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书画，为何总带着一种时空的苍茫感

观看一件作品，也是在观看一个时代里具体的人怎样生活。唐人似乎总站在一个很大的世界里。

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即使是摹本，也备受推崇，但开篇作品如王献之《东山松帖》、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以及北魏、北凉时期的写经，同样值得关注。它们的作用都是承接秦汉、启发后世：隋唐书画继承了魏晋传统，把过去较为自由、分散的艺术经验，重新整理成一种宏阔而稳定的法度。魏晋提供了风神、笔法与审美理想，隋唐则把这些东西制度化、典范化。在唐代以前，书画家们发现了艺术的可能，唐人则为这种可能建立了最高标准。

展子虔《游春图》

把隋唐部分题为“法度恢弘”，很贴切。无论是展子虔《游春图》、阎立本《步辇图》这样的名作，还是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都强调结构、秩序与规范，绘画相比书法，更带有一种完整、宏阔、庄严的叙事意识。唐人喜欢把场面上的事情交代清楚，与唐代帝国本身的气象十分接近，外向又具有秩序感。这些作品都建立在高度成熟的法度之上；甚至张旭、怀素一路的狂草，看似纵逸，其实也是在深厚法度中形成的极端表现。

阎立本《步辇图》

阎立本《步辇图》很具代表性。唐太宗坐在步辇上，吐蕃使臣禄东赞前来觐见，背后是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唐代场景，一个皇帝、一个外国使臣、一个负责记录帝国仪典的官员画家，画面之外，还有一个即将远嫁的公主。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极有秩序感。人的才华、荣誉和责任，最终都要进入帝国秩序里，观照整个天下乃至宇宙。在隋唐，人的生命被直接抛进一个巨大的天下，长安、宫廷、战争、边塞、外交、宴饮，这些并不只是背景，而是一个人真正生活其中的空间。

还有颜真卿的《行书湖州帖卷》，这是他担职湖州刺史时应对水祸的信札。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二十四郡许多地方失守，颜真卿当时任平原太守，组织军民抵抗。几十年后，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朝廷又派他去劝降叛将李希烈，这一趟几乎等于送死，他还是去了。后世把这种行为概括成忠臣气节，但如果站在唐人的视角，你是臣子，就要承担臣子的责任。所以唐代很多书画作品给人一种距离感，倒不是因为创作者没有私人情感，而是它们要让位于某种更大的秩序。就像展览里的《颜氏家庙碑》《蒙诏帖》等作品，家族与朝廷、礼法以及个人在制度中的位置，构成了唐代士人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

杜牧《张好好诗》

心系天下，分外庄严，却也有激烈情感。晚唐诗人杜牧的《张好好诗》，讲的是诗人年轻时邂逅一个叫张好好的歌女，明艳动人，多年之后杜牧在洛阳又遇见她，那个曾经光彩照人的张好好，已成饱经沧桑的女子。这是唐人的另外一种气息，一个人在繁华散去之后，忽然认出了旧日的朋友，唐人很擅长写这种感觉，他们喜欢宴会，也特别知道宴会结束是什么滋味。唐人的情感经常是在一个巨大的外部世界里被激发出来的，有人进京，有人出塞，有人赴任，有人远嫁，有人在驿站分手，有人多年以后重逢。

隋唐书画，总带着一种时空的苍茫感。他们的快乐和长安、春风、宴饮、远游有关，他们的悲伤也和战争、衰乱、漂泊、离别发生关系。天下如此宏大，人被它裹挟着往前走。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人理解自己的方式往往是向外的。即使到了杜牧这里，私人、柔软的惆怅，也仍然来自一次晚唐的重逢，源于洛阳街头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故人，诗人的书迹与诗句里仍然带着唐代独有的俊爽峭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