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河南临颍县城边上，有个三千多口人的村子，占地不到两平方公里，却走出了一条让全国侧目的路。它叫南街村。二十年间，它顶着“不提倡、不宣传、不扶持”九个字的定论，硬是活得风生水起。
话说回来，这条路一开始并不是选好的。八十年代初，全国农村刮起分田到户的风，南街村也跟着分了，地划到各家，面粉厂、砖厂包给了个人。谁能想到，没几年功夫，麻烦接踵而至。村里人经商的多，地要么转手亲戚，要么干脆撂荒；承包厂子的人赚了钱，承包款却拖着不交，工人工资也发不出，村集体的账本上空空如也。这样的日子，谁能咽得下这口气？
1984年，村支书王宏斌干脆把两个厂的承包权收了回来。两年后的春节刚过，村委会一张告示贴出，土地重新归集体统一耕种。这一收，就再没收回去。
从那以后，南街村就成了别人眼里的“异类”。九十年代初，理论界正为“姓社姓资”吵得不可开交，人家偏偏反着走，想不被议论都难。据说是有人写了调研报告层层上报，最后传回来的反馈只有冷冰冰的九个字。没有批评，没有禁止，也没有肯定，可这九个字比什么都厉害，宣传口径里没它，媒体报道绕着它，政策资金也不往这儿流。研讨会上谁提南街村，主持人立马岔开话题，那种心照不宣的回避，明眼人都看得懂。
银行这一关最是扎心。村办企业要发展，没钱寸步难行。到了2003年前后，几家银行先后对它亮了红灯。2004年，村账上只剩七十多万，二十多个企业嗷嗷待哺，万把口人等着吃饭，生产线一条条停下来。怎么办？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只能靠自己。村里发动群众集资，村民掏出压箱底的钱，职工一点点融资，硬是把机器重新转了起来。王宏斌后来说起这段，语气平静得很，只承认是“经营管理不善”，还说资本主义也有企业垮台的，不能一出事就赖制度。
其实南街村的生存哲学，就四个字，外圆内方。对外，它和市场上的任何企业没两样，跑销售、签合同、拼价格。当年为了打开北京市场，王宏斌和副村长拉着面粉挨家食品厂敲门，人家嫌是农村产的根本不要。他不慌不忙，白送一车做试验，再便宜一分钱卖，化验结果一出来，指标比对方现用的还好，十几家厂的门就这么敲开了。1988年花20万上方便面设备，到1991年，南街村成了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
对内，那是另一番天地。分配实行“工资+供给”，三成按劳，七成按需。住房集体建，家具电器空调配齐；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学费全免；看病村里报销，水电燃气分文不收。年轻人结婚办集体婚礼，老人住免费的康寿乐园，连身后事都由村里统一操办。这份保障，放眼全国的农村，能有几个村子做到？
当然，争议从来不少。有人算账说，从1986年到2008年，光贷款利息就付了10.56亿元，发展靠的是贷款堆积；有学者认为这是个“能人型的政治经济复合体”，离了王宏斌玩不转；还有人质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运作，谈不上民主治理。这些争论到今天也没个定论。可话说回来，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几座压在农民身上的大山，在南街村被集体实打实接了过去，这份获得感，是理论吵架吵不掉的。
如今的南街村依然热闹。2025年总产值达到21.33亿元，缴税7685万元；占地500亩、总投资20亿的食品工业园已经投产，方便面日产300多吨，部分产品还卖到了俄罗斯和蒙古。集团员工8362人，28家企业，近200个品种。每天清晨，《东方红》的旋律照常响起，国庆集体婚礼照办，新人收的贺礼是《毛泽东选集》。外人看着或许别扭，村里人却觉得，这就是自己的活法。
村里一个大学生写过一句话，说得实在：老一辈留下的最金贵的家底，不是那些企业，是“公心”两个字。是啊，中国几十万个村庄，有的靠区位，有的靠资源，有的靠政策，南街村靠的是一群认了这条路的人。路子好不好，纸面上争不出结果，村口老百姓的日子稳不稳，才是最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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