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门铃响了三遍。
我透过猫眼往外看，父亲站在楼道里，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身边站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瘦高个，眉眼跟他年轻时一个样。
我把手放在门把上，没动。
“雅静，爸知道你在。”父亲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闷闷的，“你开开门，爸跟你说句话就走。”
男孩叫了一声：“姐。”
我站在门后，一句话没说。
门缝底下塞进来一张纸。我低头看，是医院诊断书，上面写着：薛思聪，急性白血病。
脚步声慢慢远了。
01
我坐在沙发上，那张诊断书放在茶几上。
薛思聪，男，15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建议尽快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患者血型B型，家属可做配型筛查。
我盯着“薛思聪”三个字看了很久。
我从没见过他，直到今天。
父亲老了，十年前我离开老家时，他头发还是黑的，腰板挺直，走路带风。
今天猫眼里那个老头，头发白了大半，背驼了，连敲门的手都抬不太起来。
那个男孩倒是年轻，瘦，个高，眼睛像父亲。
我把诊断书翻过来，背面是医院地址和电话。是省人民医院，不是我们老家的医院。他们跑了几千里来找我。
手机响了。是姑姑薛建英。
“雅静，你爸到了？”
“到了。”
“你开门了？”
“没有。”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姑姑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为难。“雅静，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那孩子……”
“姑姑，”我打断她，“这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是你爸的儿子。”
“我爸的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姑姑不说话了。
我捏着手机，指头有点发白。我知道这话说得硬，可我没办法不硬。二十年了，我离家二十年，他从来没找过我。现在来找我，因为他的儿子病了。
“雅静，”姑姑的声音低下来，“你妈走那年，你爸确实做得不对。可现在……”
“姑姑，您别说了。”
我挂了电话。
屋子里安静下来。
窗外是南方城市的傍晚，楼下有人在遛狗，小孩在喊妈妈。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空气里有饭菜的香味，不知道谁家在炒辣椒，呛得我眼睛发酸。
我回到客厅，又拿起那张诊断书。
血型B型。
我父亲是O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以前献过血，回来跟母亲显摆，说自己是万能血。母亲当时笑着说，那你可得多献点。
魏芳芳是什么血型我不知道。但O型和A型，生不出B型的孩子。
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闪了一下，我没往下想。
我拿起手机，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她在外婆家写作业，接起来就说：“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明天。”
“外公找到你了吗？”
我愣了一下。“谁跟你说的？”
“外婆说的。她说外公从老家来了，带着个小弟弟。”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
“妈？”
“没事。明天我去接你。”
挂了电话，我把诊断书折起来，放进茶几下面的抽屉里。然后去厨房煮了碗面，吃了两口，吃不下去。倒掉，洗碗，洗澡，躺到床上。
翻来覆去到半夜，还是睡不着。
我想起母亲。想起她躺在医院里的样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上扎着针，还在跟我说：“雅静，你好好考，考出去，别回来。”
那年我高三。
母亲确诊是春天。
父亲说跑运输忙，回不来。
我一个人在医院和学校之间跑。
早上五点起来，给母亲送饭，然后去学校。
中午别人午休，我去医院。
晚上下了晚自习，再去医院陪床。
姑姑偶尔来替我一晚。
有一次，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爸把存折拿走了。”
我问她拿存折干什么。
她说：“他说生意上要周转，过两天就还回来。”
那本存折里有八万块钱。是母亲攒了半辈子的钱，原本是给我上大学用的。后来母亲化疗要钱，我去找父亲要。他说生意亏了，没钱。
我不信。我去查了存折，里面只剩三十二块钱。
三十二块。
我拿着存折回到医院，母亲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她把脸转过去，对着墙，肩膀抖了几下，然后就不抖了。
从那天起，她再没提过化疗的事。
医生说她的情况可以做手术，但费用要十几万。母亲说，不做了，留着钱给雅静上大学。
我跪在她床前求她。她摸着我的头说：“雅静，妈这辈子就这样了。你得走出去。”
那年七月，母亲走了。
父亲来参加了葬礼，待了不到两个小时。他穿着一件新夹克，头发梳得油亮。我站在灵堂门口，看着他跟亲戚们点头，跟没事人一样。
葬礼结束第三天，他带着魏芳芳回了家。
魏芳芳穿着高跟鞋，踩在我妈擦过的地板上，咯噔咯噔响。她说这房子太旧了，得重新装修。父亲说，行，都听你的。
我站在自己房间里，把门反锁，收拾东西。
姑姑来送我。她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两千块钱。我不要，她硬塞进我包里。
“雅静，你爸他……”
“姑姑，别说了。”
“你听我说完。”姑姑压低声音，“那个魏芳芳，以前在镇上跟一个叫薛国兴的走得近。你爸那时候跑长途，一个月回来一趟，不知道这些事。”
我把信封塞好，没接话。
“你爸现在被她哄得团团转，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姑姑，我走了。”
我背着包，坐了一夜火车，到了南方。从此再没回去过。
那一年，我十八岁。
02
我高考那年，分数出来，超了一本线四十多分。班主任说，报省城的大学吧，离家近。我没说话，翻着志愿表，手指一行一行往下滑。
最后填了一所南方的学校。两千多公里。
班主任看了我的志愿，愣了半天。“薛雅静，你想好了？”
“想好了。”
“你妈刚走，你爸一个人在家……”
“老师，我想出去看看。”
我没告诉她，那个家里已经没有我妈了，我爸也不是我爸了。
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那天，父亲不在。魏芳芳坐在客厅里嗑瓜子，看了一眼信封，说：“跑那么远，以后谁管你爸？”
我没理她，拿着通知书回了房间。
那天晚上父亲回来，我跟他说了报志愿的事。他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抽了两口。
“跑那么远干什么？”
“我想去。”
“你妈刚走，你就不管这个家了？”
我看着他，觉得好笑。母亲生病的时候他不管，母亲走了他倒想起来还有个家了。
“爸，这个家还需要我管吗？”
他把烟掐了，没再说话。
走的那天，他没送我。
姑姑送我到火车站，往我包里塞了一袋煮鸡蛋。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站台往后退，心里空落落的，又觉得松了一口气。
到了南方，我才知道什么叫热。九月，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宿舍里没有空调，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我躺在床上，汗把席子浸湿了一片。
室友都是本地人，周末回家。我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去图书馆，去食堂，去操场跑步。跑累了就躺在草地上看天，天很蓝，云很白，跟老家不一样。
大学四年，我没回过家。
过年的时候，姑姑打电话来，说父亲问我在哪儿。我说在学校。姑姑说，你爸让你回去过年。我说，不回了。
“姑姑，我挺好的。”
我确实挺好的。奖学金，勤工俭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踏实。没有人在旁边抽烟，没有人半夜喝醉了回来砸东西，没有人跟我要钱。
毕业后我留在南方，进了家小公司做会计。认识了前夫，结了婚，生了女儿。
前夫是个老实人，就是太老实了。
他妈说什么他听什么。
他妈说，你媳妇工资低，得换个工作。
他就让我换。
他妈说，你们得买房子，首付不够让你媳妇娘家出点。
他就跟我提。
我娘家没人。
后来他妈说，你媳妇生了个丫头，得再要一个。他没跟我说，直接跟他妈说，行。
我提了离婚。
他没挽留，也没争女儿。办完手续那天，我抱着女儿走出民政局，天很蓝，跟大学时看到的一样。
女儿三岁那年，发了一场高烧。烧到四十度，整个人抽过去。我抱着她冲进医院，急诊室的大夫说，得住院。
我交了押金，办了手续，在病房里陪了七天七夜。
隔壁床是个小男孩，也是白血病。
他妈妈每天坐在床边，给他擦身子，喂饭，讲故事。
小男孩头发掉光了，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有天晚上，小男孩突然不行了。
医生护士冲进来，抢救了半个多小时。
他妈妈站在走廊里，靠着墙，一声都没哭。
后来医生出来摇了摇头，她蹲下去，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抖了几下。
那个动作我太熟悉了。
我妈当年就是这样，把脸转过去对着墙，肩膀抖了几下，然后就不抖了。
女儿出院那天，我抱着她路过那个病房。床已经空了，护士在换床单。我站了一会儿，走了。
从那以后，我每个月给一个儿童白血病救助基金捐两百块钱。不多，就是个心意。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
姑姑偶尔打电话来，说的都是老家的事。谁家儿子结婚了，谁家老人走了，谁家闺女嫁到城里去了。我听着，嗯嗯啊啊地应着。
有一次她说：“你爸生意不行了，跑运输挣不到钱，车也卖了。”
我说：“哦。”
“魏芳芳跟他闹呢，嫌他没本事。”
“雅静，你爸他其实……”
“姑姑，”我打断她，“我这边忙着呢，回头再说。”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扔在沙发上，去厨房给女儿做饭。切菜的时候刀剁得案板砰砰响，女儿跑过来问，妈妈你怎么了。我说没事，妈妈切菜呢。
后来姑姑又打来几次，说父亲想来看我。
我说不用了。
说父亲身体不好，想见见外孙女。
说魏芳芳走了，把孩子扔给父亲一个人带。
我说，哦。
再后来，姑姑就不怎么提了。
直到今天。
03
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夏天，老家下了很大的雨。
雨从早上下到晚上，从晚上下到早上，天像漏了一样。院子里的水漫过门槛，流进堂屋。我拿着盆往外舀水，舀了一盆又一盆，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父亲不在家。他说去城里办事，三天没回来。
第四天，姑姑来了。她穿着雨鞋，打着伞，裤腿卷到膝盖。进了门，看了看堂屋里的水，又看了看我。
“雅静，你爸呢？”
“不知道。”
姑姑骂了一句，把伞靠在墙边，卷起袖子帮我舀水。舀完了水，她坐在门槛上，从兜里掏出一包饼干递给我。
“吃。”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饼干是甜的，我嚼了两下，眼泪就掉下来了。
姑姑没说话，伸手拍了拍我的背。
“姑姑，我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别瞎说。”
“他跟那个女的在一起，是不是？”
姑姑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雅静，大人的事，你别管。”
“我妈才走了三个月。”
姑姑把我搂过去，我的脸埋在她肩膀上，哭得喘不上气。姑姑的肩膀很窄，骨头硌得我脸疼。她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像小时候哄我睡觉那样。
“你妈走之前，跟我说过。”姑姑的声音很轻，“她说她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我哭得更厉害了。
“她说你性子犟，跟你爸一样。让你别恨你爸，恨人太累了。”
我抬起头，抹了一把脸。“我不恨他。”
姑姑看着我，没说话。
“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后来父亲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收拾母亲的遗物。母亲的衣服不多，叠起来装了一个纸箱。还有几本相册，一个针线盒，一对银镯子。
父亲看了一眼纸箱，问：“你妈的？”
“嗯。”
“留着你作个念想。”
我没理他。他站在门口，点了根烟，抽完，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
“雅静，爸跟你商量个事。”
我抬起头。
“这房子，我想卖了。”
我看着他，手里的衣服攥紧了。
“你妈走了，你又要上大学，我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浪费。卖了换个小的，还能剩点钱给你交学费。”
“这房子是妈的名字。”
“我知道。我是你爸，我能做主。”
“不行。”
父亲的脸沉下来。“你说什么？”
“我说不行。这房子是妈留给我的，你不能卖。”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把烟盒往桌上一摔。“你妈走了，这个家我说了算。你一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我什么都不懂。”我把手里的衣服放进纸箱，“但我知道这房子不能卖。”
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客厅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隔着一道墙，我还是听见了。
“她不同意……嗯……我知道……再想想办法……”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母亲走了以后，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好像更长了。
第二天，姑姑来了。她把父亲叫到院子里，两个人说了很久。姑姑的声音时高时低，父亲一直在抽烟。最后姑姑摔门走了，父亲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房子最终没卖成。但父亲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甚至连母亲陪嫁的那对花瓶都没留下。堂屋空了，像被洗劫过一样。
我站在空荡荡的堂屋里，笑了一下。也好，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走的那天，姑姑来送我。她往我包里塞了两千块钱，我说不要。
“拿着。到了那边，租房子要钱，吃饭要钱。”
“姑姑，我有奖学金。”
“奖学金是奖学金，这是姑姑给你的。”她把拉链拉上，拍了拍我的包，“雅静，你爸那个人，心让狗吃了。但你得记住，你妈希望你过得好。”
“我知道。”
“还有，”姑姑犹豫了一下，“魏芳芳怀孕了。”
我愣了一下。
“上个月的事。你爸没跟你说？”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姑姑压低声音，“雅静，你爸这个人，以后有他后悔的时候。”
我背上包，没说话。
“走吧，火车要开了。”
我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把包放在行李架上。窗外的站台往后退，姑姑站在那儿，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那是我最后一次回老家。
04
在南方待了二十年，我很少跟人提老家的事。同事问起来，我就说父母都不在了，老家没什么人了。
也不算撒谎。我妈确实不在了。我爸跟不在了也差不多。
女儿慢慢长大，偶尔会问起外公外婆。她问外婆是什么样的人，我说外婆很温柔，会做很好吃的面条。她问外公呢，我就不说话了。
有一次她翻我的旧相册，翻到一张全家福。
照片里我大概七八岁，扎着两个辫子，站在父母中间。
我妈穿着碎花衬衫，头发齐耳，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我爸站在她旁边，手搭在她肩膀上，看起来很年轻。
“妈妈，这是谁？”女儿指着照片问。
“外婆。”
“那这个呢？”
“外公。”
“外公在哪里？”
我把相册合上，放进柜子里。“在很远的地方。”
“为什么不去看他？”
“因为妈妈跟他吵架了。”
“吵架了可以道歉啊。”女儿歪着头，“我们老师说，做错了事要道歉，道歉了就是好孩子。”
我摸了摸她的头。“有些事，道歉也没用。”
女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跑去玩了。
前几年，姑姑打电话来，说父亲生意彻底不行了。
跑运输的车卖了，又去给人开车，结果出了事故，赔了不少钱。
魏芳芳跟他闹离婚，两个人天天吵。
“那孩子呢？”我问。
“思聪啊，跟着你爸呢。魏芳芳不管。”
“魏芳芳去哪儿了？”
“不知道，说是回娘家了，一直没回来。”
我沉默了一会儿。“姑姑，您别跟我说这些了。”
“雅静，我不是要你管。我就是跟你说一声，你爸老了，身体也不行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阳台上抽了根烟。
离婚以后我学会了抽烟，不多，烦的时候抽一根。
烟雾在夜色里散开，我想起父亲年轻时的样子。
他那时候多精神啊，开着大货车走南闯北，回来的时候总会给我带点小东西。
有时候是发卡，有时候是糖果，有一次带了个布娃娃，眼睛是两颗黑纽扣。
那个布娃娃我留了很多年。后来搬家的时候弄丢了。
去年冬天，姑姑又打电话来，说父亲住院了。胃出血，喝出来的。魏芳芳没来，是薛思聪在医院照顾他。
“思聪那孩子挺懂事的，才十几岁，天天往医院跑。”
“雅静，你要不要回来看看？”
“姑姑，我这边走不开。”
“你就当看姑姑，行不行？”
“过年再说吧。”
过年我也没回去。
我带着女儿去了三亚，在海边待了七天。
女儿在沙滩上捡贝壳，我在躺椅上晒太阳。
海风吹过来，咸咸的，潮潮的。
我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
回来以后，姑姑没再打电话。
父亲带着薛思聪站在我门口。他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那个男孩站在他旁边，瘦瘦高高的，眉眼像他。
我站在门后，手放在门把上，没有开门。
05
第二天傍晚，我下班回来，远远就看见父亲坐在小区门口的花坛边上。薛思聪站在他旁边，背着一个旧书包，低头踢石子。
我停住脚步。
父亲看见我，站起来，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薛思聪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的脸色很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眼睛倒是很亮。他叫了一声：“姐。”
我没应，绕过他们往小区里走。
父亲跟上来，脚步很急。“雅静，你等等。”
我走到单元门口，掏钥匙。
“雅静。”父亲的声音哑了，“爸求你了。”
我转过身。
父亲站在我面前，头发乱糟糟的，眼窝深陷，身上那件夹克洗得发白。他看着我，嘴唇抖了几下，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小区门口有人经过，扭头看了一眼，又匆匆走了。
“雅静，思聪得了白血病，医生说要做骨髓移植。我配了，不行。他妈配了，也不行。骨髓库里没有合适的。”父亲跪在地上，仰着头看我，“医生说，兄弟姐妹配上的几率大。”
我看着他。这个跪在我面前的男人，二十年前抛下我和我妈，二十年后为了另一个孩子跪下来求我。
“爸知道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可思聪是无辜的，他才十五岁……”
“他无辜，”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很冷，“我妈就不无辜吗？”
父亲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妈生病的时候，你把存折拿走。八万块钱，你拿走八万块钱给她留了三十二块。三十二块。”我盯着他，“爸，三十二块够干什么？够买一瓶止疼药吗？”
父亲低下头，肩膀开始抖。
“我妈说不治了，把钱留给我上大学。她到死都在替我着想。”我的眼睛发酸，但我忍住了，“你呢？你那时候在哪儿？”
“雅静，爸错了……”
“你错了，然后呢？”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我妈能活过来吗？”
父亲跪在地上，眼泪顺着脸上的褶子往下淌。
薛思聪站在旁边，低着头，手指绞着书包带子。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拉了拉父亲的胳膊。
“爸，别说了。”
父亲不动。
“爸，起来吧。”薛思聪的声音很轻，“姐不愿意就算了。”
我站起来，掏出钥匙，开了单元门。走进去，关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薛思聪说：“爸，地上凉。”
我靠在门板上，仰着头，眼泪还是掉下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闭上眼就是母亲的脸，还有薛思聪那张苍白的脸。两张脸交替出现，搅得我头疼。
我爬起来，去客厅倒了杯水。经过女儿房间的时候，听见她在说梦话，喊了一声妈妈。
我推开门，坐在她床边。女儿睡得正香，脸蛋红扑扑的，被子踢到了脚边。我帮她把被子盖好，她翻了个身，继续睡。
我看着她的脸，想起她三岁那年发烧的样子。
小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整个人蜷在我怀里，像一只生病的小猫。
那时候我多害怕啊，怕她像我妈一样，一病就再也起不来。
如果有一天，她需要我跪下来求别人，我会不会跪？
会的。
可我不是薛建军。
我回到卧室，拿起手机，给姑姑发了条信息：他配型失败了？
姑姑很快回过来：失败了。魏芳芳也失败了。骨髓库找了一个多月，没有合适的。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姑姑又发来一条：雅静，姑姑不劝你。你自己拿主意。那孩子确实可怜。
我把手机放下，关了灯。
黑暗中，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一下一下，很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