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零分、被劝退的她，在异国讲台上重新理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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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蒙娜丽莎的微笑》）

“种子最后长成橡树还是灌木，并不是肥料能够决定的，它取决于种子本身。学校能做的，并不是规定每一粒种子最终应该长成什么样，而是尽可能让它有机会长成它自己。”

✎作者 |忞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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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学生”李茜在高三被劝退时怎么都不会想到，未来有一天，自己会受邀成为一名德国文理中学的教师。

第一次接到镇上中学校长的邀请时，李茜着实吃了一惊——在德国，教师有着严格的职业门槛，可自己既没有师范背景，德语也说得马马虎虎——为什么选中自己教外国学生德语？

她的第一反应是，学校恐怕已经“火烧眉毛”了。

面试当天，她有一搭没一搭，抱着几分“观望”心态，甚至大脑空挡，把车停在超市门口。李茜调侃，“卸甲归田”的她，买菜路线已刻进DNA。但待她再走出学校，已是德国8%未经师范培训教员中的一员。

第一天上班，校长告诉她，“真正的教育改革，要把那些底层陈旧和僵化的思想翻上来”。这个朴素的理念如何在学校日常落地生根，怎样被85位老师践行，运作于1100位学生的44个班级？李茜与他们并肩作战一年，才后知后觉，有了具象的认知。

这一年，“真拿自己当老师”的李茜闹过笑话，碰过学生的壁，怼过公务员老教师，让上司哭笑不得，更犯过不少错。她把自己的“教学踩坑记”整理为25个故事，写成《翻土的人》。

她以幽默生动的语言，全面复盘这场救火行动中的质疑和危机：自己对学习的理解凭什么就是唯一对的？自己的评价标准是不是太狭隘？那些曾经被称作“问题”的部分，真的就是问题吗？师生关系还有哪些可能？一个老师除了传授知识，还应该承担什么？教育应做的，真的是改造一个孩子吗？

《翻土的人》，李茜 著

尽管不是所有问题都在这所学校得到了解答，但她对教育的理解已然拓宽。

曾经的“问题学生”，成为中学老师

女儿就在这所学校读书，但在面试之前，李茜从来没有真正走进这里。并非漠然，而是对中学莫名敬而远之，也早已习惯与老师保持距离。

可走进这所校舍后，却是另一番印象。“学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砖木结构，厚实传统的事业单位，孩子在这里念书是让人安心的。”

学校外楼（图/受访者提供）

学校侧翼工地（图/受访者提供）

原本只是抱着“来看看”的心态，动摇她想法的，却是学校副校长脚上蹬的那双橡胶雨靴——它满是污浆泥土。

副校长这样推门进来，李茜愣了一下。也不奇怪，这所学校人手紧缺多年，行政与教学早已泾渭不分。

为容纳更多生源，满足个性化学习，学校的侧翼和后院已是大工地。翻新、扩建，都由副校长协作和监督，刚给学生上完地理课，下课铃一响，又转身下基坑巡工。

校长的办公室也与她想象中的不同，没有井然有序的办公桌，哪儿哪儿都是文件和文件夹，三个人，像随时会被各种事务洪流卷走。

那一刻，李茜竟有些惭愧：“他们忙得脚不沾地，不过是想找一个能够替他们接住外国学生的人。”

三周见习观摩下来，她有点发怵。一个5年级的班里，同时坐着注意力障碍、情绪障碍、学习障碍的学生，也有先天残疾儿童、经历过创伤的难民儿童和高能力学生。而老师只有一个。

“交响乐团指挥家可能也不过如此，一堂课下来，老师恨不得脚后跟都在跟不同水平和节奏的学生互动，板书时绝不会把背影留给学生超过半分钟。”

老师们的乐团（图/受访者提供）

而作为一位没有教学经验的“歪果仁”老师，李茜走上讲台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却不是备课和教学，而是——她不会“玩”。

除教外国学生德语，她还接代课任务，比如带着五年级的孩子复习英语单词。可学生对静默背诵毫无兴趣，她问：“那你们想怎么学？”孩子们立刻说出一连串游戏的名字，都和词汇记忆有关，却规则不同。

最后定下Laufdiktat，学生给李茜示范，他们把课桌推到墙边，又把短句贴在教室另一边。比赛开始，学生们跑过去记住短句，再跑回来写下，比的是谁记得又快又准。“45分钟下来，感觉在上体育课。”

这给李茜带来不小的打击。“跨行者嘛，别的不会同事都能理解，但连玩都不会，还挺让同事失落的。”

她去同事的数学课取经，发现数学题的复习也要全班组队，像德甲联赛一样答题。白板秒变足球场，哪组答对一道，吸铁球就往前推进一步。原本松散的课堂，注意力一下子被收拢了。同事解释，低年级的孩子不少属“动觉学习类型”，没法安静坐下来，学到新知识后，会希望马上把它“玩”起来。

“知耻而后勇”的李茜干脆对学生说：“你们带我玩吧。”当太阳照耀操场，他们便在户外架起白板上课，偶尔她也带学生玩中国的老鹰捉小鸡。

再寻常不过的童年游戏，对德国孩子来说，反而显得新鲜。只是每只“小鸡”背后别了一张词卡，被抓到后用单词完成一项任务。

学生小组坐在地上合作任务（图/受访者提供）

李茜的母亲曾带班多年，她嘴边常挂着一句话：“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但到了这里，游戏才是老师的另一件法宝。通过它，低年级学生慢慢建立自律和社会行为。

老师也能从孩子怎么玩、怎么输、怎么和别人合作里，看见他的性格特点和学习偏好。到了高年级的游戏，变成了更复杂的形式。历史课上，老师会用密室逃生的方式布置任务，让学生设想：如果自己身处魏玛共和国，要怎么拯救这个国家？

“玩”，不只是教学的方法，也是教师与学生相处的一种方式。

学生的英文作业（图/受访者提供）

李茜看上去快要和学生打成一片，校长又提醒她：“你来这里，不是为了和他们交朋友。学校是他们和同龄人交朋友的地方。”这句话有些反直觉，但后来在舒曼老师和其他同事的课上，一次次，李茜觉察到这些成年人的敏感。

成年人握有评判未成年人的权力，学习的动力和热情来之不易，须谨慎使用这种权力。那些她忘却已久的学生时代经历，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找上了门。

“不堪”的学生时代，化为教学的“百宝箱”

“我说自己是’问题学生’，是有原因的。”

五岁时，李茜就被母亲送进小学，教室里一点浮动的尘光，都可能牵走她的注意力。小学时，她的成绩有五年都是全班倒数第一，数学考试吃过“鸭蛋”，也吃过班主任的耳光。“

在班主任生动的词库里，常用‘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和‘孬火药’奚落我，大概我是受了潮的火药，害得她不能一枪打响”。

很长时间里，名字几乎成了警报，令年幼的李茜惊慌失措——老师点起名来怒气冲冲，要么叫她出列受罚，要么叫她上讲台领试卷。

成年很久的她才意识到，自己注意力有缺陷，还有计算障碍。到了高三，因为模拟考试全年级垫底和一次全年级围观的打架，没等到毕业的夏天，她就被学校劝退。母亲去学校说情，学校领导坦言：“以你孩子的成绩，就是考了也白考，只会影响我们的升学率。”

坐在盒子里的小孩（Sharon Rashbam 2019 图/受访者提供）

站在母亲身旁，快17岁的李茜却一心只想回家，一脸的“谁稀罕啊”。她记忆中的自己，总靠着墙、低着头走路，“已经近视眼了，刘海还留得老长，为了遮避视线”。

离开学校，她夹起刘海化了妆，但走路还是老样子。是闺蜜在边上戳她：“你怎么又塌下去了！好难看！”用了两三年，她才学会抬头走路。

没了学生身份，李茜打了六年零工，意识到还是需要提升自己，便去北京花三个月准备成人高考。“分数公布时，吓了我一大跳，高出第二名30分。招生老师说，这是那年北京最好的成绩。”

像沉睡很久的人醒过来，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的教室里，她是听课最不眨眼的那个，年年拿优秀学生。毕业后实习，在律所工作独立执业，成为外商投资律师后，李茜又前往美国研修法学硕士。人生第一次，她走上了一条终于可以被称为“正轨”的路。

然而，时隔多年，进入这所文理中学时，李茜早已经忘记，自己也是“问题学生”。

“正因为是这么长大的，反而没能养成一种敏感。”有次与同事交流，她脱口而出说了“问题学生”，同事瞪着她，欲言又止。

在这里，要说“Verhaltensauffälliges Kind”，即行为出格异常的孩子。“即使关起门来讨论这样的学生，老师们也会小心措辞。他们尽可能描述的是一个孩子当下具体的行为，而不是给他下一个关于人格的判断。”

一旦标签贴上去，老师看见的，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孩子。更危险的是，孩子最终也可能相信这个标签，并按照别人赋予的形象行动，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身为教师队伍中唯一的外国人，当德国师生侃侃而谈，目睹外国学生的词穷语塞，李茜会生出“同病相怜”的感觉。“他们的问题，并不在能力，而在语言、文化、家庭创伤，很可能心里还有一座没有翻过去的山。我想，这就是校长邀请我来这里的原因。相比德国老师，我能容易分辨出，外国学生究竟卡在哪里。”

李茜的笔记本（图/受访者提供）

这个曾经被自己的老师判定为“问题学生”的人，如今站在教员的位置上。“不堪”的学生经历，反倒成了她手里最珍贵的“百宝箱”。当她回望自己的学生时代，许多曾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开始显出不同的形状。

学校能做的，是让种子有机会长成它自己

李茜所在的这个农业小镇，曾是中世纪的不毛之地。

当地农场主的谷屋横梁上写着一些箴言，其中一则大意是：既要相信上帝，也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李茜所在的文理中学培养过高考第一名的叙利亚女生，也有来自伊朗难民家庭的“钢琴王子”。

学生的家庭出身并不一定占优势，但学校和社会给予了他们一定的托举，他们依然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路。“如果一个学生的求学之路刚开始，就发现自己已不符合某种标准，一眼望穿自己的人生，那么谁还会努力呢？”

教堂内的课堂照片（图/受访者提供）

图书馆的免费分发台（图/受访者提供）

所谓托举，在德国体现为融合教育。刚入职时，李茜发现有的初中同事会提着菜篮子上课，里面放着各色教学辅助材料工具，用于不同学生的课堂任务，“比如英文课，当一部分学生在练习写作和语法时，另一部分学生则看着英文说明书做手工”。对此李茜质疑：如果学习变成了玩，到考试的时候，他们不还是要面对同一套试卷吗？

“后来我明白，既然有的学生已打算转去职业学校做学徒工，那么在文理中学的课堂上，也能让这些学生获得实践能力下的英文学习。学生能自观，是否更适合职业教育的方向。教学上，就会把原本的学习做题转换成一种体验。”

而且，不管孩子聪明与否，至少都获得一个“我懂了”的机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哈’时刻”。这样的教育逻辑，让李茜想到自己当年的经历。

自己与那些孩子的命运，其实都涉及一个相似的问题：当一个学生暂时没有跟上既有的评价体系时，学校究竟如何对待它？

德国的融合教育并非没有争议，理念超前，但支持系统却滞后了。德国正面临严重的教师短缺，“即便力不从心，他们讨论的也不是取消融合教育，而是有没有能力提供高质量的融合教育。”

李茜表示，德国的16个州有16套解决方案，它们不一定是好的，却是适合本州州情的。而她记录的，在下沉时代，这里的德国老师们坚守的究竟是什么。

老师办公室（图/受访者提供）

“学校所在的小镇以农业为主，不少老师都是种植爱好者。老师们平时沟通，也会不时借用农业的语言。”在他们看来，育人和育苗有些相似，都是一件“细活儿”：

根都埋在土里，是最不容易被看见的部分，却决定了物种最终能够长成什么样。因此，要从叶片的颜色、茎秆的韧劲里，去判断那些埋在土里的根系是否健康。什么时候提供肥料、水分和空气，什么时候应该松一松土、什么时候应该歇锄，这些都是老师需要作出的判断。

“至于这粒种子最后长成橡树还是灌木，并不是肥料能够决定的，它取决于种子本身。学校能做的，并不是规定每一粒种子最终应该长成什么样，而是尽可能让它有机会长成它自己。”

学校音乐老师带团的音乐戏剧之旅（图/受访者提供）

豆瓣上，李茜发现一位豆友在书评里写道：“如果我们只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不了解到底什么是教育。”所以，在这所学校，她第一次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个成年人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一个未成年人，又应该怎样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她比以前拥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就像我们从田野里、楼顶上、森林的树梢上，都能看到太阳。而现在，我第一次看见一束光从海面上升起来。光还是那束光，只是终于换了一个位置去看它。”

李茜和女儿的看海背影照（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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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土的人：

我在德国文理中学代课的日子

李茜 著

德国文理中学一手教学经历

保护并点燃孩子的学习动力

《县中的孩子》作者 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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