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藤箱合上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
我蹲在灶膛前，手里攥着半截烧火棍，看着程春芳把最后一件换洗衣裳叠好，平平整整地搁进箱底。
她没有回头，手指在箱扣上停了一下，终究还是扣上了。
窗外有人喊我上工，我没应声。
她拎起藤箱往门口走，经过我身边时，脚步顿了顿，只说了三个字：“志远，我得走。”门开了又合，带进来一股三月的冷风。
我盯着灶膛里将灭未灭的火星子，手里的烧火棍“啪”地折成两截。
五天后晌午，一辆吉普车碾着化冻的泥路停在我家门口，有人敲门，说省里许副主任指名要见我。
我手一抖，搪瓷缸子砸在脚面上，烫得钻心。
01
陈永健又在车间里拿我开涮了。
他蹲在砂箱上，手里的半块窝头往嘴里一塞，嚼得吧唧响：“志远，你婆娘呢？又去扫大街了？”旁边几个工友哄笑，我没搭理，抡起铁锹往砂箱里填砂。
翻砂这活计又脏又累，铁水一浇，满屋子焦糊味，可我不怕累，怕的是下班回家，屋里空落落的，灶是冷的，炕是凉的。
二十八了，光棍一条，工友们的笑话我听惯了，可那天陈永健多加了一句：“要我说啊，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谁家姑娘肯跟你钻这漏雨的窝棚？”我手里的铁锹顿了顿，砂子洒了一地。
车间主任老赵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志远，县一中那排宿舍漏雨，你去修修。原来住的人搬走了，新来的还没安顿。”我没多想，拎着工具就去了。
县一中在城东，一排低矮的平房，墙皮剥落得厉害，房顶上几片瓦碎了，露出黑乎乎的椽子。
我爬上房顶换瓦，低头时看见院子里蹲着个女人。
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正蹲在煤堆旁啃窝头。
手指冻得裂了口子，红通通的，可她啃窝头的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坐在正经饭桌前吃饭一样。
我从房顶下来，她抬起头看我。
三十来岁的模样，脸瘦，颧骨有点高，眼睛很亮，亮得跟这灰扑扑的院子不搭。
她把手里的搪瓷缸递过来，里头是半缸热水：“同志，喝口水。”我接了，缸子把上缠着胶布，裂了。
水是温的，我一口灌下去，她看着我说：“你是机械厂来修房的吧？我叫程春芳，以前是这学校的校长。”说到“以前”两个字，她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陈永健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站在院门口，阴阳怪气地喊：“谢志远，你还敢跟她搭话？她男人是反革命，死了，她自己也是右派，你不想好了？”程春芳没看他，把搪瓷缸从我手里收回去，继续啃窝头。
陈永健讨了个没趣，啐了一口走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程春芳的侧脸，她嚼窝头的腮帮子动得很慢，像是嘴里嚼的不是窝头，是别的东西。
我问她：“这房还漏不漏？”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漏。你能修就修，不能修也别勉强。”我说：“明天我带瓦来。”
那天晚上回家，我娘李秀文坐在炕上咳，咳得整个人弓成一团。
我给她倒水，她摆摆手：“别管我，你那个事，我听说了。”我娘六十了，身体一直不好，我爹走得早，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就盼着我能成个家。
我说：“娘，啥事？”她咳了一阵，说：“街上邓秀珍说的，你要跟那个女校长来往。志远，咱家成分好，你可别犯糊涂。”我没说话，把炉子捅旺了些。
我娘叹了口气：“你爹要是还在，肯定不让你这么干。”
第二天我背着瓦去了县一中。
程春芳在院子里洗衣服，大木盆里泡着两件灰布衫，水浑得很。
看见我来，她站起来，手在衣襟上擦了擦：“你真来了。”我没多说，上房换瓦，她在下面递瓦片。
递到第三片的时候，她说：“陈永健昨天去街道告你了，说你跟有问题的人来往。”我说：“让他告去。”她没再说话，递瓦片的手稳得很。
修完房，她留我吃饭。
窝头，咸菜，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小米粥。
我吃得快，她吃得慢。
吃着吃着她忽然问：“你多大了？”我说二十八。
她说：“我三十三，比你大五岁。”我说：“看出来了。”她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
吃完饭我要走，她站在门口，忽然说：“谢志远，你要是真想娶媳妇，别找我这样的。你成分好，找个清清白白的姑娘不难。”我站在院子里，回头看她：“啥叫清清白白？”她没回答，转身进了屋，门虚掩着，我听见里面传来一声很轻的咳嗽。
02
我去找邓秀珍说媒那天，她正在居委会门口嗑瓜子。
听我说要娶程春芳，她手里的瓜子壳儿掉了一地：“你疯了？她男人是反革命，死在大牢里，她自己也是戴帽子的。你娶她？你这贫农成分还要不要了？”我说：“成分是我爹给的，媳妇是我自己找的。”邓秀珍上下打量我：“谢志远，你别犯浑。你要真缺媳妇，我给你说个别的，城西有个寡妇，带个孩子，成分没问题。”我说：“就程春芳。”
邓秀珍把这事传得满城风雨。
机械厂里，工友们看我的眼神怪得很，有看热闹的，有替我惋惜的。
陈永健在食堂里端着饭碗凑过来：“志远，你是不是傻？那娘们儿能跟你过日子？她那是没办法，抓着你当救命稻草呢。”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饭碗震得晃荡。
陈永健缩了缩脖子，端着碗走了。
程春芳那边，学校已经停了她的课，让她扫厕所、扫院子，每天还要去街道报到。
我去找她，她正在扫厕所，粪桶挑在肩上，扁担压得肩膀一高一低。
我接过扁担：“我来。”她没争，站在旁边看我挑粪。
等我把粪倒进菜地边的粪坑，她递过来一块手帕，粗布的，洗得发白：“擦擦汗。”我接了，手帕上有股淡淡的皂角味。
我说：“邓秀珍不肯说媒。”她愣了一下，然后说：“不说就不说，本来也不是什么光彩事。”我说：“我自己去跟你领证，不用媒人。”她抬起头看我，那双很亮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很快又暗下去。
她说：“谢志远，你想清楚了。我嫁给你，你的成分也保不住，厂里会处分你，你娘在街上也抬不起头。”我说：“我娘我来说。厂里要处分就处分，我一个翻砂的，还能把我开除到哪儿去？”她低下头，手里的扫帚在地上划拉了两下，声音很轻：“你别后悔就行。”
1974年腊月，我们领了证。
没办酒席，没请客，就我娘、我、程春芳三个人在屋里吃了顿饭。
我娘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筷子在碗沿上敲了两下，放下碗就进屋躺着了。
程春芳站起来收拾碗筷，我娘在里屋咳了一声：“春芳，你过来。”程春芳看了我一眼，进了里屋。
她们说了什么我没听见，只知道程春芳出来的时候眼圈有点红，但脸上是平静的。
新婚夜，她把唯一的被褥铺在炕中间，和衣躺下，背对着我。
我坐在灶膛前添柴，火苗一跳一跳的。
屋里安静得只剩下柴火噼啪的声音。
我想说点什么，张了几次嘴都没说出来。
后来她开口了，声音闷闷的：“志远，给我点时间。”我说：“行。”那天晚上我在灶膛前坐到后半夜，炕上传来她均匀的呼吸声，不知道是真睡着了还是装的。
第二天她早起做饭，窝头蒸得比我娘蒸的还硬。
我娘咬了一口，没说什么，喝了口粥就下地了。
程春芳站在灶台前，手指上沾着玉米面，低着头说：“我做饭不好吃。”我说：“能熟就行。”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又动了动，还是没笑出来。
过了几天，我收拾她带来的那只旧藤箱。
箱子很沉，打开一看，底下压着一张照片。
黑白的，边角磨得起了毛。
照片上三个人，中间是年轻的程春芳，旁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斯斯文文的，应该是她亡夫周刚洁。
右边站着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浓眉大眼，站得笔挺。
我拿着照片问她：“这个穿军装的是谁？”她正在补我的工装，针线停了一下，脸色变了一瞬，很快又恢复平静：“一个故人。”她把照片从我手里抽走，翻过去扣在箱底，再没多说一个字。
那天晚上我起夜，看见她坐在油灯下写东西。
凑近一看，是一沓信纸，写满了又撕、撕了又写。
地上落了一地的纸团，我捡起一个展开，上面反复写着一个字：“许”。
我问她写给谁，她把信纸拢了拢，说：“写给能管事的人。”油灯的火苗晃了晃，映得她脸上的影子忽明忽暗。
03
婚后日子过得紧巴。
程春芳扫街挣的工分少得可怜，我一个人的工资要养三口人。
酱油得赊，煤球得省着烧，连我娘的药都断了一阵。
程春芳把她陪嫁的一对银镯子卖了，换回来三斤白面、半斤猪油。
那三斤白面她全蒸了馒头，一个没舍得吃，全推给我和我娘。
我让她吃，她说不饿。
我硬塞给她一个，她掰了一半给我娘，剩下半个别在碗边，到底没动。
我娘对她态度慢慢变了。
有一回我娘半夜咳得厉害，程春芳起来烧热水、拧毛巾、拍后背，忙到天亮。
我娘咳完了，靠在床头喘气，看着她熬红的眼睛，说了一句：“你比志远细心。”程春芳没接话，端着痰盂出去倒了。
从那以后，我娘再没说过她一句不是。
可外头的日子不好过。
陈永健三天两头往街道跑，今天举报程春芳“不好好改造”，明天举报我“立场不稳”。
邓秀珍带着人来家里查过两回，翻箱倒柜的，把藤箱底都掀了。
程春芳站在墙角，一声不吭。
等人走了，她蹲下来把散了一地的东西一件件收回去，动作很慢，像是要把碎掉的东西拼起来。
批斗会还是照常开。
有一回在县一中操场上，程春芳被押着站在台上，脖子上挂着牌子，铁丝勒进肉里。
台下有人喊口号，有人往台上扔石子。
一颗石子砸在她额角上，血顺着脸颊淌下来。
我站在人群后面，拳头攥得指甲嵌进肉里。
忽然有人推了我一把：“谢志远，你婆娘在台上呢，你站这儿干啥？”我冲了上去。
推开两个押着她的人，把她挡在身后，对着台下喊：“她是我婆娘，谁动她我跟谁拼命！”全场安静了一瞬，然后炸了锅。
陈永健在台下喊：“谢志远，你反了！”我没理他，拉着程春芳的手往外走。
她的手冰凉，一直在抖。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挨了处分。
厂里说我“立场严重错误”，工资降一级，全厂通报批评。
我娘坐在灶前抹眼泪，程春芳站在屋门口，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你何必呢。”我说：“你是我婆娘，我不护你谁护你。”她转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没出声。
过了一会儿她端来一盆热水，蹲下来给我洗脚。
我脚上全是铁水烫的疤，她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搓，搓得很轻，水凉了又去添热的。
我低头看她，她后脖颈上有一道细长的疤，是批斗时留下的。
我想伸手摸一下，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过了几天，她从外面回来，手里攥着一个纸包。
打开一看，是三斤白面。
我问哪来的，她说把棉袄里的棉花抽了一半卖了，换的。
那天晚上她蒸了馒头，白白胖胖的，我吃了三个，她一个没吃，还是说不饿。
我娘掰了半个给她，她接过去，咬了一小口，嚼了半天才咽下去。
也是那天夜里，我起夜的时候发现她没睡。
油灯下她伏在桌上写字，写得比平时都认真。
我凑过去看，信纸上还是那个字，写了一遍又一遍。
我忍不住又问：“到底写给谁？”她放下笔，看着我说：“周刚洁有个老战友，姓许，在省里。当年周刚洁出事的时候他也在挨整，帮不上忙。现在听说他复出了，我想试试。”我说：“能管用吗？”她说：“不知道。总得试试。”她把写好的信折起来，塞进一个旧信封，信封上写的是“省革委会许长荣同志收”。
我说：“寄出去？”她摇摇头：“再等等，等我再想想怎么写。”
那封信在藤箱底压了快一年，她改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寄。
后来有一天晚上，她把信烧了。
我看着信纸在火盆里卷起来，发黑，化成灰，灰里还能看见半个“许”字。
我问她为什么不寄了，她说：“写了三遍，每一遍都觉得不对。求人办事的话，写多了像诉苦，写少了又说不清。”她看着火盆里的灰烬，眼神空空的：“再等等吧。”
04
1976年冬天特别冷。
我娘的咳病又犯了，这回比哪次都重。
程春芳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她换洗的那件灰布衫都拿去换了药。
陈永健不知道从哪得了信，跑到县革委会去举报，说谢志远“包庇反革命家属，破坏批斗工作”。
刘德江亲自带人来家里查，翻了个底朝天。
程春芳站在炕边，手里端着给我娘熬的药，碗沿烫得她手指发红，她也没放下。
刘德江翻了半天没翻出什么，指着藤箱问：“这里面是什么？”程春芳说：“几件旧衣裳。”刘德江让人打开，箱子底除了衣裳，就是那张三人合影。
刘德江拿起照片看了看，问：“这个穿军装的是谁？”程春芳说：“不认识，以前捡的。”刘德江盯着她看了半天，把照片揣进兜里走了。
程春芳没吭声，等他们走远了，才蹲下来把散落的东西一件件收回去。
我看见她手在抖，可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娘咳血了。
程春芳把家里最后两个鸡蛋煮了，一勺一勺喂给我娘。
我娘抓着她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春芳……志远交给你了……”程春芳说：“娘，您别说话，省着点力气。”我娘摇摇头，眼睛看着我，又看看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声来。
后半夜我娘就走了。
程春芳给她擦了身子，换了干净衣裳，坐在炕边守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她站起来，眼前一黑差点栽倒，我扶住她，她靠在我肩膀上，第一次没有躲开。
过了一会儿她站直了，说：“去叫人吧。”
办完丧事，家里更冷清了。
程春芳话更少了，但活儿干得更多。
她把院子里那片空地翻了，种上菜。
又养了几只鸡，鸡蛋攒着不卖，全给我补身子。
我说你自己也吃，她说她不爱吃鸡蛋。
我后来才知道，她不是不爱吃，是舍不得。
结婚证一直缝在她棉袄夹层里。
有一回我摸到了，问她怎么不放在箱子里，她说：“怕丢了。”我说：“丢不了。”她没接话，把棉袄叠好放进箱子最底下，又压上两件衣裳。
我当时不明白，后来才想通，她怕的不是结婚证丢了，是怕连累我。
那张纸在，她就还是谢志远的婆娘，出了事我也跑不了。
她把证缝在身上，是想着万一哪天要分开，扯下来就能扯下来。
1977年冬天，她收到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是钢笔写的，很工整。
她拆开看了很久，看完把信折好，没给我看。
我问谁来的，她说：“一个老同志。”那天晚上她坐在灶膛前烧火，火光照得她脸上忽明忽暗。
我坐在旁边劈柴，听见她轻轻说了一句：“周刚洁的事，可能要翻过来了。”我说：“那是好事。”她没接话，只是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苗蹿起来，映得她眼睛亮亮的。
05
1978年开春，平反通知真的下来了。
县里来了人，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宣布恢复程春芳的校长职务和党籍。
邓秀珍站在人群里，脸色变了好几变，最后挤出个笑，凑上来要跟程春芳握手。
程春芳没接她的手，只说了句：“邓主任，我家志远上工要迟到了，我先走。”她回来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她站在院门口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走过来，把平反通知放在我手里。
我看了看，上面盖着大红章。
我说：“这下好了。”她说：“嗯。”
可那天晚上她接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打到街道办事处的，邓秀珍来喊她接。
她去了很久，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对。
我问谁打的，她说：“许副主任。”我问说了什么，她坐在炕沿上，手指攥着衣角，说：“他说恭喜我，让我有空去省里一趟。”我说：“那你去啊。”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第二天她没去省里，也没去学校报到。
她坐在屋里收拾东西，把藤箱从床底拖出来，一件一件往里放衣裳。
我站在门口看着，觉得不对头，问她：“你干啥？”她没抬头：“志远，我得走。”我说：“去哪儿？”她说：“先去县招待所住几天。”我说：“为啥？咱家不是挺好的吗？”她停下手里的动作，抬头看我，那双很亮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可她压住了。
她说：“志远，有些事我得想清楚。”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你想啥？平反了，你又是校长了，咱日子好过了，你走啥？”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别问了。”她把最后一件衣裳放进箱子，扣上箱扣。
那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
她站起来，拎起箱子往门口走。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顿，说了三个字：“志远，我得走。”门开了又合，带进来一股冷风。
我蹲在灶膛前，手里的烧火棍“啪”地折成两截。
她走后的第一天，我照常上工。
车间里没人提她的事，陈永健破天荒没笑话我，只是远远看了我一眼，埋头干活。
下班回家，灶是冷的，炕是凉的。
我娘不在了，程春芳也走了，三间土坯房空得吓人。
我坐在门槛上抽旱烟，一袋接一袋，抽到后半夜。
第二天我去县招待所找她。
招待所在城西，三层灰楼。
我问服务员程春芳住哪间，服务员说三楼靠里那间。
我上了楼，站在走廊里，看见她房门关着，门缝里透出灯光。
我抬手要敲，手停在半空。
门里面很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站了半个钟头，到底没敲下去。
下楼的时候，服务员叫住我：“同志，你是程校长的家属吧？她昨天交代了，说有人找她就说不在。”我点了点头，走了。
第三天我又去了，远远站在街对面看那扇窗。
灯亮着，窗帘拉着，看不见人。
第四天、第五天，还是这样。
我蹲在街角抽旱烟，抽完了两包，嗓子哑得说不出话。
我骂自己，谢志远，你就是个过渡的窝棚，人家落难的时候钻进来躲躲雨，天晴了自然要走。
第五天晌午，我坐在门槛上补一双破胶鞋。
村口传来汽车声，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碾着化冻的泥路开过来，泥点子溅了半边车身。
车停在我家门口，下来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问我：“你是谢志远同志？”我说是。
他说：“省革委会许副主任指名要见你。”我手一抖，搪瓷缸子从膝盖上滑下去，砸在脚面上，开水泼了一脚，烫得钻心。
06
年轻人把我领进屋。
吉普车里又下来一个人，五十来岁，中等个头，国字脸，鬓角有些白。
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中山装，袖口磨得起毛，皮鞋上沾着泥。
他走进屋，四下看了看，目光在灶台、炕沿、那只旧藤箱上各停了一瞬，最后落在我脸上。
他伸出手：“谢志远同志，我叫许长荣。”
我没接他的手。
他也没介意，收回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发黄的报纸和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三个人：中间是年轻的程春芳和周刚洁，右边站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
就是藤箱底那张。
许长荣指着穿军装的年轻人：“这个人是我。周刚洁是我的老战友，我们一起在省报工作过。后来他出事，我也在挨整，帮不上忙。”
他坐下来，自己倒了碗水，喝了一口，慢慢讲起来。
周刚洁被抓之前，托人给他带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照顾好春芳。”可那时候许长荣自己也在牛棚里关着，连自己都顾不过来。
等他复出的时候，程春芳已经被下放到县里，嫁给了我。
他没有露面，是因为他的身份敏感，跟程春芳接触太多，反而会给她招祸。
“春芳给你写过信。”我说。
许长荣点点头：“写过。平反前一年，她托人带了一封信给我。信里说了你的事。她说她嫁了个翻砂工，人老实，对她好。她说她想翻案，又怕连累你。问我怎么办。”他放下碗，看着我：“我回信让她等。等事情了结了再说。”
“后来呢？”我问。
许长荣从信封里又抽出一张纸，是程春芳的笔迹。
信很短，我认得她的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许副主任，我的事已经了结。志远是个好人，我不想连累他。当年举报周刚洁的人还在县里，我怕他们拿志远做文章。我先搬出来，等事情平静了再说。如果志远还愿意，我再回去。如果不愿意，我理解。春芳。”
我把信看了两遍。
许长荣说：“匿名信的事我已经查清楚了，写匿名信的人是当年批斗周刚洁最积极的那个，现在被调走了，翻不了浪。我今天来，一是替周刚洁看看你，二是替春芳问你一句话。”他顿了顿：“你还愿意等她吗？”
我没说话。
屋子里很静，灶膛里的灰早就冷了，窗户纸上有个破洞，风从破洞里钻进来，吹得桌上的信纸翘起一角。
我拿起那张三人合影，看了很久。
照片上周刚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旁边的程春芳扎着两条辫子，笑得很浅。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钢笔字，很淡了，仔细看才能认出来：“刚洁、春芳，1949年春。”
“她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我问。
许长荣叹了口气：“她说她怕看见你就不想走了。她说你这人实诚，要是她说了，你肯定拦着，她怕自己心一软就留下了。可她又怕留下来害了你。”我低下头，看着脚面上烫红的那块，水泡已经鼓起来了，一碰就疼。
许长荣站起来，把信封推到我面前：“这个给你，你自己决定。春芳现在住在县招待所三楼靠里那间。她每天下午四点去楼下食堂吃饭，吃了饭就回房间。”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谢志远，我认识周刚洁二十年，他是个硬骨头。春芳跟了他十年，也是硬骨头。可她这三年在你这里，我看得出来，她比前十年过得踏实。”
吉普车走了，泥路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
我坐在门槛上，把信封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掏出来：那张报纸，那张照片，那封信。
报纸是1966年的，上面有一篇周刚洁写的文章，署名处被人用红笔画了个圈。
我把报纸折好，和照片、信一起塞回信封。
然后我进屋，从藤箱底下翻出程春芳的结婚证，还是缝在棉袄夹层里的。
我把棉袄抖开，摸到那个硬邦邦的方块，用剪刀挑开线，把结婚证抽出来。
纸有点发黄了，照片上我板着脸，她微微侧着头，嘴角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
07
第二天下午三点半，我到了县招待所。
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信封。
服务员看见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我摆摆手，直接上了三楼。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尽头那间房门底下透出一线灯光。
我走过去，站在门前，抬起手。
门里面传来声音。
很轻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像是捂在被子里哭，闷闷的。
我认得那个声音，程春芳在我家三年，从来没哭过。
挨批斗没哭，扫厕所没哭，我娘走的时候也没哭。
可这会儿她在里面哭，哭得压着嗓子，像是怕人听见。
我的手停在半空，指关节碰到门板，凉凉的。
我想敲门，可手抬不起来。
我蹲下来，把信封从门缝底下塞进去。
信封摩擦着水泥地，发出很轻的沙沙声。
里面的哭声停了一下，很快又响起来，更低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半截铅笔，在信封背面写了一行字。
字歪歪扭扭的，我识字不多，写得慢。
写完我把信封往里推了推，站起来，转身走了。
下楼的时候腿有点软，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
服务员在楼下看着我，我没看她，直接出了门。
回到土坯房，天还没黑。
我把藤箱从炕头搬到炕尾，腾出半边空位。
然后把程春芳的旧棉袄铺在那半边炕上，枕头摆好。
窗外的老槐树冒了新芽，风吹过来，叶子沙沙响。
我坐在炕沿上，拿起搪瓷缸喝了口水，水是温的，灶上还坐着半壶。
门没有锁。
第二天我没去上工，请了假。
把院子里那片菜地又翻了一遍，程春芳种的菠菜已经出苗了，绿油油的。
我又把鸡窝修了修，三只鸡咯咯叫着抢食。
下午我去了一趟县一中，找到程春芳以前的同事，一个姓孙的老教师。
我问他：“程校长以前的事，您知道多少？”孙老师推了推眼镜，看了我半天，说：“你问这个干啥？”我说：“她搬走了，我想知道为啥。”孙老师叹了口气，让我进屋坐。
他说，程春芳是1965年调来县一中的，原来在省报工作，周刚洁是她丈夫，两人感情很好。
周刚洁出事后，程春芳被下放，先是扫厕所，后来扫大街。
有人劝她跟周刚洁划清界限，她不肯，说“他是什么人我清楚”。
批斗最凶的时候，她被打断过两根肋骨，没掉一滴泪。
后来下嫁给我，学校里有人替她不值，也有人觉得她聪明，找了个贫农当护身符。
孙老师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不过我看得出来，她嫁给你以后，比前几年安稳多了。以前她眼睛里没光，后来有了。”
从孙老师家出来，天已经擦黑了。
我沿着县一中的围墙往家走，路过操场的时候停了一下。
三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冲上台护住她的。
操场上空荡荡的，单杠、双杠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站了一会儿，继续往家走。
到家的时候，远远看见门口站着个人。
瘦瘦的，穿着灰布衫，手里拎着那只旧藤箱。
她站在门槛外面，没有进去。
我走近了，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有泪痕，可嘴角是弯的。
她说：“志远，藤箱我拿回来了。”我看了看她手里的藤箱，又看了看她的脸，说：“门没锁。”她迈过门槛进了屋，把藤箱放在炕尾，跟我的那只并排放着。
然后她走到灶前，蹲下来看了看灶膛，说：“灶是冷的，你这两天没好好吃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