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理工裴轶，刷到一个有点意思的事情，与武大有渊源

关于北理工裴轶，刷到一个有点意思的点：裴轶在北理工是法学院的院长助理，院长李寿平是武大法学博士，也是她的宗门师叔！

李寿平在武大读博时候的师兄是许光耀，两人都是武大国际法方向博士，属于武大法学黄金一代毕业生。

许光耀后来在南开大学当教授、博导的时候，收了一个博士生，就是裴轶。

所以，后来裴轶找工作，就去北理工，做自己师叔的助理。这是不是很像高育良的说的那句经典台词：“汉大帮，主观上没有。”

更有意思的是，许光耀和李寿平两人都是中国欧盟法研究会副会长，两人在欧盟法、竞争法领域有学术交集，经常共同参加学术会议。

许光耀曾经去英国 Abertay大学做访问学者，接受的是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资助。

武大国际法这个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也真不小。

曾令良先生那一辈人带出来的博士，如今散落在各大法学院的关键位置上，彼此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学术会议上是同台嘉宾，项目评审里是彼此的名字。

许光耀和李寿平这对师兄弟，一个深耕反垄断法，一个把着国际法和空间法的关口，研究方向有重叠但又不完全重合，这种关系在学术圈里最舒服——能合作，又不至于抢饭吃。

裴轶的履历本身是硬的。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国际商法硕士，南安普顿大学的海商法硕士，南开大学竞争法方向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博士后。

这条路走下来，英伦海商法的底子加上国内竞争法和知识产权的训练，方向换了几次，但每一步都踩在法学就业的热门赛道上。

进北理工法学院做助理教授，同时挂上院长助理的行政头衔，对于一个刚出站的博士后来说，这个起点不算低。

院长助理这个位置，在高校行政序列里算不上什么正式职务。

没有级别，没有独立的分管领域，说白了就是帮院长跑腿、协调、写材料、盯项目。

但这个位置有一个隐性价值：离权力核心足够近。

学院的资源分配、人事安排、项目申报，院长助理往往是最先知道消息的那批人。

裴轶在这个位置上，既做教学科研，又参与外事和教学管理，涉外法治人才基地的建设进展也是她在跟进汇报。

一个年轻老师能接触到这些，说明李寿平对她的信任程度不低。

学术圈的人才流动，从来就不是一张白纸。

导师带出来的学生，学生去了导师同门的地盘，这中间的默契不需要写在合同上。

许光耀把裴轶引到北理工，李寿平收下这个师侄，两边都体面。外人看是裙带，圈里人看是传承。

区别只在于，这个被引荐的人自己能不能站得住。

裴轶在北理工这几年的表现，从公开信息看是合格的。

2024年拿了北京市法学会“百名法学青年英才”，还评上了全校最受欢迎专业课教师。

智慧树平台上她牵头的《数据法学》课程选课人数和互动数据都拿得出手。

主持的课题从工信部到中央网信办，级别不低，方向集中在数据安全、智能网联汽车、平台反垄断这些当下最热的议题上。

这些成果说明，不管是谁把她领进门，后面的路是她自己走的。

但“自己人”这层底色，在关键时候会变成一道护身符，也会变成一根刺。

护身符是资源向你倾斜的时候不需要解释，刺是出了事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先看你身后的那张网。

裴轶最近翻车的那门通识选修课，《数字时代的女性权益保护》，和她深耕的竞争法、数据法、知识产权法八竿子打不着。

一个反垄断方向的学者去开性别议题的课，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

课程群里的“巧克力属性”劝退话术，被人拆解出“狗吃巧克力会死”的隐喻，紧接着网上流传的“我支持男的低人一等”的截图，直接把事情推到了性别对立的火药桶上。

课程被叫停。学校给的理由是“不满足大家期待”。

裴轶在群里通知停课的时候，措辞克制，只说了学分和选课联系教务。

但这个事在网上已经发酵了，一个985高校的院长助理、最受欢迎教师，因为一门选修课的言论被推上风口浪尖。

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裴轶的学术底子跟性别研究毫无关系。

她讲数据法、讲平台经济、讲知识产权，这些课她上得稳。

一旦跨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又用了那套圈子里的“内部话语”去跟学生沟通，出事几乎是必然的。

“巧克力属性”这种表达，在熟人之间可能就是个玩笑，放到课堂上，面对一群不熟悉你的本科生，就是在给自己挖坑。

学术近亲繁殖这件事，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界都存在，程度不同而已。

武大国际法这一脉，曾令良带出来的博士们，如今分布在多所高校的关键岗位上，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学术网络。

许光耀和李寿平都是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律研究分会的副会长，这个圈子的紧密程度可见一斑。

裴轶作为许光耀的学生进入这个网络，然后在李寿平手下做事，每一步都在这个网络的辐射范围之内。

问题不在于网络本身。

学术圈需要传承，需要师承脉络，需要有人把研究方向接续下去。

问题在于，当这个网络过于封闭，外部的人进不来，内部的人出不去，评价标准开始围着关系转而不是围着能力转的时候，这个圈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自说自话。

裴轶那门性别课的翻车，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信号：一个在竞争法领域训练有素的学者，被放到了一个她完全不擅长的话题上，然后用一种只有圈内人听得懂的姿态去面对公众，结果就是两边都接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