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张泛黄的信纸，边角已经被摩挲得起了毛边。哪怕到了今天，偶尔翻开抽屉最底层看到它时，我的心依然会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那是1995年10月18日的深夜，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屋里点着买来的两根便宜红蜡烛。
那是我的新婚之夜。坐在床沿上的新娘叫陈小满，是我的高中同桌。那天晚上，她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宽大红毛衣，身子微微发抖，双手死死护着已经隆起五个月的肚子。
在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后，她没有抬头，而是哆嗦着从袖口里摸出了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顺着薄薄的红双喜床单，一点点推到了我的面前。
我认识陈小满，是从1989年的那个夏天开始的。那时候我们刚上高一，她坐在我旁边，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蓝白校服，马尾辫扎得很高。她理科成绩极好，而我只是个成天琢磨着去哪里打台球的混小子。
每次我厚着脸皮抄她的数学作业，她都会微微皱眉，用笔杆敲敲我的桌子，小声说一句：“林周，你总是这样，以后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那时的陈小满，眼睛里是有光的，带着点小镇姑娘少有的清高和倔强。后来一切印证了她的话，她考上了省城的幼师，而我落榜，顶了父亲的班，进了镇上的齿轮厂当了一名翻砂工。我们的生命轨迹就像两条短暂相交的线，在那之后迅速滑向了不同的方向。
直到1995年的初秋。
那天厂里休班，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去镇边缘的废弃水库边钓鱼。秋天的傍晚风很硬，水库边荒草丛生。我正准备收竿回家，余光瞥见不远处的斜坡上站着一个女人。她呆呆地看着深不见底的墨绿色水面，身子直直地往前倾。
我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扔下鱼竿扑了过去，一把揪住了她的后衣领，两个人重重地摔在长满毛刺的野草堆里。我刚想骂人，那个女人转过头，凌乱的头发贴在惨白的脸上。我看清了她的脸，到了嘴边的脏话瞬间咽了回去。
是陈小满。
只是眼前的陈小满，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一丁点影子。她瘦得眼窝深陷，整个人像是一张随时会被撕碎的旧报纸。更让我震惊的是，她穿着一件极为宽大的男式外套，但依然掩盖不住高高隆起的腹部。
她认出了我，没有嚎啕大哭，只是用一种极其空洞的眼神看着我，声音哑得像砂纸摩擦：“林周，你为什么不让我死？”
那天晚上，在镇上唯一一家通宵营业的羊肉汤馆里，我看着她狼吞虎咽地喝下三大碗热汤，才慢慢拼凑出了她这几年的遭遇。
在省城读书时，她认识了一个来南方做批发生意的男人。那个年代的小镇姑娘，哪里见识过那种能说会道、会送收音机和丝巾的男人。男人许诺会在城里买房娶她，小满信了，把自己的一切连同东拼西凑借来的钱都交给了他。
结果，在她发现自己怀孕的第二个月，那个男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联系不上了。学校知道这件事后，以作风问题将她开除。她走投无路回到镇上，迎来的却是父亲狠狠的一记耳光，和被彻底扫地出门的绝望。
在1995年的小镇，一个未婚先孕被赶出家门的女人，背负的骂名足以将人活活压死。她已经在桥洞底下睡了三个晚上，兜里连买一个馒头的钱都没有了。
羊肉汤馆的白炽灯在头顶晃悠，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我看着她护着肚子的手，不知道哪里来的冲动，或许是因为多年前那个总让我抄作业的马尾辫女孩一直藏在我心里，又或许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一个大活人被逼上绝路。
“小满，”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破旧的饭馆里响起，“你要是不嫌弃我穷，咱们去领证吧。”
陈小满猛地抬起头，手里捏着的半个烧饼掉在了桌上。她死死盯着我，眼里满是荒谬和难以置信：“林周，你疯了？我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都五个月了！”
“孩子生下来跟我姓林，就是我的种。”我掐灭了手里的烟，不敢看她的眼睛，只能盯着桌面的油污，“你一个人，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怎么活？”
当我把陈小满带回家，坦白要娶她的那一刻，我爸抄起炉子旁边的火钳就砸了过来，我的额头瞬间被划开了一道大口子，血流了半边脸。我妈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骂我是被迷了心窍的讨债鬼。
狐狸精
厂子里的工友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全天下最大的傻子，“买一送一”、“喜当爹”这样刺耳的词汇，每天都变着花样地钻进我的耳朵，但我咬着牙硬挺了下来。
后来我从家里搬了出来，在厂区后面的棚户区租了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平房。四周的墙皮大片大片地剥落，下雨天屋顶还会漏水。我用报纸糊了墙，买了锅碗瓢盆，又去扯了两米红布，权当是结婚的仪式。
没有酒席，没有亲友，我只是在厂里给几个相熟的工友发了一圈大白兔奶糖，就算是宣告了我的婚事。
新婚夜那晚，雨水打在石棉瓦的屋顶上，发出噼里啪啦的闷响。红蜡烛的火苗随风摇曳，我和陈小满坐在床的两头，谁也没有先开口。空气里弥漫着廉价受潮煤球的气味和一丝尴尬的沉默。就在这时，她把那张纸条推到了我面前。
那是一张从粗糙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是她熟悉的、娟秀的钢笔字。上面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