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政委双双牺牲！吕正操：此战后中央取消政委最后决定权！

1942年6月8日拂晓，河北肃宁雪村，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刚抵达宿营地，敌情便从四面压了过来。

侦察员报告，沧州方向出现五六十辆汽车，肃宁、献县、饶阳一带的日军也在调动，东北方向已经响起枪声。村庄还没来得及安顿，包围圈便开始收紧。

这场战斗的沉重之处，不仅在于两位主要指挥员相继牺牲，更在于它直接促成了军队指挥体制的一次调整。战场上的一个分歧，最终牵动了中央军委对军事指挥原则的重新明确。

事情要从日军对冀中发动的“五一大扫荡”说起。1942年5月至6月，日军调集优势兵力，采取分进合击、层层封锁的办法，试图压缩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空间。

冀中军区据此要求各部队避开敌人锋芒，不与大股日军硬拼，设法跳出包围，转入外线。第八军分区接到部署后，常德善和王远音率部转移，6月7日到达湾里、泥马头一带。

此时，分区通过电台与军区及第九军分区取得联系，掌握了较为准确的敌情。常德善长期从事军事指挥，判断敌军很可能继续合围，主张连夜向子牙河方向转移。

王远音考虑的却是另一层问题。子牙河一带群众基础较弱，部队若一遇敌情便离开原有区域，容易影响群众对抗日力量的信任。两人的出发点不同，一个着眼于军事安全，一个关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

据吕正操回忆，两人经过讨论后，常德善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尊重当时政委在部队中的最后决定权，部队遂向雪村一带移动。这个决定并非怯战，而是当时指挥制度下必须遵循的原则。

“敌情已经到了眼前，不能再停留。”常德善的判断很明确。

王远音则认为：“部队离开太快，群众工作会受到影响。”

谁也没有想到，短暂的争论会在第二天变成无法挽回的代价。

6月8日清晨，部队刚开始布置警戒，日军汽车队和步兵便从多个方向逼近。常德善立即命令一部兵力留下掩护，自己带主力突围。部队冲过河肃公路后，敌军骑兵和汽车已经迂回到两翼，包围逐渐形成纵深。

几次冲击未能打开缺口，常德善只得分路突围，亲自率一个连向西南方向进攻。激战中，他右脚中弹，身上多处负伤，仍命令销毁文件，要求机要人员和电台人员换上便装，尽量分散突围。

他拿起机枪掩护部队。左手再次负伤后，仍用肩膀顶住枪身射击，并让警卫员突围后赶往白洋淀，向地委报告情况。警卫员刚离开不远，便被敌军机枪击中，常德善也在战斗中牺牲。

另一处，王远音率部突围时同样负伤。行动受限、敌情危急之际，他不愿拖累战友，也不愿被敌军俘获，最终以身殉国。司令员和政委同时失去指挥，部队只能分散突围，直到夜间敌军撤退后，幸存人员才陆续集合。

雪村一战中，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第 thirty团政委汪威、副团长肖治国以及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干部牺牲，部队损失十分严重。

常德善1911年出生于山东峄县，幼年家贫，六岁便替人放牧。17岁参加红军，曾担任关向应的勤务员，后来成长为警卫团团长。红二军团转战湘鄂西期间，他曾在危急时刻背负贺龙脱险，深得信任。

抗战爆发后，吕正操将他调到冀中。到第八军分区任职后，常德善以果断善战闻名，指战员对他十分敬重。王远音则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抗战后进入晋察冀军区工作，长于政治宣传和群众组织。

常德善牺牲后，当地群众找到他的遗体，发现身中多处枪伤。遗体安葬不久，因告密被日伪军挖出，头颅被割下示众。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遗骸得到重新安葬，贺龙还为其撰写碑文。

雪村战斗的教训，很快传到冀中军区和中央。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拥有军事行动最后决定权的规定，明确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由军事首长作最后决定。政委仍负责政治工作，并参与部队重大问题的讨论，但军事行动必须由熟悉战场情况的军事主官承担最终责任。

这项调整不是对政治工作的否定，而是对战场指挥规律的确认。雪村村外倒下的两位指挥员，以极其惨痛的代价，让一条指挥原则从牺牲中被重新写入军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