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方面军，有人对朱老总不尊重，甚至动手，此人骂得最难听

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中，朱德长期担任总司令，自力挽狂澜保留住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后，他一直都有着崇高的地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尤其如此。

但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朱老总也曾受过委屈。他是红一方面军的开创者之一，

坐镇于中央苏区，懋功会师前跟红四方面军的直接接触不多。而懋功会师后，又发生了张国焘争权、左路军右路军、草地分兵等一系列事件，两大主力出现了对立情绪，偏偏朱老总又被分在了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当中。

一些张国焘的死忠只认“张主席”，拉拢朱老总不成后，对这位红军总司令就缺乏尊重，供给物资克扣得厉害，言语间多有讥讽之意，甚至有人还敢当面谩骂。

当初，究竟是谁对朱老总的态度最恶劣？他的结局又如何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由于一方面军接连突破封锁线、又在湘江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只剩万余衣衫褴褛的指战员。而四方面军刚刚才从川陕转出，又沿途拿下了几个小胜利，八万余指战员个个志得意满。

两相对比之下，差距非常明显，张国焘见状，野心被激发，开始不断向中央要权。出于团结的想法，中央同意了老张的大多数要求，但是原则性的问题还是没有退让。

老张知道如果两部在一起，他混淆是非很容易被拆穿，于是假意赞同北上，实则在等待一个出手的机会。

1935年8月初，他等到了。彼时中央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彻底混编，以红5军、红32军（红一方面军）、红9军、红31军、红33军（红四方面军）等部组成左路军，由朱老总、刘伯承、张国焘等人领导；

以红1军、红3军（红一方面军）、红4军、红30军（红四方面军）等部组成右路军，由毛主席、周总理、徐向前、陈昌浩等人领导。相约两路共同北上，争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

此举本来是有制衡老张之意，让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能时刻盯紧，帮助他改正错误。可没想到的是，这让朱老总和刘帅都过了一段苦日子。

其实从两路军的组成可以看得出来，红四方面军在两边都占据人数优势，所以无论在左路军还是在右路军，老张都掌握了主动权。

8月末，右路军成功拿下包座，按照计划，左路军应该立即赶来会和。然而，老张却强行命令部队原地不动，在9月9日还发去一封语气强硬的电报，要求右路军南下。

随后，就有了草地分兵。毛主席、周总理、叶帅等秘密带领中央机关、红1军、红3军北上，右路军里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全部南下。革命迎来了“至暗时刻”。

红一方面军北上的部队非常迷茫，不知道路该怎么走，而被挟裹南下的部队更是难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老张为了“师出有名”，多次散布煽动性语言，说一方面军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还在开会时大放阙词：一方面军8万人出来，如今剩下不足1万人，我们从鄂豫皖出去2万人，如今8万人，你们说到底谁正确呢？

任何人都没有上帝视角，放在当时，确实很多人被这种思想迷惑。

当然，原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大多数还是坚定支持中央的，可惜都遭到不公平对待。比如董振堂想要寻找中央，被黄超当众打耳光；彭绍辉希望朱老总带领大家北上，可信被泄露，他也被人用枪顶住了胸口；

郭天民多次宣传中央的动向，差点被扣上帽子杀掉；黄火青坚决不配合老张，犯重病后连房子都没得住，只能睡走廊；李聚奎多次反驳指责，差点被余天云假借枪支走火打死等等。

这些人的态度让老张明白，一方面军的人心他是没办法掌握的。如果说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总司令朱德来带这个头。所以，当年朱老总承受了多大压力可想而知。

为了逼朱老总站队，老张早在阿坝就召开过高干会议，让其亲信将矛头对准了朱老总，说什么一方面军伤亡这么大，总司令要负责任，让他表态北上的路线是错误的。

朱老总出于团结考虑，大多数时候都没有说话，直到会议主持人说：朱总司令，请你表态！你到底拥护中央，还是拥护我们南下的正确路线？

老总终于不再忍耐，回道：“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举了手赞成的，我当然拥护。要我写文章反对我自己参加制定的决定，我做不到。如果非要我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次：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英明决定。”

他的话让会场炸开了锅，更尖锐的话语随之而来，说他要“走到黑”、“顽固”什么什么的，有人上主席台对朱老总动武，有人将他的胳膊拧在身后。最过分的是黄超，竟破口大骂：“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

刘伯承看不下去了，拍桌吼道：“你们这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结果旁人立刻又把攻击目标放在刘帅身上，扣了很多帽子。

老张也知道当下还不能对朱老总、刘帅真的做什么，见威逼的目的没有达到，就假惺惺地批评叫得最欢的黄超：“你爱吵，你出去！”会议暂时作罢。

只是往后，老张还是想了很多方法逼迫朱老总。吃穿用度极尽克扣，核心机密从不让老总经手，麾下的指战员但凡敢对朱老总表露善意，也要受处罚。

像黄火青在回忆录就说，朱老总曾来红32军视察一次，通过交谈得知，朱老总有时连饭菜都吃不上。黄火青当时还有职务，就让人杀了一头牛烤成牛肉干送过去；

还比如红四方面军9军政委陈海松，对朱老总很尊敬，见朱老总的马非常瘦小，当即就把自己的那匹送给了朱老总。老张得知后，让人去把马给偷了回来，并警告陈海松不得与红一方面的人接触，也不能再送马；

后来行军途中，朱老总的马被收走，红四方面军的团长周时源也是出于敬重，将一匹缴获的骡子相送，希望朱老总在行军时能轻松些。结果老张的亲信余天云听说此事大骂周时源，并派人揍了他一顿。

如此种种，都可见总司令当时的窘迫。

其实草地分兵不久，红5军军长董振堂联络了刘伯承，准备秘密用武力控制老张，然后逼迫其率部北上。但朱老总得知此事后没有同意，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是否能成功且不说，分裂是一定的了。

朱老总不仅是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他不想看同志打同志。所以，即便受了这么多委屈，他还愿意跟着南下。

也幸好有朱老总、刘帅等人一直在耐心做工作，才拉回来不少人，避免了真正彻底分开。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啊！

至于那个对朱老总最恶劣的黄超，西路军失败后就一直滞留新疆不愿去延安，1938年被回国的陈绍禹以“托派分子”的罪名秘密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