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印度刚在纽约等来一波“助攻”,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V4,第一次以“V4+印度”形式举行外长会,四国公开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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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媒体一下兴奋了:是不是“入常”这扇门,终于又被推开了一点?可别急,就在同一个联合国体系里,前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刚刚经历了一场更残酷的现实教育。
第三轮秘书长意向投票,她只拿到1张鼓励票,却吃到11张劝阻票,随后直接退选,另一边,哥斯达黎加的格林斯潘虽然拿到9张鼓励票、暂时领先,背后却还挂着5张劝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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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明白没有?联合国这种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我支持你”,真正值钱的是到了最后关头,手里握着关键权力的人没有站出来说一句“不”。
所以印度现在最该看的,根本不是又多了四个国家鼓掌,而是那道真正决定能不能进门的门槛,到底有没有松动,这才是整件事真正的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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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这次得到V4四国公开支持,当然不是没有分量,法国今年2月再次正式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成员,英国过去也多次表达类似立场,俄罗斯长期支持印度在改革后的安理会获得常任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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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克里姆林宫又重申,俄罗斯支持增加新的常任成员,但同时坚持保留现有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制度。
表面看印度的支持名单已经越来越长,可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有多少国家鼓掌”,而是这个位置根本没有一把空椅子等着新德里去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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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安理会有15个成员,其中5个常任理事国是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另外10个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大选举产生,印度如果要增加一个新的常任席位,就意味着必须修改《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安理会结构。
《联合国宪章》第108条把门槛写得很清楚:修正案需要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通过,还要由三分之二会员国按照各自宪法程序批准,而且批准国家中必须包括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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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这不是联大里多拉几十票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常任理事国单独点头就能解决的问题,五常全部批准,是任何实质性扩员方案绕不开的法律门槛。
所以我认为,V4的支持对印度有外交价值,支持更多,只说明印度的外交声量增加;真正困难的程序,反而还在后面,第一道门槛不是掌声,而是能不能把支持变成一份真正可以修改宪章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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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印度入常迟迟难以落地的,并不是印度一个国家够不够资格,而是所有国家对“怎么改”根本没有形成统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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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德国、日本和巴西组成G4,长期主张同时扩大常任和非常任席位,G4提交联合国的改革模型提出,安理会可以从现有15席扩大到25或26席,新增长期安排中包括6个常任席位;其中非洲2席、亚太2席、拉美和加勒比1席、西欧及其他地区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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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还提出,新常任成员原则上应承担与现有常任成员相同的责任,但改革生效后的前15年暂不行使否决权,15年后再进行审议,这个设计看起来是在找折中,可争议马上又来了。
非洲国家长期要求纠正没有常任席位的历史性代表不足,一些中小国家则担心,如果只是把几个大国再变成新的永久成员,普通国家进入安理会的机会未必真正增加,还有“团结谋共识”等国家主张增加可轮换席位,而不是新增常任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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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今年1月在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中再次说明立场:支持对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改革,提高权威和效率,改革必须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优先解决非洲的合理诉求。
涉及席位类别、否决权、地区代表性、安理会规模和工作方法等问题,应通过充分协商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一揽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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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表态其实点出了改革最难的地方,印度想要常任席位,日本、德国、巴西也有诉求,非洲要求解决历史性代表不足,中小国家又希望扩大自身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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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竞争,刚好把这种逻辑演示了一遍,9月18日,安理会15个成员举行第三轮下一任秘书长非正式意向性投票,此前知名度很高的巴切莱特,只获得1张鼓励票,却收到11张劝阻票和3张不表态票。
两天后,她宣布退出竞争,她曾两度担任智利总统,也担任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履历并不弱,但在秘密投票中失去足够支持后,继续参选的现实空间已经很小。
她任联合国人权高专期间,围绕新疆问题确实同时承受过西方压力和中方批评,但第三轮意向投票没有公开每张票来自哪个国家,外界无法确认那11张劝阻票的具体来源,更不能把退选原因直接归到某两个国家头上。
巴切莱特退场以后,格林斯潘暂时排在前面,她第三轮获得9张鼓励票、5张劝阻票和1张不表态票;圭亚那候选人罗德里格斯-伯基特拿到8张鼓励票、6张劝阻票和1张不表态票,两人只差一张鼓励票,所以“遥遥领先”同样不准确。
秘书长最终由安理会推荐,再由联合国大会任命,到了正式推荐阶段,候选人需要至少9票支持,同时不能遭到五个常任理事国任何一家的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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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格林斯潘现在真正需要看的,不只是9张鼓励票,而是5张劝阻票以后怎么变化,第三道门槛由此很清楚:排名第一不等于已经过关,关键仍然是能否形成跨阵营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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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镜头转到德国,这里发生的是另一种“共识变贵”,9月6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AfD拿到43.8%的第二票,排名第一,CDU只有17.2%。
两周后的9月20日,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再次投票,AfD以约38%的得票位居第一,默茨所在的CDU只有4.9%,甚至没有跨过进入州议会通常需要的5%门槛,默茨随后把这个结果称为一场“灾难”。
可同一天的柏林并没有出现同样方向,柏林选举中,左翼党拿到约四分之一选票排名第一,CDU和AfD都落在后面,一个地方明显向右,另一个城市明显向左,共同承压的却是传统中间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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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德国最近的变化不能简单概括成“整个国家全面右转”,更准确的说法是,政治版图正在进一步碎片化,不同地区的选民把经济、住房、能源、移民、养老金以及对联邦政府的不满投向不同政党,俄乌战争和能源冲击确实改变了德国经济环境,但它不是解释全部变化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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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恰好和联合国发生的事情形成对照,联合国正在努力寻找一个不同大国都能接受的人选,德国国内却越来越难由传统政党把不同利益重新装进同一个政治联盟,第四道门槛因此不是谁突然变强,而是政治中心还能不能重新形成足够稳定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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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印度入常、秘书长竞选和德国地方选举放在一起,三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故事,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现实:今天最稀缺的不是立场,而是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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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已经获得不少国家公开支持,V4的加入又增加了外交声量,但真正改变安理会结构,需要三分之二联大成员通过、三分之二会员国批准,并包括五常全部批准。
俄罗斯支持扩员,也支持印度获得常任席位,但俄方同时明确维护现有否决权制度;中方支持合理改革,强调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代表性,并主张通过协商寻找一揽子方案,各方并非都反对改革,真正难的是对改革后的结构仍有不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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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竞选也是如此,巴切莱特的经历说明,履历和名气不能替代安理会接受度;格林斯潘暂时领先,也必须继续处理劝阻票。
联合国成立80多年还没有女性秘书长,这次产生首位女性秘书长的呼声很高,但这是一种政治期待,不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硬条件,最后能走到终点的人,依旧需要跨过五常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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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则从另一侧说明了同样的问题,AfD可以在东部州拿到第一,左翼党也能在柏林领先,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已经朝一个单一方向移动,而是传统政治共识受到两边挤压。
未来任何德国政府要推进养老金、财政、能源、移民和对外政策,都需要在更碎片化的议会与社会里重新寻找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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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安理会改革讨论了多年,始终难在最后一步,任何方案只要让一部分国家觉得自己得到席位、另一部分国家觉得自身利益被压缩,就很难越过修宪门槛。
对印度来说,多一个支持者当然有价值,但真正需要积累的,是对整套改革方案的接受度,而不是只围绕“印度该不该入常”这一道题反复计票。
说到底,席位只是表面,真正难的是各国如何一起重写规则,所以回到最开头,V4四国力挺印度当然值得关注,但“五常变六常”仍然只是一个吸引眼球的问号,而不是已经启动的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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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认为今天看联合国最值得抓住的一条线:支持票可以买来声量,领先可以制造期待,地方选举可以放大情绪,可制度真正向前一步,最终还是要有人把分歧重新拼成共识。
第五道门槛,也是最难的一道门槛,从来不是谁喊得最响,而是谁能让必须参与的人最终都坐下来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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