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1月，淮海战场，黄百韬兵团被压缩在碾庄一带。黄百韬选择自尽，陈士章却换上农民衣服，从战场缝隙中逃走。一个走向死亡，一个设法活命，两个选择，后来成了国民党军内部复杂心态的缩影。
黄百韬并非黄埔军校出身，却在绝境中开枪自杀。蒋介石听闻消息后，曾称“黄埔精神不死”。这句话后来被一些人解释出另一层意思：真正为蒋介石战死的，未必是黄埔学生；不少黄埔出身的将领，到了最后关头，更愿意保存性命。
这种说法未必完全准确，却并非毫无背景。黄埔军人之间有校友情分，也有派系矛盾。到了1948年，国民党军队内部早已不是单靠口号就能维系的队伍，军心涣散、指挥失误和各部互相推诿，常常比战场上的炮火更致命。
陈士章是黄埔第五期学生，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淮海战役打响后，他的部队负责碾庄北面的防务。黄百韬兵团退到这一带时，局面已经十分紧张，任何一个防区出现缺口，都可能让整个兵团陷入被分割的境地。
有意思的是，陈士章当时对一处土山十分忌讳。他联想到三国故事里关羽败走麦城前被困土山，担心地形不吉，还曾劝说不要固守此处，并表示远方援军未必靠得住。
这番话听着像是在分析军情，背后却透出一层畏战情绪。军队作战讲究阵地、火力和援护，不能以古代故事判断胜负。可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迷信往往只是恐惧寻找的一件外衣。
黄百韬最终让第二十五军负责北面防御。战斗持续到11月19日夜间，第二十五军除第四十师仍在尤壶一带抵抗外，其余阵地相继瓦解。陈士章没有留下来与部队共同突围，而是化装离开，把身后的兵力和友军留在了越来越窄的包围圈里。
这与黄百韬的结局形成鲜明对照。黄百韬选择死，陈士章选择逃。不能简单说前者一定正确，后者一定错误，但作为军长，临阵脱离指挥位置，确实很难得到部属和同僚的谅解。
1949年8月，陈士章在福建永春被捕，随后被送入战犯管理机构。他曾撰写关于黄百韬败亡、第四十师作战以及淮海战役的回忆材料，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失误多有揭露，也不时讥讽蒋介石集团中的高层人物。
在改造期间，陈士章与文强、沈醉等人有过交往。沈醉的回忆中，曾提到陈士章思念家人，逢年过节常常落泪。一次劳动时，陈士章因疝气发作，捂着身体喊道：“肠子出来了！”
沈醉听后急忙去找医护人员，护士却很平静，只说：“扶他回去休息。”原来这是疝气下坠，并非真的有肠子露在体外。这个插曲在沉闷的改造生活中显得颇为尴尬，也让陈士章成了战犯管理机构里常被打趣的人物。
他的病后来得到治疗，生活条件也逐步改善。遗憾的是，身体上的照料并不必然带来思想上的改变。陈士章在改造期间究竟有多少真诚悔过，外人很难仅凭几段材料作出判断，但他在1975年的选择，确实让此前的种种表现重新蒙上了疑问。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人员获释。其中部分人提出前往台湾，与亲属团聚。陈士章时年74岁，也在申请者之列。那一年，蒋介石于4月5日病逝，原本复杂的出行安排随之更加曲折，相关人员在香港滞留多时，去向各不相同。
有人返回内地，有人继续等待，也有人转赴美国。陈士章后来由女婿接往美国，并多次设法前往台湾，却始终没有成行。他与在台湾的妻子长期分离，直到妻子去世，两人也未能重逢。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他最后去了哪里，而是他在漫长改造岁月中表现出的立场，与获释后的实际选择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若一个人只是为了争取自由而暂时低头，至少应当承认这一点；若把权宜之计说成彻底悔悟，便难免被旧日同学视为不坦荡。
陈士章晚年生活在美国，逐渐与许多旧日同僚失去联系。1983年元旦，沈醉曾收到一张署名为“S.Z.CHEN”的贺年片，寄信地址空缺，沈醉却认出了这位老同学。那张空白不多的卡片，反倒比长篇叙述更能说明两人关系的疏远。
需要说明的是，民间文章和影视作品常把这一人物写作“陈瑞章”，并将其视为相关形象的原型，但史料中更常见的姓名是陈士章，二者不能不加分辨地混为一谈。至于他是否就是某部作品中的唯一原型，也缺少足够材料可以断言。
他没有像黄百韬那样死在碾庄，也没有在获释后回到熟悉的故土。74岁时，他终于等到出狱，却又在去留之间反复周旋，余生被夹在旧日身份、家庭牵挂与现实处境之间。这个黄埔第五期学生活了下来，只是活下来的方式，注定会被许多旧相识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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