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秋，第五战区司令部，项乃光穿着八路军军服走进李宗仁的办公室。这个东北口音浓重的年轻人没有寒暄，开口便说：“我掌握第五战区中共组织的情况，愿意全部交代。”
李宗仁没有立刻表态。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虽有合作，但彼此之间始终存在戒备。一个熟悉中共内部情况的人突然来投，既可能带来重要情报，也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试探。
项乃光的外表与举止，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他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谈吐却十分机敏。李宗仁安排秘书尹冰彦从旁观察，想弄清这个人究竟为何离开原来的阵营。
尹冰彦问：“你在中共内部已有职位，为什么要离开？”
项乃光笑了笑，回答：“那里管束太多，个人难有发展。我想要的是自由，也想有一番作为。”
这套说辞听起来冠冕堂皇，但项乃光后来的一生，恰恰说明所谓“自由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只是追逐权势与待遇的包装。
项乃光1915年出生于辽宁开原。日本侵占东北后，他随家人或同乡流入关内，后来在北平求学。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常常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动荡中寻找出路，项乃光也曾参加进步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凭借较强的交际能力和办事能力，他很快承担了北平南区党组织以及联络方面的工作。此后，他还接触过中原地区的相关事务，对一些地下组织、人员往来和活动方式有所了解。这些经历，成为他日后投向国民党的资本。
投靠之后，项乃光向第五战区方面提供了大量情报。由于内容涉及人员关系和组织联络，相关部门受到波及，一些隐蔽战线上的人员被迫转移，原有工作也遭到破坏。后来人们把这起叛变称作“小项事件”，它造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区。
蒋介石对项乃光颇为看重，曾把他视作继张国焘之后的重要投诚者，并将其引入军统系统。戴笠也愿意使用这样一批熟悉中共工作方法的人，项乃光由此获得军衔和职位，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核心圈子。
军统曾组织所谓特种政治人员训练，希望利用叛变人员的经历，研究中共组织方式，再派人实施破坏。只是这类训练并没有形成稳定成效，学员来源复杂，彼此之间也缺乏真正信任。对国民党而言，他们是工具；对原来的组织而言，他们则背负着叛徒的名声。
1941年8月，项乃光被派往华中地区活动。戴笠担心他再次改变立场，特意安排人员同行，名义上是协助，实际上也有监视之意。项乃光却急于证明自己，把熟悉的工作方法用于搜捕、诱降和渗透。
在鄂西北一带，他组织人员搜集线索，凡是与进步人士有来往、思想较为活跃或行迹可疑者，都可能被列入怀疑范围。软硬兼施，是当时常见的手段：能被收买的便以职位利诱，不肯合作的则遭到拘押审讯。当地地下工作因此受到严重干扰。
此后，项乃光又被派往皖南等地，继续从事破坏活动。抗战胜利后，他进入徐州方面的情报机构，与何基沣发生冲突。何基沣曾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项乃光的叛变使其身份受到牵连，双方积怨由来已久。
1947年，项乃光被调到长春，担任军统长春站负责人。长春是东北重要城市，也是国民党在东北经营情报和控制地方的关键据点。到任后，他扩大情报网络，拉拢地方武装，并设立秘密机构，对军政人员和普通民众同时进行监控。
有意思的是，他曾试图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电台，却没有察觉对方实际处在反特力量的掌握之中。表面上取得进展，实际却可能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项乃光越是急于立功，长春站内部便越容易留下破绽。
1948年长春战事进入僵局后，城内粮食短缺，军政关系紧张。项乃光明白局势难以挽回，开始私下谋划出逃。他曾在会议上主张分散突围，甚至指责守军缺乏胆量。可当突围行动无法实施时，他又改变计划，换上难民服装，带着随从设法离开长春。
这件事很能说明他的处世方式：形势有利时，他把自己包装成忠勇干将；危险临近时，他最先考虑的却是保全自身。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前后，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迅速瓦解，项乃光也失去了继续经营的地盘。
后来，他随国民党政权退往台湾，仍在情报和联络系统中任职，活动范围涉及台湾与香港。曾经的叛变经历没有让他退出政治，相反，他继续把熟悉的组织经验用于对大陆的渗透与防范。
1992年，原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回到大陆。通过这层关系，晚年的项乃光传来请求，希望能够回长春看一看。那座城市曾是他权力最盛、也最狼狈的地方。
长春方面表示可以接待。遗憾的是，项乃光没有等到成行，1993年便因病在台湾去世。那封迟来的请求，最终没有变成一次真正的故地重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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