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4月8日，云南昆明，周恩来在赴万隆途中，专程会见了张若名夫妇。谈话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内容涉及旧日同学、法国岁月，也谈到各自走过的人生道路。临别时，周恩来向张若名发出邀请：是否愿意回北京工作。
这次相见，距离两人在法国分别，已经过去了25年。张若名没有想到，昔日并肩参加学生运动的周恩来，已经成为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没有忘记，这位曾与自己共同坐牢、共同赴法的老朋友。
两人的缘分，始于1919年的天津。五四运动爆发后，17岁的张若名与邓颖超同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北京的消息传到天津，学生群体迅速行动起来，张若名参与组织女界爱国同志会，负责宣传、联络等事务，后来又成为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
她办事果断，熟悉社会联系。为躲避军警盘查，张若名曾乔装成农家女子，往返于天津、北京之间，传递消息、营救被捕学生。也正是在这些行动中，她认识了周恩来。
1919年9月2日，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等人同乘火车返回天津。车厢里，几个人讨论如何把分散的爱国力量组织起来。张若名提出，将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进一步联合；周恩来则据此提出建立更严密的青年团体。
不久，觉悟社成立。成员以抽签确定代号，周恩来为“伍豪”，邓颖超为“逸豪”，张若名为“衫陆”。这个团体并非普通社团，而是以研究新思潮、改造社会为目标的进步组织，成员之间有着严格的自我约束。
1920年1月29日，天津数千名学生前往直隶省公署请愿。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被推为代表，却遭军警拘捕。张若名与郭隆真被关在寒冷简陋的拘禁处，既没有火炉，也缺少被褥。
狱中学生没有沉默。他们秘密联络，集体绝食，要求公开审判。张若名的父亲赶来劝她认错，她却坚持认为抵制日货、游行请愿是爱国行动。经过半年多的关押，周恩来、张若名等26名学生获释。
这段共同经历，使两人有了超越普通同学的了解。邓颖超后来回忆，觉悟社成员都认为，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张若名与他十分般配。不过在天津时期，两人的关系更多是战斗友谊，个人感情并不是生活的中心。
1920年11月7日，张若名、周恩来、郭隆真等人乘船赴法勤工俭学。到了法国，环境改变，年龄增长，早年“独身主义”的约定逐渐松动。两人长期相处，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关系由战友发展为恋人。
但感情并没有消除人生道路上的分歧。周恩来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把参加革命作为终身选择。张若名则在政治活动受挫后，更倾向于文学与学术研究。
1924年，张若名参加悼念列宁的公开活动，受到法国方面盘查，之后提出退出相关组织，专心从事学业。周恩来曾劝她坚持，却没有强行挽留。两人结束恋爱关系，但仍保留朋友之间的联系。
张若名后来进入里昂大学学习，取得文科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文学博士。1930年3月，周恩来途经法国时，秘密前往里昂与她见面。他告诉张若名，自己已于1925年与邓颖超结婚，并代邓颖超问候“若名姐”。
那次见面没有戏剧化的场面，更多是对旧友近况的询问。周恩来谈到觉悟社成员各自的去向，张若名则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临别时，两人互道保重，随后各自返回既定的人生轨道。
25年后，周恩来在昆明再次见到张若名。4月7日，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方仲伯通知张若名夫妇，云南省委统战部门将安排他们与周恩来会面。次日清晨，他们步行前往会面地点。
周恩来见到杨堃后，先谈起旧识，又转向张若名，说：“多年不见了，你好啊！小超让我一定向你问好。”一句问候，让会面的气氛轻松下来。谈话结束前，他询问张若名是否愿意回北京工作。
张若名最终婉拒了邀请。她已经在学术道路上生活多年，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周恩来没有勉强，只是与她握手告别。此后，两人没有再改变各自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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