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3年9月22日，北京。70岁的乔冠华因病离世，守在病床边的章含之悲痛失声。两人的婚姻只有十年左右，却成为章含之后半生反复回望的一段往事。她晚年曾感叹：“我的爱情太短了。”这句话并非故作感伤，而是经历了长期陪伴、疾病折磨和骤然失去之后，留下的真实感受。
乔冠华留给公众最鲜明的形象，是1971年联合国大会上的那张笑脸。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决议。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首次进入大会现场，面对记者提问，乔冠华仰头大笑，神情中有外交家的从容，也有多年积压后的释放。
那时的乔冠华已经不是普通的外交官。他早年以文章见长，国际问题评论犀利有力，曾使用“乔木”这一笔名。由于胡乔木也使用过这个名字，南北之间一度出现“南乔”“北乔”的称呼。后来在毛泽东建议下，乔冠华恢复本名，胡乔木则保留了自己的姓名。
乔冠华的文字有锋芒，性格也有棱角。熟悉他的人形容他既有学者的分析能力，又有文人的热烈气质。毛泽东曾肯定过他的文章，但也批评过他文字过于硬朗。这样的性格，使他在外交场合敢于表达，也让他在日常生活中显得不易亲近。
真正改变乔冠华生活的，是龚澎。1942年，两人在重庆相识。龚澎精通英语，才思敏捷，长期从事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两人都是知识分子，又都投身民族救亡事业，周围朋友曾打趣说：“一个才子，一个才女，确实般配。”
1943年，乔冠华与龚澎结为夫妻。新中国成立后，龚澎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新闻司司长，工作繁重，能力出众。两人共同走过近三十年。遗憾的是，长期劳累损害了龚澎的身体，1970年9月20日，她因病去世，年仅55岁。
龚澎离世后，乔冠华一度难以排遣悲痛。朋友回忆，他曾在电话中声音沙哑地说：“老符，我受不了了，你有空来陪我聊聊吧。”这位在外交场合谈笑自若的人，回到私人生活里，也会显露出脆弱和无助。
章含之是在这样的时期走近他的。1971年，她进入外交部工作，并随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两人早年见过面，却谈不上熟悉。一次在外交部楼梯间，章含之看见身形佝偻的乔冠华，旁人提醒她：“前面那位是乔部长。”她很难把这个人同记忆里那个严肃挺拔的外交家联系起来。
有意思的是，他们真正加深了解，并不是从浪漫场景开始。乔冠华曾当面问她，为什么迟迟没有把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送给自己。章含之当时十分尴尬，觉得对方言辞严厉。后来乔冠华却主动解释：“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别放在心上，我那时心情不好。”
这句解释，反而让章含之看见了他的另一面。乔冠华刚失去相伴多年的妻子，章含之也有过不顺利的婚姻，两个人都清楚，重新进入一段感情并不容易。年龄差距、家庭关系以及外界议论，都让他们迟疑过。
乔冠华在感情上并不善于掩饰。有一次章含之独自外出，他因失落喝下许多酒，反复念叨她的名字。章含之赶到时，看到的不是外交场合那个锋利的“乔老爷”，而是一个害怕再次被抛下的老人。她后来决定留下，关系才逐渐稳定下来。
1973年年底，60岁的乔冠华与38岁的章含之结婚。婚后生活并非没有波折，乔冠华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章含之也承受了不少压力。但在夫妻相处中，她承担了照料和陪伴的责任，两人曾有过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
1977年，乔冠华突发晕厥，检查发现患有严重冠心病，随后又被确诊为肺癌。病痛没有立刻击垮他，他对章含之说：“为了你，我一定要治好。”章含之则把主要精力放在照护丈夫上，在病床旁安置小床，夜里稍有动静便立即起身。
1982年，乔冠华病情一度得到控制。可是到了1983年9月，癌细胞扩散，病势迅速恶化。他被送医时还安慰妻子：“大概只是肺结核犯了，没事的。”这句话后来成了章含之记忆中最难承受的细节之一。
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长时间无法摆脱悲痛，甚至将骨灰放在卧室中相伴。朋友杜修贤劝她振作，她只说：“我没有力气了，我活不下去了。”对方回答：“你要为老乔活下去。”这句话，成为她重新面对生活的支点。
1985年清明节前后，乔冠华的骨灰安葬于苏州一处公墓。墓碑上除了姓名，还刻有他喜爱的《过零丁洋》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章含之而言，婚姻留下的并不只是十年光阴，还有一段在疾病和离别中被反复确认过的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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