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清代北京，兵部衙门里的武进士名册，品级一栏往往十分醒目：武状元可授正三品，榜眼、探花也能做到从三品、正四品，二甲、三甲进士则多从五品、正五品起步。这样的起点，甚至超过了文状元，却没有带来同等的仕途前景。
问题不在品级，而在“授了什么官”。
清朝以武功得国，入关之初对武科格外看重。顺治三年，也就是1646年，清廷举行入关后的首次武举，武状元授参将，属正三品；榜眼授游击，从三品；探花授都司，正四品；二甲授守备，正五品；三甲授署守备，从五品。
这套安排相当直接。既然是凭弓马刀石考出来的人才，就把他们放进绿营军队，从中级武官做起，而不是像明代那样，只给一个低级军职作为起点。
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首次举行武举殿试。顺治帝亲自选取武进士后，认为这是“本朝初行殿试”，应当优待。一甲第一名改授副将，从二品；第二名授参将；第三名授游击；其余一甲名次和二、三甲进士，也分别授守备等职。
这时的武状元，确实称得上一步登天。
但清廷很快发现，武状元授副将，待遇实在过高。康熙七年，即1668年，朝廷重新议定：一甲第一名改以参将用，第二名以游击用，第三名以署游击、管营都司用。名次仍然尊贵，实际起点却被压低了一层。
雍正年间，武进士的去向又发生变化。雍正元年，1723年，武状元改授一等侍卫，正三品；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正四品；二甲挑选部分人员授三等侍卫，正五品；三甲则有机会成为蓝翎侍卫。
侍卫听起来体面，距离皇帝近，升迁也似乎有捷径。可侍卫名额有限，满洲、蒙古子弟又占据重要位置，武进士人数一多，便会出现“有名次、没位置”的局面。
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只从二甲、三甲中分别挑选少数人充任三等侍卫和蓝翎侍卫，其余人员交由兵部会同大臣拣选。所谓高品起步，到了这里，已经明显带有筛选性质。
更麻烦的是，武进士的品级，很多时候并不等于马上拥有实缺。
顺治时期便有规定，武进士取得名次后，只是“享受相应品级”。要想真正授职，还得参加骑射考核。考核合格，满一年后由兵部题请，才可能完成实授。名册上是五品、四品，现实中却可能长期候缺，甚至始终没有真正掌握一支军队。
有人会问，既然正四品都司摆在那里，难道还比不上正七品知县？
品级确实不能简单比较。知县虽是正七品，却掌握一县政务，有固定辖区，有文官体系作为依托；武进士所得的高品级，若没有实缺，就只是名义上的待遇。没有兵权，没有营伍，也就很难形成可持续的政治资本。
一甲三名的情况稍好。按照惯例，武状元、榜眼、探花在传胪典礼后，通常能够得到实授。不过一甲每科只有三人，不能代表数百名武进士的共同处境。多数人仍要等待兵部铨选，等待一个不确定的缺额。
还有一道更难跨越的门槛：清代武职的真正上升通道，不是科举，而是军功。
清代所谓武职正途，包括世职、武科、荫生、行伍等出身，但行伍出身往往排在武科之前。所谓行伍，就是从普通兵丁中逐步提拔起来的军官。他们跟着军队作战，凭擒敌、克城、平乱积累功劳，顶戴是战场上挣来的。
武进士则不同。他们在考场上较量骑射、刀法、步射和技勇，证明的是“能不能通过考试”，并不等于“能不能带兵打仗”。弓拉得开，大刀舞得动，到了战场上是否沉着，是否懂得调度，仍需另行检验。
因此，军中出现缺额时，兵部往往优先考虑有战功的行伍将领。武科出身者想继续升迁，也必须补足军功这一课。若没有战事、没有实缺，名次再高，也可能停留在中级武官的位置上。
有意思的是，武举给了他们一个漂亮的起点，却没有给他们铺好一条通往高位的道路。文进士起点虽低，却拥有翰林、科道、部院等清晰的升迁阶梯；武进士品级虽高，却常被缺额、考核和军功三重制度牵制。
所以，武状元的“三品”和武进士的“五品”，更像是一张入场券，而不是仕途保证书。能否真正握住兵权，仍要看有没有实授，有没有战功，更要看军中是否出现属于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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