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草地一声枪响！17岁司号员就地枪毙，下令的政委，数月后战死直罗镇

1935年11月21日拂晓，陕北直罗镇，枪炮声震得山梁上的黄土簌簌往下掉。

冲锋的队伍里，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举着驳壳枪冲在最前面。子弹从他身边擦过去，他连腰都不弯一下。一颗冷枪打过来，正中胸口，他晃了晃，栽倒在黄土坡上，再没起来。

他叫黄甦，广东佛山人，红一方面军的师政委。几个月前，他刚刚签发了另一道命令——枪毙一个十七岁的红军司号员。

那个司号员叫贺敏仁，是贺子珍的亲弟弟。

从粤剧艺人的儿子到敢死队队长

黄甦这个名字，在今天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在1930年代红军里面他是响当当的一个“虎将”。
1908年他出生于佛山禅城一个穷苦的粤剧艺人的家庭，当他十五岁的时候家里实在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他就一个人到香港来谋生，在一个洋行做杂工，烧饭、拖地冲厕所一直到深夜。累得他的腰都直不起来。
但是他并不认命，他离开这个洋行以后就跟着一个电工学手艺，很快他也成为一个技术上比较精通的电器工人。

也正是在香港的时候，他就接触到工人运动了，在大街上到小巷里去贴标语、分发传单使自己成为在工人群众中间的一个活跃分子。

省港的大罢工开始的时候他被任命为纠察队的支队长带着他的队员巡视海岸封锁港口搜捕私运货的人。邓中夏同志称赞他是“五虎将”之一。
1927年在广州发生了一次很大的起义，黄甦是工人赤卫队敢死队的一个队长，在这次起义失败以后他就退到香港来继续做地下工作，他曾经担任过摩托车职工总会的书记、广东省委的常委兼军委员会的委员。

1930的时候他被派到了福建苏区里面去参加红军了，他在红十二军政委、红三十四师政治委员，在中央红色根据地的时候参加了几次反“围剿”的斗争。

长征的路上，黄甦和李聚奎他们两个人组成了一个红军的一师在里面打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四渡赤水以及强渡大渡河然后去策应飞夺泸定桥。这个从洋行里出来的一个电器工人他竟然自己练成了一个能带兵打仗的红军高级指挥员。

草地上的那声枪响

在草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贺敏仁被抓住了。17岁他在红一军团里面做司号员，因为已经三天没有吃饭所以他就偷拿了喇嘛庙的一百多块钱，在外面找藏族人去买糌粑吃。

这件事情是通过第一个报告给黄甦了，说是拿钱。第二次的时候就说这是银元，第三次就是说这个小伙子他拿了寺庙里一千多个银元破坏了民族政策。
当时就命令把贺敏仁绑起来带到草地里面去，在太阳光下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枪声响起十七岁的少年倒在草地上去了，他的铜号也在草丛当中滚下来了。在清理他的遗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搜到任何银元。

后来才知道，在贺敏仁被处决之前，师部确实给中央打了请示电报，可是这封电报在途中还没有到的时候，人就已经不在了。
贺子珍听说自己的弟弟被枪毙了的消息之后，背着身子哭了一场，也没有跟正在指挥突围的丈夫提起。

直到长征到了陕北以后，她才把这个事情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沉默了半天之后说了一句话：“一百来个铜板也就是一元钱吧！为什么偏要夸大到一千倍呢？他还是一个孩子嘛。”可是毛泽东并没有追究谁。

那个签了字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他的理由很简单，红军的纪律是一样的，没有例外。签了字的人也没有受到处分，并且也没有追查他们。这是因为，在战时传递信息出了差错，一个人承担不起这个责任。黄

甦他自己心里肯定是很不痛快吧！到了陕北的时候他的话更少了，打仗也拼得更加厉害了。
1935年十一月，直罗镇的战斗开始了。这是一个关系红军能不能在陕北站住脚的问题，在后来的人们的眼里说起来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建立起来了。

黄甦当时已经被任命为七十三师的政治委员，并且已经发了调令下去了。他本来可以不去前线，等到新的单位成立之后他就去报到了。

但是他自己主动的要求留下参加了这一场战斗，就在十一月的二十一号，在拂晓的时候开始总攻，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向敌人重兵驻守在山上进行猛烈地进攻。双方互相争夺着山头。

黄甦当时冲在最前面在他带领了自己的士兵夺取了他们所要夺去的一个山头之后他就受了伤牺牲了，他才二十七岁。
两个年轻人的命，同一条路上的灰

毛泽东在这次的战斗结束以后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是准备用我们的生命来换得全国全世界工农阶级的解放，黄甦同志是一个中央委员所以他的死是有意义的。”直罗烈士陵园里，在所有的烈士的名字当中排在第一个就是黄甦，他墓碑上所写的生平写道他在2013年立了纪念碑。

今天再去翻这段历史，与其说是在看一个“因果轮回”的故事，不如说是在看一代人的宿命。他们用命守住了那根线，而那根线，后来真的把队伍带到了陕北，带到了胜利的那一天。

可胜利的那一天，贺敏仁没有看到，黄甦也没有看到。他们一个倒在松潘草地的冷雾里，一个倒在直罗镇的黄土坡上，中间隔了不到半年。

今天再走那条路，毛儿盖的沼泽早已干涸，直罗镇的山坡上开满了野花。当地人也许不知道，八十多年前，这里曾倒下过一个十七岁的司号员和一个二十七岁的师政委。

他们的名字，一个留在贺家的家谱里，一个刻在烈士陵园的石碑上。历史没有如果，也不能重来。我们能做的，就是记住那根用生命守住的纪律之线，记住那支从绝境中走出来的队伍，记住那些倒在胜利前夜的年轻人。

他们没有等到天亮，但他们本身就是黎明前最亮的那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