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54年3月，黄河水势陡涨，江苏丰县一带杀声震天。太平军将领曾立昌带着残部向南突围，为掩护士卒渡河，他亲率卫队回身迎战清军。此时的援军，早已不是出发时那支精悍队伍。
曾立昌跃马挺枪，试图撕开包围圈。清军在胜保指挥下，以密集火力压住冲锋，太平军卫队很快伤亡过半。身负重伤的曾立昌不愿受俘，纵马投入黄河，消失在翻滚的水流之中。
这场败局，不能只归结于清军兵多。曾立昌本人有勇有谋，临阵也敢于决断，可他率领的队伍在行军途中不断膨胀，军心和号令却没有同步稳固。兵力看似增加，真正能听令作战的老部却越来越少。
曾立昌是广西浔州人，早年便加入拜上帝教。金田起义后，他长期随军征战，经历了太平军由广西向湖南、湖北，再到江南发展的多个阶段。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并定都天京时，曾立昌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作战经验。
太平军北伐之初，林凤祥、李开芳率两万余人北上，曾立昌奉命留守扬州。这个安排看似是守备，实际上压力极大。扬州处在运河要地，清军一旦夺回此处，太平军在江北的据点便会受到牵制。
曾立昌守城约五个月，多次击退清军进攻。来犯者包括慧成、查文经、福济、雷以诚、琦善等人所部，兵力和名义都不弱。扬州能够稳住，说明曾立昌并非只会冲杀，他在调度守军、把握战机方面也有能力。
消息传回天京后，杨秀清称其“有大将才”，并将他擢升为夏官又正丞相。这个评价并不完全是虚誉。曾立昌的长处，在于敢打硬仗，也能在混乱中迅速抓住突破口。
北伐军在天津附近受阻后，林凤祥等人急向天京求援。1854年2月，杨秀清从有限兵力中抽出七千五百人，命曾立昌为主将，陈仕保、许宗扬为副将，组成北伐援军。
出发时，三人曾有过简短商议。
“此行只为救北伐军，不可恋战。”
“沿途若有阻拦，便打过去。”
“到了临清，军令必须统一。”
这些话并不复杂，却点出了援军此行的关键：速度比地盘重要，合兵比战果重要。
援军渡过黄河后，行动十分迅猛。由丰县刘家庄整顿后，太平军分路向山东推进，先后攻取金乡、钜野、郓城，又在东阿张秋镇会合，随后攻破阳谷、莘县、冠县。3月16日，临清州也被攻下。
这一段行军，足以证明曾立昌的指挥能力。清军在山东各地防线接连被突破，太平军长途奔袭，声势一度极盛。倘若按照原定方向迅速北进，援军有机会在阜城附近与林凤祥部会合。
偏偏临清州成了转折点。
援军中混入了大量新附人员，其中有捻众，也有投降清军。许多人看中了城中的财物，不愿继续北上。曾立昌主张绕过临清，直奔阜城，但军中意见已经发生变化。为了攻城和分取物资，援军在临清停留了十二天。
十二天，在平时并不算长。放在战场上，却足以改变局面。
城破之后，太平军内部又因分配不均发生冲突，老兵与新卒彼此不服，数千名新附人员趁乱投向清军。更严重的是，胜保得到喘息机会，迅速调集兵力，切断了援军与北伐军之间的道路。
曾立昌很快意识到局势已经恶化。他离开临清后，曾提出经故城县进入直隶，尽快与阜城的林凤祥会合。可是，陈仕保、许宗扬以及不少将领都倾向南撤。军中意见不能统一，主将的判断便很难变成全军行动。
这正是曾立昌失败的核心所在：他有大将的胆识，却没有完全掌握这支临时拼合起来的军队。出发时的七千五百人，沿途虽扩充到数万人，真正可靠的骨干部队却没有相应增加。队伍越大，号令越杂，决策越容易被各方利益牵着走。
撤退途中，清军连续追击，太平军屡遭挫败。到了清水镇一带，新附的捻众和降卒大批逃散，援军几乎失去原有的组织形态。曾立昌没有立即崩溃，而是重新收拢残部，趁清军连战疲惫，亲自率领一千多人发动突袭。
这次反击果然奏效，清军被打退。曾立昌随即主张扩大战果，趁势北上，争取与林凤祥会合。然而部下再次拒绝进军，南撤成为多数人的选择。曾立昌手中没有足够的忠勇之士，个人勇猛也无法替代完整的指挥体系。
1854年3月30日，援军退至丰县附近，遭胜保所部包围。黄河水位上涨，渡河更加困难。曾立昌只得再次带卫队断后，掩护残部涉水撤离。
“带人过河，别回头！”
这是他留给部下的最后命令。随后，曾立昌回马冲向清军，在枪炮夹击中负重伤，最终跃入黄河。许宗扬仅带一百余人逃回天京，七千五百名援军大部覆没。一个善于突击、能够连破坚城的将领，最终败在军队失去统一意志，而不是败在缺少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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