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冬，上海美华里二十号，董竹君坐在狭小的屋内，盘算着父亲的药费和四个女儿的学费。窗外寒意逼人，屋里却连一件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快找不到了。
那时的董竹君，已经离开夏之时五年。她没有稳定职业，只能把住处的一部分租出去，再靠大女儿夏国琼教钢琴挣来的钱维持家用。母亲刚刚去世，父亲病重，债务也在一点点累积。
她不是没有做生意的能力。早年在上海生活时，董竹君接触过餐饮，也懂得经营和待人接物。问题在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本金，再好的打算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就在这个关口，一个陌生的四川人找上门来。他叫李崇高，曾留学法国，后来投笔从戎，和夏之时一样出身四川军政圈。此番到上海，是为了筹办赴日本购买枪支的事情。
李崇高没有绕弯子，开口便说愿意借给董竹君两千元，帮助她做生意。董竹君听后并未立即答应。陌生人的钱，哪怕说得再坦荡，也不能不问来路，更不能轻易欠下人情。
李崇高看出了她的顾虑，解释道：“这是借款，不是施舍。钱要用得有意义。”董竹君仍然没有点头，只说需要和朋友商量。
这份谨慎并非多余。董竹君身边有一些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了解她的处境，也知道李崇高的身份。几番商议后，大家认为这笔钱既能救急，也能让她开办饭馆，若日后盈利，再按约归还即可。
偏偏就在董竹君准备接受帮助时，李崇高突然离开了上海。
父亲病重期间，董同庆曾问起那笔钱有没有着落。董竹君不愿让老人牵挂，便安慰他说：“钱会有的，饭馆也能开起来。”不久之后，父亲去世。那句安慰，成了她心里一笔沉重的账。
几天后，李崇高再次登门，并把两千元亲手交给了她。钱数并不算惊天动地，却足以改变董竹君一家的处境。1935年，她在上海法租界大世界附近租下房屋，经过整理，开办了最初的锦江小餐。
饭馆规模不大，经营却很有章法。菜式讲究，环境整洁，服务周到，很快便在上海餐饮业站住脚。董竹君把这笔钱看成创业资本，而不是可以随意挥霍的馈赠，因此格外重视账目、采购和人员安排。
李崇高的帮助也不止两千元。他把两个从四川到上海的学生刘伯吾、温子研安排进锦江小餐，分别协助出纳和采购。临行前，他还带董竹君的女儿夏国瑛去日本读书，尽量替这个家庭减轻负担。
有意思的是，锦江开业后，李崇高自己反而陷入困境。朋友侵吞了他筹办枪支的钱，他在日本又受到政治环境影响，经济和安全都出现问题。曾经伸手帮助别人的人，不得不向董竹君求援。
董竹君没有推辞，立即汇钱，并在信中告诉他：“我已经能挣钱了，钱的事情不要担心。”她不仅归还了两千元，还在相当长时间里负担李崇高在上海的生活。
这种角色转换，李崇高显然十分难受。他曾感叹，原本是自己帮助董竹君，后来却反过来接受她的接济。可他没有长期停留在上海，住了一年多后便回四川寻找机会。
临行前，他专门提醒董竹君，自己的弟弟在锦江有六百元股份，最好尽早结清本金和红利，免得将来发生纠纷。这个细节很能说明李崇高的处事方式：不仅替朋友开路，也提前替朋友排雷。
1941年秋，李崇高因政治原因被处决。董竹君当时人在菲律宾马尼拉，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对她来说，李崇高不只是资助过自己的朋友，更是那个在最艰难时刻相信她能力的人。
她没有忘记这份情谊。李崇高留下的两个学生，后来都受到她长期照顾。刘伯吾生病住院四十多天，她几乎天天探望；得知他家中困难，又帮助其置办产业，结婚时还拿出黄金协助解决住房问题。
温子研想开舞厅，董竹君同样给予资金支持。舞厅因经营和个人生活问题停业后，温子研写下绝命书，董竹君又设法把他找回，安排养病，并替他处理律师、债务等事务。
遗憾的是，温子研因肺病去世后，刘伯吾竟以钱财为由，诬告董竹君与温的死亡有关。为了自证清白，她不得不整理绝命书、舞厅转让材料、债权处理凭据，以及律师和会计留下的证明，官司给她带来极大困扰。
旁人替她不平，认为李崇高看错了人。董竹君却没有把怨气发泄到亡友身上，只说：“他是一番好意，是个很好的人。”在她看来，识人失误是后来发生的事，李崇高当年的援手不能因此被抹去。
1985年刘伯吾去世时，年已八十五岁的董竹君仍让人发去吊唁电报。她晚年回忆李崇高，将相关章节题为《父亲病逝，义士临门》，并写下“饮水思源，永志莫忘”八个字。这份记述里，有创业的起点，也有一生未能化解的恩怨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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