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中共中央与百色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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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中共中央与百色起义

来源：传承2015年第8期

作者：李绍来

目录：

️一、百色起义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发动的

️二、百色起义的目的是扩红配合广州起义

️三、中央对俞作柏、李明瑞并不信任

️四、对中共中央与百色起义的见解

摘要：百色起义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的, 目的不是实现武装割据, 而是扩大红军, 配合以广州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其思路是取得广东一省先胜利, 再行北伐, 把革命推向全国。在起义过程中, 邓小平等广西革命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精神, 避免了革命遭受更大损失。

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初期领导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 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百色起义的研究, 无论是革命人物、革命斗争事件, 抑或是精神财富的研究, 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从中共中央与百色起义的相互关系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似乎少有涉及或未深入研究, 还有进一步研究的提升空间, 有必要对中共中央与百色起义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以便重新认识中共中央在土地革命初期指导中国革命的总体思路及其得失。

一、百色起义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的

1929年6月底, 在蒋桂战争倒戈的桂系部将俞作柏、李明瑞被蒋介石委任主政广西。但蒋介石并不信任他们, 派人监督俞、李的行动, 防范他们再叛变。汪精卫的改组派也积极拉拢他们, 策动他们“反蒋”。俞、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 主动邀请中共派员与之合作。中共中央把握这一有利时机, 先后调遣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等40多名党员干部来到广西南宁, 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的领导下, 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广西省军政部门从事兵运和统战工作, 并很快掌握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但没过几个月, 俞、李听从改组派的煽动, 宣布起兵“讨蒋”攻粤, 给党刚获得可开创广西工作新局面的有利时机带来了复杂形势。

1929年10月8日, 中央指示广西特委:“广西的军队如果有被吕、杨或两陈解决的危险, 则我们所能领导乃至所解决的部队, 均应预为之计的将他们发动到农民群众中去实行游击战争, 发展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 1929年10月8日)

由此可见, 中央对俞、李的失败早在预料之中。而此时的广西左右江地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敌人力量也比较薄弱, 是转移的理想目的地。因此, 在粤军反攻广西时, 广西党组织便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 将自己所掌握的部队开到左右江地区, 迅速占领百色及周边各县。

12月5日, 中央特派龚饮冰到达百色, 传达中央指示, 命令成立红七军, 开展革命斗争,“并限定龚同志到后, 不能超过十天, 即须动作” (《七军前委报告》, 1930年1月) 。广西党组织根据这一指示, 决定于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成立红七军。在做好一系列准备后, 中国红军第七军如期宣告成立, 并发布施政纲领。百色及周边各县相继成立苏维埃政权。起义暴发后, 中共中央对红七军的群众工作、兵运工作、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的路线、策略进行了具体指导。

二、中共中央发动百色起义的目的不是实现武装割据, 而是扩大红军, 配合以广州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以后, 盲动主义思想在中央滋生蔓延。特别是1928年到1930年间, 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不断, 加剧了中央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中央认为, 全国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 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从这种错误估计出发, 1929年1月, 中央制定了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 规定至1930年全国红军要发展到50万人 (《中央军部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 1929年1月23日) , 以实现“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 推翻国民党统治, 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目前总的政治路线”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为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 1929年12月20日) 1929年底暴发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 是中央军部扩大红军计划大纲的具体实施。1930年3月, 中央指示七军前委“猛烈的扩大红军的组织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 1930年3月2日) 。4月, 中央制定《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 规定至1930年底, 红七军应发展到3万人。

至于红七军的发展方向, 中央要求红七军配合“争取广东先胜利的计划”, 指示“红七军的发展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 与朱毛红军以扩江北地方暴动取联络, 以争取广东先胜利的前途”。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 1930年3月2日) 批评红七军攻打南宁是偏于割据, 离开了争取广东先胜利的前途。在红七军攻打隆安失败后转向桂黔边境游击时, 中共云南省委提出希望红七军一部到云南打游击, 中央即致信制止, 指出“左右江的斗争要向着广西东北部发展, 才能与湘粤赣斗争配合, 入滇是转向边僻的区域, 是一种保守观念, 非常不利于发展的前途”, “是不正确的” (《中央给云南省委信》, 1930年3月20日) 。为了实现“广东先胜”的战略意图, 加强对红七军的指挥, 中央把红七军划归南方办事处, 并指示南方办事处统一指挥两广及福建的军事工作。1930年4月, 中央即致信红七军前委, 批评其执行中央指示不力, “没能很快的集中力量, 根据中央指示发展的路线, 向着柳州、桂林取道湘粤边界向广东江北西江发展……久留左右江卒至被敌人将你们切断” (《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的信》1930年4月20日) , 催促红七军加快取道湘粤边界向广东发展。6月, 中央发出给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信, 命令红七军“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 向着广东的西北发展” (《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信》, 1930年6月16日) 。9月, 中央派出南方局代表邓拨奇到达右江地区, 传达中央要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 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命令。

三、百色起义过程, 中央对俞作柏、李明瑞并不信任

当初蒋介石策反俞作柏“倒桂”时, 俞作柏先征求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才同意出山“倒桂”。俞、李主政广西时即主动邀请我党与之合作, 我党入桂并渗透广西省政府和军队也是他们同意或默许的, 应该说他们是可以信任的。但中央不信任他们, 认为俞、李的广西政府与军阀政权无异, 实行的是改组派的政纲。1929年10月8日, 中央致信广西特委, 指示绝不能被其改良主义所迷惑, “广西党应毫不犹豫的予改良派以政治上、组织上公开的打击, 要尽量的驳斥改组派的改良理论, 对于广西政府的改良主张都须加以无情的反对, 对现已开火的军阀战争要加双方以攻击, 号召群众直接起来反抗”, 并坚决反对吸纳俞、李入党。中央指出, 俞、李“这些改良主义当权分子, 我们在政治上总是与之对立, 他总处在一个被革命地位”, “即使这些当权分子中, 有倾向于我们党的人, 但当其在位一天, 我们总不能与之发生正式的组织关系”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 1929年10月8日) 。1930年2月, 红七军制定进攻南宁的计划, 并出兵隆安, 对此, 中央批评七军前委是“助长旧势力的发展”。这里的“旧势力”, 显然是指俞、李的势力。直至1930年6月, 中央还严令红七军“坚决改变原有的旧的军官成分”, “丝毫不让李个人在军队中占据领导”, 并“坚决反对他入党”, “驱逐他离开该地” (《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信》, 1930年6月16日) 。而俞作柏由龙州败逃到香港后, 中央仍不断向他筹款索钱, 由三二千元到一百几十元都要。但当俞作柏提议再回左右江领导军事斗争, 即遭中央的拒绝。因此, 事实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 中共中央对俞、李于充分的信任。

四、对中共中央与百色起义的见解

首先, 中共中央对百色起义的指导表现了其在土地革命初期这样一种思路:通过共产党掌握的革命军队举行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暴动, 迅速占领广州, 建立苏维埃政权, 汇合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 首先取得广东一省的胜利, 进而进军湖南、湖北, 占领武汉, 再将革命向北推进, 掀起革命的新高潮。中共中央的上述思路, 是执行中共六大相关决议。六大指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1928年7月9日) 中共中央认为两湖和广东是夺取一省或数省政权最具备条件的省份。

其次, 这种思想阻碍了红七军在左右江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云南方向发展。百色起义持续一年多时间, 只占领右江沿岸的各县, 向贵州、云南方向发展也遭到中央制止。如果中央派选中央大员来广西开展工作, 并积极向贵州、云南方向发展, 则有可能开创更大的有利局面, 因为从当时的条件看, 桂、滇、黔三省显然比粤、湘、赣三省更有利于开创工作。而中央对俞作柏、李明瑞的不信任, 也更丧失了开创更大局面的机会。

最后, 尽管受中央上述总体思路的桎梏, 广西党和红七军前委在执行中还是有所“超越”。如起义前, 中央对广西党在兵运工作中尽做军官运动的批评, 邓小平等广西革命领导人并没有完全拘泥于中央指示, 而是继续花力气做军官运动, 尤其是体现在争取李、俞的工作上, 如果没有争取得李、俞, 党根本无法控制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 也不可能把这些部队拉到左右江发动武装起义。红七军按照中央指示北上途中, 也并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要求攻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 使部队减少了损失, 等等。这种敢于超越中央对百色起义指导偏失的精神, 体现了邓小平等红七军领导人的超凡胆量和务实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