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楼走一走，到远走他乡：我们为什么停不下来？

中秋、十一假期临近，你或许已经盘算好去哪儿。

哪怕只是下楼走一走，换一条不常走的路，去一个没去过的街区吃顿饭，人的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从“下楼走一走”的挪动，到“远走他乡”的谋生，这种“动一动”的念头如此真实。谚语说，“树挪死，人挪活”，人不是土里长出的树，移动是人的条件。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2021）剧照。

本文为“聚落·场所·人”第二十篇。

人要移动

人与地方的关系，是先定的吗？换句话说，你出生在哪儿，或被某种外力放在什么地方，就只能一直在那儿吗？

这个问题，相信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曾无数次盘桓过。对这个天问般的人生难题，学者如果试图论证“人的移动”的正当性、合理性——譬如主张“迁移是人的权利”，或“移动是自由人、完整的人的条件”之类，那不仅需要援引种种哲学理论或社会原理，且一旦涉及制度，论述者还必须将应然的价值观念，放入具体的社会、时代甚至功能中去讨论。

但有些道理，较之于复杂的论述，人们如能回归常识，遵循内心的真实感受，其实是可以更明了、更有效地讲述的。这里不妨就举几个最近许多人关注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案例，来说说“移动”对于“人”的天然重要性。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1994）剧照。

《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经典电影，首映于1994年9月，最近它的4K修复版上映，又在世界各国引起广泛关注。故事的梗概自不用我这儿赘述，其中最令我震撼的人物及情节，除了主人公安迪·杜佛兰（因妻子外遇曾计划报复但最终放弃，反被诬陷杀害妻子及其情人罪名，被判无期徒刑）不放弃对自由的执念，花19年时间用小锤子挖出通道并成功越狱的奇迹，还有就是那个在监狱“体制”里服役了50年的“老布”（布鲁克斯·海特伦），由于出狱后难再适应外面的社会，竟然选择了自尽。该电影的原作是美国作家斯蒂芬·埃德温·金的同名中篇小说（副标题为“春天的希望”），其中不少金句，在各种媒介上被广为传播。

“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也太狂野了，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

“我希望我能越过边境，我希望太平洋同我梦想的一样蔚蓝，我希望再见我的朋友，同他握手，我希望。”

“不要忘了，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接触不到，那就是希望。”

“安迪·杜佛兰曾经在粪坑中挣扎着前进，但是他出淤泥而不染，清清白白地从另外一端爬出来，奔向蔚蓝的太平洋。”

刘小样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人物，陕西农村的一个普通妇女。2002年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节目曾采访过她，2024年因为主持人张越的再次走访，她的人生故事又被看到，并引发热烈的讨论。她多年前在镜头前曾经说过的话，以及她后来对生活的选择和感悟，打动了无数观众。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刘小样，2002年）

央视《半边天》（2002）中的刘小样。

在讲过这些话后的二十多年里，刘小样曾多次选择走出去。她远走他乡，贵州、江苏、西安等地，打工，过不同的生活……最后，在看过世界后，她选择了回到家乡、重归家庭。对她的回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包括她自己。但我们不难看到：如今的刘小样，自洽自如，已经换了人生；在她眼里，园中的花不再是原先的花，庄稼地里的景也不再是以前的模样。

纪录片《她的房间》（2024）中的刘小样。

自由于人，到底是什么？最近我读到著名歌手、主持人戴军的散文，在一篇《去远方》中，他讲到前些年曾云游四方。某日夜晚，在雅典一家古老而美丽的酒店，因为那酒店的大铁门，有一刻他突然联想到了监狱，想到了《肖申克的救赎》。“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刚入狱时，你会痛恨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它；最终，你不得不依靠它生存。’这叫体制化。”然后他感悟道：

但是，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真正的监狱，不一定有铁门与高墙。

有时候，是一份你不喜欢，却不能辞掉的工作。

有时候，是一段你不快乐，却又不敢结束的关系。

有时候，是一座你不喜欢，却已经习惯了的城市。

甚至有时候，是你自己。

可后来我发现：恐惧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一个人关在原地。

所以，我越来越喜欢去远方，远方并不一定比故乡好。

可是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世界，还有那么多种活法；原来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

我就这样，站在雅典的星空下，头顶是月光，脚下是两千多年前的石头，身后，是那扇刚刚为我打开的铁门。

我在想：也许失去自由，并不是没有门。

而自由是，你知道，门在哪里。

——戴军，《去远方》

戴军这儿说的，不就是“安迪”“刘小样”们——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感受吗？不接受被困于一地的命运；人内心恐惧的，并不一定是“走出去”或“回来”本身，而是只能被关在原地、不知道有没有出去的门。

人不是土里长出的树。可以自由地移动，是人之为人、人与环境建立健康关系的条件。

从“迁移”了解

人之境况和社会演变

现实生活中，这些年来，我们自己，以及身边许许多多的人，都在经历生活空间的移动、地理上的迁徙。只是，人所亲历的或眼中所见的，不一定会被自己“观察”到，或成为我们认识社会的方法。

这恰是教育应该做的事。新世纪初，在社会学本科生的课堂上，我曾布置过一份学期作业：到外面去，找一位或几位这些年新到上海工作、生活的人，通过深度访谈，将他们的人生故事写下来。这项作业的成果后来编成了一本书，叫《移民上海——52人的口述实录》（学林出版社，2003年，下面简称《移民上海》）。几十位受访者有着不同学历、不同职业，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

《移民上海》

编者：陈映芳

版本：学林出版社 2003年3月

如今我有时还会上“豆瓣读书”看看这本书。在这本书下面，可以看到“没什么学术价值”之类的评价。确实，在今天的中国读者看来，那些不乏稚嫩的纪实文字中，几十位受访者的日常经历，显得那么平常。然而这本小书给我留下的，是一连串宝贵的记忆。

受访者之一：管车棚的阿姨（2002年），来自江苏省高邮县。

受访者之一：销售工程师张惠忠（2002年），来自青海省民和县。

忍不住要先介绍的，是《移民上海》出版不久，有次我去法国访问，巴黎高师的一位法国学生告诉我：“陈老师你知道吗，你们的《移民上海》被法国选为中文教师资格考试的参考书了。”原来，在法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初中和高中教师想要获得由法国国民教育部（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正式认可的中文教师资格，需要通过法国的国家教师选拔考试（CAPES，中等教育教师资格会考），考试内容包括笔试和口试。主办方大概每两年一轮，会给备考者推荐两本参考书，一本是语言类的，另一本是人文社科类的——《移民上海》属于后一类。这消息让我有点蒙。我问学生：“那上一轮推荐的是什么书？”学生说：“上一次的人文社科类参考书是秦晖先生的一本史学著作。”这让我更惊讶了，当然也不无激动。巴黎拉丁区就有家中文书店，有次我进去特地询问了一下。果然，由于《移民上海》被确定为当年中文教师资格考试的参考书，他们从中国订购了一批，店员还从下面柜子里拿出一本来给我看了一下。

时至今日，我对《移民上海》在当时为何受到法国方面的重视，似乎多了些理解。那本书里不仅有“改革开放”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变动的真实样貌，还有一个个具体、真实的普通中国人的价值实践及生活细节。

那一个个鲜活的上海新移民，完全不同于西方人刻板印象中的传统中国人或冷战时期的中国人。更不用说移民议题在欧美学术界历来具有特殊的地位，今天翻阅《移民上海》，连我自己都有重新看到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的新奇感。那时的上海，可谓元气淋漓。那时的普通人一个个生机勃勃，他们怀揣了各种人生梦想、生活计划，从全国各地和海外各处来到这座城市。而那时的学生，投入这样的调研和写作，与论文竞赛、“直研加分”之类的功利目的没什么关系。当然编辑那样的调查实录，也不算我正式的科研成果。可那时候的师生们，就是会认真地投入那样的实践。

电影《发财日记》（2021）剧照。

后期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年轻的摄影家（姚松鑫、张浩），义务为同学们和一些受访者拍摄了一批精彩的肖像照和现场纪实照。

参与“移民上海”田野调查的学生。图片来自《移民上海》一书。

如今再看同学们青涩的、一个个扮得酷酷的样子，我不禁莞尔——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学子们，每当出发去田野调研，或在课堂上讨论起公共议题来，总是热情高涨，他们的眼中是有光的。新移民调查不仅让大家收获了投入公共生活的价值感，也让同学们习得了理解自己人生的社会学想象力（他们曾写有一批调查心得，我将其中一些插入在书中）。这批同学后来还参与了我们跨学科团队的上海棚户区大调查。

回想起来很难得的，还有这本书的出版——那并不是由我们自筹经费，而是当时的学林出版社用公费出版的。记得自出版社领导到年轻的责任编辑贺强，听说我们在做社会学调研，都觉得非常有意义。稿子交过去，一路绿灯就给我们编辑、出版了（在那之前，2001年学林出版社还给我们公费出版过一本大学生回顾自己高考历程的报告集《我是这样考上大学的——70位大学生自述》）。最近这个班的班长应邀回学院给毕业生致辞时，还特地提到，他们当年因为《移民上海》，还非常高兴地拿到过一笔集体稿酬！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2026）剧照。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所有人的生活议题都可能被赋予公共性。大学人、知识人被认为对社会发展、国家进步负有天然使命；社会学人关注社会现状也被视为应然的学科职责……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

当然，我将书名定为《移民上海》，还含有一些基于个人学术思考的观念主张——在现代国家，人的移动和迁移（move, mobility），不应只被定义成“人口”的“流动”。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我特地作了些说明。

“上海新移民”，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及在许多媒体报道和文学作品中，早已不是个新鲜的话题。但它一直还没有正式进入我们的社会科学的话语系统。在大量的“研究课题”及其调查报告、学术论文中，这个社会群体多被划入“外来流动人口”“民工”或“外来投资者”“外来人才”之类，有关他们的问题被设置在“人力资源开发”、城市化及“城市发展规划”等叙事框架中。在一些政府部门挂着的相关机构的牌子上，他们甚至被简略地称为“外口”（“外来人口”的简称）。相对于这些，在这里，我之所以采用“新移民”概念，理由很简单：社会学还需要关注人，人的状况、行为等。

“迁移”事关谁的命运？

择地而生是人维系存在的重要手段。

今天，现代人类（晚期智人）的直系祖先主要起源于非洲，这已是遗传学的主流观点；“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也已经成为世界史的一种通识。至于中国，历史上由于政治动荡、战乱、灾害以及部分地区的人口过剩等原因，曾发生过一次次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包括朝廷强制的和民间自发的，史学界一般有“八次人口大迁徙”之说）。事实上，即使在上世纪下半叶经历了数十年的自由移动被限制，我们每个人的户籍身份证件中，在“出生地”之外，一直还保留有“籍贯”一栏——祖辈的迁徙历史，始终被国家所确认，并构成个体身份认同和家族记忆的机制之一。而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全球移民大潮中，中国曾有约1900万移民远距离迁徙至世界各地（各种历史研究无比较一致的数据，此处根据亚当·麦基翁《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67页）。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

作者：[美] 亚当·麦基翁

译者：潘一宁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 2025年2月

全球远距离移民，1840年-1940年。表格来自《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

世界人口增长，1850年-1950年。表格来自《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

尽管如此，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移民”身份历来是人最尴尬的身份之一，移民制度也是充满悖论的现代制度之一。通常，在定居社会，个体的移动、迁居，家庭、族群的迁徙等等，不论是被定义为“移民”还是“流动”，迁移者的状况，多被认为只是“那些外来者”的事。同时在各类学科中，迁移也只是某些分支领域的议题，而不被认为是研究人和社会的一个基本维度。“移民”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又一个难解的社会大课题。

首先，“移民”本身能否构成一个身份共同体？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城市，移民无不因种族/民族或地域、阶层、迁移渠道、移民时间等，分化为各种各样的认同群体和利益群体，内部也存在种种歧视链；而随着迁徙者的定居化和本地身份的获得，尤其是后代逐步融入本土的社会文化，新移民自身多会努力地淡化、摒弃外来者身份；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还可能面对新的外来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以及对社会福利资源的分享等，从而倾向于接受排斥新移民的立场及政策主张。

电影《金山》（2009）剧照。

另一个充满悖论的世界性议题是，尽管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是人类历史上的常态，且至今仍是不少国家维系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方式，但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普遍形成以国家为主体、以边境海关为边界的严格的审查制度，用以筛选、限制移民。其中最早建立起这套国际移民制度的，恰恰是当初由移民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美国（参见亚当·麦基翁《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

不仅如此，在当今世界，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家/区域内部的经济竞争、文明冲突、政党政治、社会分裂等重大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移民”甚至也是引发人类在非战争状态下一次次人道灾难的原因——每年有无数“非法移民”被囚禁于难民营内，或惨死于移民途中。在非洲与欧洲之间的地中海，2015年4月18日曾发生过超800人遇难的沉船事件。2026年，仅仅1月至3月，该海域就有831名移民遇难……

电影《苏莱曼的故事》（2024）剧照。

就笔者而言，这些年来因长期关注中国的城镇化运动，以及一些迁移群体的生活状况，由此多少了解到：移动自由固然重要，但迁移对于大多数人，难免是艰辛的生活历程；持续不断的地理迁徙——它亦是人与自己的族群一次次的“离散”，对个体和社会终究也会带来种种显性和隐性的精神伤痛。而涉及“移民”议题，我不仅对国际移民的学术领域有太多的未知，即便在自己的研究及生活中，也一直面对诸多的疑问。除前面提及的种种，还有如民族国家内部的身份地域化，这样的制度在一个现代国家，其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功能究竟会是怎样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移民迁出国/迁出地的——除了人口过剩、经济落后，除了人对自由的向往、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以及个体因求学、工作、婚姻、家族团聚等实际生活需要外，历史上和现实中，造成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甚至一座城市（如上海）的人们一波又一波地向外迁徙、家族等共同体持续地离散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

一转眼，《移民上海》出版已经二十多年了。参与这项学术实践的同学们，毕业后有的留在上海，有的回到了家乡，也有的出国了。而书中的那些受访者，不知他/她今天都在哪儿？他们在上海拿到户口、社会保障了吗？或者挣到钱回家乡去了？愿他/她和他们的孩子们，已经实现了人生的目标，改变了家庭的命运。

作者/陈映芳

编辑/西西 张婷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