而后者正是汉斯对于这个女孩的理想，“唯有将当下视为可以掌控的‘未来过去时’，这一切对他来说才有意义”（254页）。

但也正是在这里，双方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逆转，因为时间终将站在年轻人一边。纵然卡塔琳娜一度觉得自己无法唤醒死者——“死者依旧死着，而卡塔琳娜依旧活着”——进而修补出可供自己栖身的历史传统，所以只能相信“汉斯的大脑曾是她的家园”（178页），但她终究会被时间推向更成熟、更自由的自我境地。相应地，曾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居高临下审视年轻一代的汉斯（“卡塔琳娜这代孩子……与这个国家的距离是巨大的。是距离，而不是抵抗，只是一种冷漠、政治疲劳，对他来说，这和她的青春不太相配。似乎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值得追寻的”[163页]——于是他相信自己占用这个孩子的青春合情合理），很快便需要面对自身的虚无。“而现在，当下变得空洞。他或许正被时间的流逝推着向前，只是这一次不再由他自己掌控”（254页）。当时间取消了年长者自我掌控的权力，他自然也就无权继续掌控他者。

只是在这组由谎言维系的二人关系中，谎言的形态始终不曾变化：无权者的谎言被视作借口，而有权者的谎言便是“进步”——尽管他或是她全都背对未来。

凯罗斯微不足道，凯罗斯拯救世界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埃彭贝克描述似乎依然是一种死局——只是提供了更高的“强度”。在她更早的作品——如《客乡》，“比起共同的快乐，人可以被共同的贪婪和羞耻更加彻底地桎梏在同一个地方”（[德]燕妮·埃彭贝克：《客乡》，李斯本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209页）——当中的窒息，在《凯罗斯》里变成了“权力深植于大地，如此之深，如同掘墓之时，只要土壤够松软，墓穴便能挖得更深”（267页）的积重难返的绝望。但这次的绝望之中却有救赎，而救赎的契机其实在故事开篇便已出现：“凯罗斯，时机之神，据说他的前额垂着一绺鬈发，唯有抓住头发才能抓住他……十九岁那年遇到汉斯的那个瞬间，算不算这样的时机？”（第5页）恰恰是由于深陷权力结构之中的人们大多背对未来，他们才有可能“抓住时机”——因为时机总是向未来逃去。一旦幸运者抓住了它，虽然脚步不稳，但还是会被带入新的世界。

只是在此之前，阵痛在所难免。“那些方才还在飞驰、悬浮、摇晃的东西，现在成了需要被权衡的可支配资源，至于意义和原因，东边无法知晓。反抗东边现存秩序的意识，马上就会抵触即将到来的西边秩序。”（346页）同样地，对于渴望逃离“控制”，但因为眼看“控制”即将瓦解，又因为害怕孤独而渴望重新将其抓牢的卡塔琳娜而言，她一度试图通过孕育一个孩子，让自己同汉斯的关系“成长到更高的阶段”（255页），而孩子的死去意味着她必须接受现实——接受谎言维系的关系只能无果，接受抗拒自由的结构终将崩塌。到最后“她看到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376页）——失控的老者终于接受了自己的退场，同时也意味着迷惘的新人终于愿意埋葬过去，迎来新生。

但还是如卡夫卡一般，埃彭贝克拒绝允许自己小说的主角——甚至包括读者——如此轻易地得到安宁。小说结尾，终于告别了汉斯，也接受了“她回到柏林，可柏林已经是另一座城市了”（353页）的卡塔琳娜，找到了汉斯的历史档案。这份档案告诉她，早在她出生之前，汉斯已经投身史塔西门下。他也曾像卡塔琳娜一样，受困于无法修补的历史世界，只能将自己的激情献祭给一部充满谎言的控制机器。但拯救他的也恰恰是她——并不是如他所想，经由占有一段青春让自己重返青春，而是“机器”意识到了他的背叛。在小说开头那个“凯罗斯”降临的时刻，开启的不只是一段只能以悲剧收场的狗血恋情，还是一个人终于重新焕发对私人生活、对一个更真实的他者的渴望：“我希望你彻底了解我，皮肤，头发，和其后的一切。”（385页）卡塔琳娜由此意识到“我是你的镜像”（同上）。倘若镜像并不指向引导与控制，它就应该指向本该带来拯救的个体爱欲，如伊利格瑞的“我爱向你”，“我走向你……我所走向的，是让我能在保持自己的同时得以生成的人”（[法]露西·伊利格瑞：《我的爱，向你》，李晓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31页）。

“人人都在谈论天气”的另一个当代变种，出现在多和田叶子2017年的小说《献灯使》当中。这位移居德国的日本作家想象了一幅核灾难降临之后的末世图景：年轻人脆弱不堪，老人却拥有不死之身。就连天气也变得诡异——一天之内忽冷忽热，就连晴与阴也变得暧昧不明。在这样的世界里，这句标语被改成了“现在既没有人谈天气，也没有人谈革命了”（[日]多和田叶子：《献灯使》，蕾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32页）。倘若我们相信，整全的希望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地谈论天气以及其他一切，那么绝望便是如此彻底的失语——在二者之间，则是等待凯罗斯降临的领域：不断强化的权力关系逐渐主导一切，直至叛逆也意味着驯顺，而救赎却在愚妄之中隐隐闪现。

暗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