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64岁李济深当副主席，柳亚子质疑毛主席：你忘了20年前的事？

1949年春天，北京颐和园的湖面上，一艘画舫缓缓划开碧波。船上的两个人看似游山玩水，实际上却聊起了一段足以载入史册的往事。柳亚子憋了一路的疑问，终于在这一刻脱口而出：“李济深当副主席，你忘了20年前的事？”

这话问得毫不客气，毛主席却没有生气。

对于柳亚子而言，他20多岁时与毛泽东、李济深三人已有交情，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通过谭延闿居中关系会见李济深，会面后，毛泽东与李济深彼此进行了诚恳寒暄。

此外，李济深特意给属下办事员打招呼，要求将这些茶叶送到毛泽东处。因此，私交层面他们已有接触，且存有情谊。但二人始终没有忘记，各自持有政治层面的看法，所采取的方式、所持的理念并不相同，在农民运动领域存在完全不同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关键蕴藏在广大乡村之中，只有动员大量农民，中国革命才会产生大的变化。

但李济深并不认同该观点，他主张依靠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中的正规军队开展斗争，消灭依附帝国主义的反动派。这就是二人的看法差异，在农民运动问题上，二者的价值判断及采取的路径均不相同，使得原先双方可能达成共识的内容开始显现分歧。

直至讨论如何开展革命、如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李济深始终认为应当动用正规军队，毛泽东则始终认为应当以农民作为主要组织力量。由此，诸多问题上二人出现不同看法。

李济深参与了四一二政变，即上海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的相关行动，在广州下达全城戒严命令。随后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当时大量工人运动骨干被当局逮捕，甚至部分人员遇害。
李济深与柳亚子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李济深反对蒋介石的清党政治主张，政变发生后，他从上海逃亡至日本。他在广州经历的这段事件，在柳亚子的思想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淡化的印记。

但历史的发展与部分人的预估、自我判断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例如1933年，李济深联合蔡廷锴所属第十九路军的主要人物，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事变，公开宣誓“反蒋抗日”，同时派人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同中国工农红军签订联合抗日、反蒋的协议。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李济深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族抗日主张，公开表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解放战争时期，李济深多次面见蒋介石，劝说其不要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未予应允，甚至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宣布开除李济深的党籍。

1948年年初，李济深联合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提出各界团结起来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主张。

可以说，1927年时李济深便已反对清党，之后积极参与抗日运动，到最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阵线，共经历约二十年时间。

早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运动开始一直到1947年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过程当中，李济深的政治立场从参加‘清党’活动，甚至提出反蒋主张，最后确立联共的政治态度，从而完成了他向人民阵营的转变。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6个副主席当中，民主同盟和无党派政治家李济深位列其中，对于这一制度安排，柳亚子起初存在困惑，在大多数人以单线性视角看待评价的状况下也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方式。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不将历史人物的过去、其过去所犯错误作为判断其的唯一依据，而是更多考察其长期政治选择最终的走向和价值标准，李济深确实在部分重大历史关头做出过不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选择。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后续历史发展证明其价值取向始终以民族大义、民众利益作为价值判断最重要的参照系，并未发生大的改变。毛泽东对当时针对李济深的怀疑和批评态度都进行了纠正。

他说：“亚子啊，现在新中国正处于成立的最后阶段，后续国家治理、新国家建设工作，面临的都是极为复杂艰巨的任务。要在如此复杂艰巨的境况下最大限度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秉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的统一战线思想。”

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任用始终遵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即将考察对象长期的政治选择、政治取向和最终价值取向作为对其评价的核心依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后，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置6个副主席，其中3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政治家，李济深便是副主席中的一员，曾经有过政治对立的政治主体最终在共同利益，即为人民谋利益的基础上组成同盟。

这一以人民利益为基础的团结的同盟组织就此建立。此前很多人认为，过去存在对立关系的主体，只要最终价值取向一致，就可以组成大的联盟。1949年9月，在双清别墅旁谈话后，柳亚子对此的认知障碍彻底消除，他意识到，过去不同的选择不能成为将对象排除在政治大家庭之外的理由。

只要对象真正调整自身选择，站到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历史就会为其预留位置。

毛泽东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统一战线的治理方法，在当前国家管理和社会整合方式之中仍然存在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